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书里，傅雷敞开心灵，向孩子们传授为人的道理和生活准则，嬉笑怒骂都毫不隐瞒。从一封封信里，傅雷清澈的心灵、不泯的童心跃然纸上，我们仿佛是在听一个可爱的大孩子倾心长谈。傅雷用理解、用年轻而纯真的心、用这样一种平等的姿势消弭了父子间的“代沟”和距离，让父子之间的书信往来情意交融，形成共鸣和互动，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满腔期望润作细雨，“随风潜入夜”，滋养儿子的心田。
打开《傅雷家书》，就是走近一位父亲，聆听他“充满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诲”。不知道天下有多少曾经的子女、现在的子女和将来的子女受益于这个亲切而严厉的父亲！（吴锡平）
对于傅雷，今天的青年人可能很陌生，但对于上一代人来说，许多人是看着《傅雷家书》长大的，而且，傅雷让中国人认识了巴尔扎克、罗曼·罗兰，认识了约翰·克利斯朵夫、高老头，也认识了欧也妮·葛朗台。傅雷是我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杰出的文艺家，1908年4月7日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周浦镇渔潭乡西傅家宅（现上海市南汇县），取名“怒安”，是长辈受《孟子》“一怒而天下安”的启示而得，后改名为雷，是由远方表亲张愚石老人，从“大发雷霆之谓怒”而来。
傅雷4岁时，父亲蒙遭冤狱，一气而病，不久便撒手人寰。母亲为营救父亲四处奔走，以至于无暇照料孩子，傅雷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相继死去，只有他侥幸活下来。在寡母严教下，他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性格。他1919年就读于周浦镇小学二年级，主管傅雷所在班级的老师是极有名望的书法家，对傅雷影响很大。1921年，傅雷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念初中（现徐汇中学）。傅雷在此三年多主要学了法语，因为此校系教会学校，傅雷很反感，用激烈的言辞反对宗教，初中未能毕业就被学校开除。1924年，傅雷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就读高中，后来发生的五四运动使傅雷刚正、激进的心灵受到了激烈的冲击。他带头掀起了“大同风潮”，后被其母亲拉回了乡下。1926年秋天，傅雷改入上海持志大学，只读了一年就赴法国巴黎留学，当时年仅20岁。在巴黎期间傅雷曾与刘海粟、梁宗岱等创办了《华胥》杂志，出了两期，寄回国内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1931年秋傅雷与刘海粟夫妇结伴，返回离别四年的上海。期间正逢“九一八”事变，傅雷遂执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2年1月，傅雷与朱梅馥在上海结婚。1933年傅雷离校，致力于法国文学翻译工作。抗战胜利后，傅雷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时局风云、民生疾苦的政论文章和杂文。
傅雷是一部书，是一部蕴涵着热情、直爽、好学、才华的书。傅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文如其人，惟其有干干净净、不朽的人品，才有干干净净、不朽的文章。傅雷是文学翻译家，他的译作达34部之多，其中多是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名著。煌煌15卷《傅雷译文集》，洋洋五百余万言，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伟构。他的译笔“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文字如行云流水，朗朗上口，清丽可诵，堪称我国翻译的典范。
傅雷是美术批评家。1927年他自费赴法国留学，主攻西方艺术史，24岁就译出了《罗丹艺术论》这样不朽的名著。26岁的傅雷在“上海美专”讲课时，写出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这样的大作。他不单是分析了一些绘画、雕塑名作，更触及了哲学、文学、音乐、社会经济和历史背景等，其知识之渊博，议论之宏富，即使在今天，也足令美术史家效法。
傅雷是音乐鉴赏家，早在20岁的时候，他就受罗曼·罗兰的影响，热爱音乐。在《傅雷家书》里，人们可以领略到傅雷对音乐史上众多大师的精彩评论；在《贝多芬传》里，人们看到傅雷如何用自己的笔与贝多芬心灵相通，在与命运的搏斗中彼此呼应。
