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温公家范》对于家庭中各种成员，包括有各种亲属关系的人，甚至连乳母、保姆也包括其中，对他们的待人接物、立身行事都作了简要明确的规定，指出其各自依照所处的地位和具有的身份，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怎样做。虽多属治家之事，但仍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司马光对于处世之道，有总的原则，也有具体的要求。
其总的原则是一个“忍”字。司马光摘引史传说，郓州寿张有个张公艺，九世同居。唐高宗封泰山时幸其宅，问所以能睦族之道。张公艺请纸笔以对，写下了100多个“忍”字，用来表明自己的意思。他认为家族所以不协，由于尊长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礼节或有背，彼此责备埋怨，于是发生争执，产生隔阂，“苟能相与忍之，则常睦雍矣”。老一辈须忍，晚辈也须忍，相互能忍，则会减少许多摩擦，人际关系则会和谐起来。
“忍”的目的在于求得家族的和睦团结，兴旺发达，代代相继，永嗣不绝。吐谷浑河豺令子折一箭与折十九箭相比，说明“单者易折，众人者难摧，戮力同心，然后社稷可固”的道理。司马光引用这个故事，告诉世人戎狄犹知宗族相保以为强，华夏则更应如此。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类构成的最基本的组织，要处理好社会关系，首先要处理好家庭关系，进而处理好宗族关系。司马光认为一个人与家庭、宗族如同枝叶附于根干，手足系于身首。首先，要使人们如父子兄弟之亲，人们知道爱其父，就知道爱其兄弟；知道爱其祖，就知道爱其宗族。扩而大之，由爱亲爱家扩展为爱他人、爱宗族、爱百姓、爱民族、爱国家。反过来说，“爱亲者，所以爱其身也；爱民者，所以爱其亲也。”因而自古以来，圣贤没有不先亲其九族，然后能施及他人者也。
对于每一个家庭成员，司马光提出的处世要求是相当具体的，内容也相当细致，如要求人为祖者，要努力教育后代，不要只考虑给后人留下丰厚的财产，使其思累世用之，莫能尽也。司马光认为有能力的后代，不需凭借祖产，就会自己创下一份产业；而不肖的子孙，即使祖业再富有，也会被毁坏于一旦，祖业往往成为其变坏的一个因素。因此他主张留给子孙的是德是礼是廉是俭。
司马光在《家范》中对子孙辈的首要要求是孝。他指出子孙不孝有五种表现：“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戳”；“好勇斗狠，危父母”。这“五不孝”虽是针对子孙对待父母而言，但若是放在社会上，这些懒惰、酗酒、赌博、贪财、自私、放纵耳目之欲、好勇斗狠等行为，也实属干扰社会、败坏道德之劣行。如果能摒弃这些劣行，那他不但是家庭中的孝子，也是社会上的良民。
司马光还认为，子孙孝父母，首先要做到敬。他引用孔子的话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仅仅赡养父母，这是连动物都做得到的，重要的在于敬重，“冬温夏清，晨昏定省”，照顾周全，听从父母的教诲，注意自己的名声，在精神上给父母以安慰。
司马光还提倡“孝而不失规劝”。他认为子女规劝父母，是为了补救父母的过失，父母的话是对的，子女不听从是不孝；父母的话不对，子女却听命顺从，这是把父母推到罪恶中去。这种子女不过是不相干的路人罢了。这种对待孝的态度，是对“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陈腐观念的大胆突破，比起“子孙受长上诃责，但当俯首默受，毋得分理”的愚忠愚孝来，不知开明了多少。（佚名）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
司马光的先辈和堂兄六七人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多是好学之士，爱好诗文，其家族世代书香，“笃学力行”，是一个具有文化传统和学问素养的文明家族。他自小就受到了很好的熏陶。司马光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贵胄之家和书香门第，又是在品行端方、为官清廉、很有素养的父亲严格培育下成长起来的。
司马光6岁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读书，还常常讲些少年有为、勤奋好学的人的事迹来鼓励他努力上进，使他逐渐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开始读书时，他不懂书中的意思，记得不快，往往同伴都背熟了，他还不会，于是他便加倍努力，不参加游戏活动，独自苦读，直到烂熟为止。他懂得时间的宝贵，不贪睡眠，用一截圆木做枕，称为“警枕”。每天晚上，“警枕”一滚动，他便立刻起来，开始读书。他7岁时开始学习《左氏春秋》，由于他勤于思考，很早就表现出自己的聪明和才华。
宋仁宗宝元初年，年仅20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可谓功成名就。然而，他却不以此自满自傲，而是不图虚名，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
庆历五年（1045年），27岁的司马光被调到京城做官，改授为大理寺评事，补国子监直讲，不久又迁任大理寺丞，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由他父亲生前好友、当时任宰相的庞籍推荐担任了馆阁校勘并同知太常寺礼院。馆阁校勘是负责编校图书典籍工作的职务，这对爱好经史的司马光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职务，为他借阅朝廷秘阁藏书提供了方便，对于他研究经史十分有利。在这期间，他写了《古文孝经指解》，并约同馆阁僚友集体上疏请求把荀子和扬子的书加以考订印行，不致使先贤之经典湮没不传。在同知太常寺礼院的职事中，他对于维护封建礼法制度也很认真负责。
皇祐五年（1053年），司马光又在庞籍的推荐下迁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他从此担任了史官的职务。在此期间，他更专心致志地研究史学，探求先贤治国之道，联系当时政治实际取得了很大成果。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以后，他与当时很有名的官僚学者欧阳修、王安石等人有了很好的友谊，他们之间志趣相投，使司马光在学术和政治生活中得到很多教益。这时由于多次举荐他的庞籍失去相位，出任郓州（今山东东平县）知州，司马光也被调离朝廷，做了庞籍的助手，出任郓州学典，再升任该州通判。第二年冬，他又随庞籍去并州（今太原市）任通判。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参与政事，力图拯救国家。他秉性刚直，在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而在举荐贤人、斥责奸人的斗争中，他也敢触犯龙颜、宁死直谏，当庭与皇上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仁宗得病之初，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因为怕提起继位的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的皇上的忌讳，群臣都缄口不言。司马光此前在并州任通判时就三次上奏提及此事，后又当面跟仁宗说起。仁宗没有责罚他，但还是迟迟不下诏书。司马光则又一次上书说：“我从前上呈给您的建议，马上应实行，现在寂无声息，不见动静，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那些小人们都没远见，只想在匆忙的时候，拥立一个和他们关系好的王子当继承人，像‘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这样大权旁落的灾祸，真是说都说不完。”仁宗看完之后大为感动，不久就立赵曙为皇子。
