但是，这一切产生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是外在因素还是内在因素？在看完全片之后，更为主要的因素很明晰地就显现出来了，是恐惧，是马克对战争、感情以及自我的恐惧。他其实是一个自卑的人，他不信任自己，因此他会害怕一切强于他的人或事，害怕暂时的稳定会毁于一旦。或许在一开始，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亲人与一切给予他支持、温暖的人们，所以他将佩塔等人全部转入地下的军火生产基地，他是为了延续自己的民族。但是随着战事的进行、毁灭和结束，以及新战事的开始与继续，他迫于环境压力与自身的需求，他无法、也不可能自圆其说了，唯一能够保存自己、自己心爱的人和其他所有陷入他最初谎言之中的人的办法就是延续谎言，继续欺骗。
《地下》其实根本上是在讲述对于感情的一切责任和期待。期待爱人的感情、朋友的感情、祖国的感情、民族的感情，所有的感情都产生于内心的自责、胆怯、欺骗、逃避。荒诞是一种害怕的表现，是一种迷惑的情绪，是对生活与自我的嘲讽和旁观。因为只有旁观才能不参与，只要不参与就可以逃避，就可以永远生活在地下，不见天日，日日疯狂、放纵与欺骗自己。
影片从一开始就不间断地有管弦乐队跟随着，热烈又放纵、疯狂又干涩，似乎是永远流着眼泪大笑的表情在观众眼前展现，那些听着欢快的乐曲其实是对当时环境的无奈妥协。所有在战争中坚强生存与奋斗的人们，是必须需要一些精神力量来支撑他们的，也需要疯狂的喜怒无常来宣泄他们内心的真实需求。因为在战争的非常时期，一切都被扭曲了，连过去那些真挚的感情也被荒诞掩盖和冲毁了。
如果有一天，《地下》中的人们的信仰与感情的支点倒下了，人也就失去更多的理智和坚定了。就好像佩塔和儿子尤拉终于在一片混乱中逃出地下、来到地面上之后，发现他们之前努力为之奋斗的祖国已经不复存在，他们赖以信仰的铁托也已经逝去。佩塔自然变得偏激和自我，他疯狂、容易激动，甚至为了战争而战争。尤拉的死更加强了他疯癫的程度，因为尤拉之死的真正原因是由于自己的失误。他为了磨灭自己内心的谴责与不安，开始打击一切曾经欺骗过自己的人……佩塔比从前更加“爱恨分明”，耿直、倔强、不顾一切的性格也使他成为整个悲剧的最明晰的承受者。我相信，导演在拍摄《地下》的时候将那段可怕、沉重的历史用轻描淡写的语气铺盖过去，是希望无论经历过还是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都能够忘记伤痛，能够笑着原谅过去，不管你是否曾经有罪行或者错误，在最终的一切噩梦结束的时候，原谅与和平相处是最重要和最值得期待的东西。
在影片的末尾，所有在地下度过了15年的人们聚集在了一个天堂般的小岛上。虽然导演用所有人的“死”来结束了影片，但是“死”却成为地下所有人的最好结果与归属……在这个远离一切不幸和难过的小岛上，一切都结束了，死亡结束了一切争夺和欺骗，反而使人们面对面地变得真实可信。善与恶、同情与背叛，所有的一切都不见了，除了宁静和自由被保留了下来。
导演看似扭曲了历史、嘲讽了历史，其实却反而更真实地呈现了历史。在历史中，谁又能够分辨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呢？它们只是在那些真实的岁月中被遗落的记忆而已。
（佚名）
（库斯图里卡）这家伙，拍片有劲，有意思，我来不了。
——中国著名导演田壮壮
1954年11月24日，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萨拉热窝。这位天才式的导演，从高中时代起就开始频频地以他创作的影片赢得一些奖项了。在著名的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就读期间，他更是凭着自己创作的《格丽妮卡》一片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举办的学生电影节上获得大奖。毕业后的库斯图里卡踌躇满志地回到故乡，并很快推出了一部实验性很强的电影作品《新娘来了》。但是因为该片打破了本国传统的性爱禁忌，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并最终惨遭禁映。如果不是他的下一部根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德里奇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电影《拳打泰坦》在斯洛文尼亚国家电视节上夺得最佳导演奖，从而令他的事业又重新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机，真不知道这位天才导演的从影生涯又将发生怎样的改变了。