傅雷秉性耿直，容易得罪人，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结交真正志同道合的知己。傅雷生平知交有陈又新、洪永川、施蛰存、宋淇、黄苗子、林风眠等，这些友人，或是傅雷早年的同学，或是留法时期的良伴，或是其学成归国后相结识的知交，或是谈书论道、互相切磋的益友。傅雷与友相交一片赤诚，而他跟黄宾虹的忘年交，更成为文坛及艺坛上的一段佳话。傅雷当年独具慧眼，最早发现黄宾虹在艺术上的空前成就，于是为他开画展、写宣传稿、四处奔走，因此，黄宾虹将其视为生平一大知己，对之推心置腹、肝胆相照。
傅雷教子甚严，正如他在对己对人、对工作、对生活的各方面都要求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的精神一样，傅雷对待幼小的孩子也是十分严格的。他亲自编制教材，给孩子制定日课，并以身作则，亲自督促，严格执行。孩子在父亲的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只有当父亲出门的时候，才敢大声笑闹，恣情玩乐。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甚至因傅聪不爱吃青菜，专拣肉食，又不听父亲的警告，就罚他只吃白饭，不许吃菜。孩子学习语文，父亲却只准他使用铅笔、蘸水钢笔和毛笔，不许用当时在小学生中已经流行的自来水金笔。
20世纪40年代初，傅聪刚及学龄。在四周被日本侵略军包围的上海，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罪恶的毒氛。傅雷不让儿子去上外间的小学，甚至也反对孩子去街头游玩。他把孩子关在家里，而且发现有成为音乐工作者的素质。于是，他亲自担当起教育的责任，并在最基础的文化教育中，环绕着音乐教育这个中心。
1954年，傅聪去波兰接受那里的专家指导，准备参加1955年二三月间举行的“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傅聪走后的第二天，傅雷便开始给儿子写信，直到1966年傅雷夫妻离开人间，他们父子之间鸿雁不绝，这些信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傅雷家书》。1966年8月，傅雷开始受到“文革”的冲击，因不堪受辱，于1966年9月3日与夫人朱梅馥双双含冤自尽。傅雷虽然已经逝去30多年了，但他的气节仍然使我们缅怀。
傅雷不光有着极深的学问，他的为文之道和教子之道，更对今人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应该说，傅雷的长子傅聪之所以能成为享誉世界的钢琴家，便得益于傅雷的谆谆家教。作为一位卓越的艺术家，傅雷在立艺和立德的关系上，有着极深的见地。他一贯认为“先是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因此，在傅雷看来，自己的心田绝不能蒙上丝毫的尘俗和污染。傅雷最为看重的是三种素质，即：不为物役，不为人使；甘于寂寞，不求身外之名；要有自我批评和善于批评的博大胸怀。纵观傅雷的一生，无论是旅欧的求学生涯，还是在整风运动和“文革”中遭遇不白之冤，他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自己做人的原则。傅雷在人格和文格上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其译作和书信成为中国文学史的辉煌一页，其为人处世亦受到后人的景仰与赞叹。
有这样一位智者，他将人生问题上的一切真知灼见直接发自内心，又诉诸读者的真情实感，其文字的魅力能让读过的人沉迷不已，继而引发深深的思考。他的名字叫周国平，他的每一部著作都能在学术之外形成极大的反响。《人与永恒》是周国平的一部随感录，这部书贯穿着对人生重大问题的严肃思考和对现代人精神生活的密切关注，而更有价值的是其中向人们宣讲着许许多多为人处世的真谛。该书自出版以来，长销不衰，在读者中产生了较为持久和深入的影响。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薄薄的一册，却影响深远。傅雷先生在书中没有大量列举各派与作品，而仅仅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加以评述；除了评介作品的特色与美术家的身世外，也提到一些由艺术实践引起的美学方面的疑难问题，并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全书评述委曲精微、娓娓动听，实为艺术史著作中一部难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