英宗赵曙是宋太宗的曾孙濮王赵允让之子，并非仁宗的亲生儿子。司马光料到他继位后，一定会追封他的亲生父母。后来英宗果然下令让大臣们讨论应该给他的生父什么样的礼遇，但谁也不敢发言。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濮王应按照成例，称为皇伯。”这一意见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同。御史台的六个人据理力争，都被罢官。司马光为他们求情，没有得到恩准，于是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官。司马光在他的从政生涯中，一直坚持这种原则，被称为“社稷之臣”。后来继位的宋神宗因此感慨地说：“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司马光的治国主张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他曾说修心有三条要旨：仁义、明智、武略；治国也有三要旨：善于用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司马光的这一主张很完备，在当时有一定积极意义。
司马光历来朴素节俭，不喜欢奢侈浮华的东西。考中进士后，皇上赏赐喜宴，在宴席上只有他一人不戴红花，同伴们对他说：“这是圣上赏赐的，不能违背君命。”这时他才插上一枝花。据说，司马光的妻子死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些钱，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此外，司马光对双亲特别孝顺。他被任命为奉礼郎时，他的父亲在杭州做官，他便请命要求改任苏州判官，以便离父亲近些，可以奉养双亲。
著史也是司马光从政治国的一种方式。1071年，王安石为相，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请求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这个闲差，退居洛阳，专门研究历史，希望通过编写史著，从历史的兴衰成败中提取治国的经验。他主编的《资治通鉴》同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学史上的两颗明珠，至今仍为世人所推崇。《资治通鉴》著述的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清代学者王鸣成评论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司马光一生著述很多，除《资治通鉴》外，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6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司马光对于朝廷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到哲宗即位、太皇太后临政时，司马光已是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的四朝元老，颇具威望。两宫太后听任司马光行事。当时司马光功高盖主，权重无边，连辽国、西夏派来的使者也必定要询问司马光的身体起居，他们的国君对戍守边境的将官说：“大宋用司马光做宰相，你们轻易不要惹出事非，使边境出问题。”
他带病处理各种事务，不分昼夜地工作。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逝世，终年68岁。太皇太后听到消息后，和哲宗亲自去吊唁，追赠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赐碑“忠清粹德”。当时，“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则更是“天下皆是，家家挂像，饭食必祝”。一个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期间的历史。全书选材广泛，除了有依据的正史外，还采用了野史杂书320多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非常严格，内容比较翔实可信，历来为历史学家所推崇。《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也代代相沿，使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通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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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是南宋时期杰出的爱国诗人，以爱国思想和卓越的诗篇闻于古今，他的《放翁家训》是其于乾道四年（1168年）写成，用来告诫子孙后代的。陆游在书中所提倡的处世之道，虽多为日常生活，且多为琐事，但都是人们应戒之、慎思之的，其中的许多内容至今仍可视为金玉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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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期的吕本中的《官箴》是千百年官场文化思考者思想的薪传、经验的积淀。该书仅一卷，词简义精，每一则都堪称空前绝后，是真正的传世绝学。书中总括了当官之法的三字诀：“清、慎、勤”，被后世学人士大夫誉为“千古不可易”，影响深远，并广为后学官箴援引。《官箴》虽是为规诫官员们而写的，讲的却是关于为官处世的要求，但其中的许多处世之道对一般人也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