1981年，27岁的库斯图里卡用胶片拍摄了自己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剧情长片《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这部耗费了他巨大精力的影片也确实取得了一鸣惊人的可喜成绩，甚至还为他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处女作金狮奖这个在他的一生中都十分重要的奖项。从此以后，终于在国际影坛上崭露头角的库斯图里卡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地屡创佳绩，他的每一部新作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各大国际电影节上的夺标大热门。而且在世人看来，如果库斯图里卡的影片没有在国际电影节上有所斩获的话，那才是一件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
拍摄于1985年的影片《爸爸出差时》，使库斯图里卡第一次获得了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他在1989年推出的影片《流浪者之歌》又轻松地摘取了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这一桂冠。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1993年，他汇集众多美国著名演员摄制完成了新作《寻梦亚利桑纳》后，果然不出意料地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至于在稍后的1995年问世的这部《地下》（又译《没有天空的都市》），更是把库斯图里卡的艺术事业推向了最为辉煌的顶点。这部长达3个小时的史诗巨制不仅兼具了《爸爸出差时》的政治讽喻和《流浪者之歌》的荡气回肠，更描绘出了南斯拉夫从1941年到1995年所经历的那一段颇为曲折的历史变迁。正是凭借着这部经典之作，时值39岁的他又一次登上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宝座。也许如此辉煌耀眼的成绩以及众多至高荣誉的取得会让世人觉得库斯图里卡已经足够成为一位当之无愧的电影大师了，但正是在这样一种看似美好的成功错觉下，各种各样的专门针对他的批评也纷至沓来。作为一位长期旅居西方的东欧艺术家，库斯图里卡的处境本来就已经足够尴尬，可他偏偏又在这样的情况下推出了《地下》这样敢于公然讽刺铁托政权下的所谓革命者的影片，结果也就自然可想而知了。相当一部分的评论界人士出于政治因素上的敏感，对戛纳的这种评选结果表示出了强烈的抗议情绪，从他的故乡萨拉热窝传来的批判之声就更是异常尖锐，以致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还把他列为米洛舍维奇的同党，谴责他“在博爱、民主和反法西斯的名义下”骗取艺术界的赏识与嘉奖。在如此不堪忍受的重重压力之下，库斯图里卡不得不在灰心至极的情绪下对外宣称自己将不再拍摄任何影片。只是时隔3年的时间，对电影十分挚爱的库斯图里卡又重出江湖了，推出了他的新作《黑猫白猫》，并很快又以此片再次成为1998年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的得主。2004年创作完成的影片《生活是个奇迹》，也赢得了评论界和影迷们的一致好评。
任何一个看过《地下》这部影片的观众都不会忘记其中的一个细节，那就是在影片即将结束的时候，当那位在德国疯人院里被关押了几十年的伊万跑进地下隧道后，一辆经过的军车问他去哪儿，他的回答直截了当且毫不犹豫：“南斯拉夫。”当司机大笑着告诉他“地球上已经没有南斯拉夫了”并随后扬长而去后，镜头里只剩下伊万瞪着一双干涩的眼睛发呆的表情。此时此景，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影片的导演库斯图里卡本人的人生遭遇。在那样的一刻，所有的悲欢离合之情竟全部在一时间涌上心头，而对于这位历经磨难的电影大师来说，这样的情感流露应该会让每一个曾经怀疑或是指责过他的人都能从中感受到一丝丝的感伤与悲哀，这感伤不只属于库斯图里卡一个人，而这悲哀也不该由他一个人来独自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