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昭侯一听，脸立即沉了下来。他把典冠找来，问道：“是你给我盖的衣服吗？”典冠说：“是的。”韩昭侯又问：“衣服是从哪儿拿来的？”典冠回答说：“从典衣那里取来的。”韩昭侯又派人把典衣找来，问道：“衣服是你给他的吗？”典衣回答说：“是的。”韩昭侯严厉地批评典衣和典冠道：“你们两人今天都犯了大错，知道吗？”典冠、典衣两个人面面相觑，还没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韩昭侯指着他们说：“典冠你不是寡人身边的侍从，你为何擅自离开岗位来干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事呢？而典衣你作为掌管衣物的官员，怎么能随便利用职权将衣服给别人呢？你这种行为是明显的失职。今天，你们一个越权，一个失职，如果大家都像你们这样随心所欲，各行其是，整个朝廷不是乱了套吗？因此，必须重罚你们，让你们接受教训，也好让大家都引以为戒。”
这就是韩昭侯的赏罚之道，当赏则赏，当罚则罚，不被一时的感情所左右，惜赏的道理在于虽然领导者手中握有很多资源，可以游刃有余地安排下属的奖赏，但是也决不可以随随便便，一定要做到事出有因，赏罚得当，大功大赏，小功小赏，无功不赏，从而造就一种积极健康的行为导向，来引导众人的行为。而对典冠、典衣的惩罚则是告诉他们各人有其权责，不能越权或者失职。
控制之道不仅在于赏还在于罚，赏罚严明才能造就一支过硬的队伍，不至于乱了阵脚。
相权强弱演变与现代企业人事管理
封建专制政体的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型，皇帝便处于金字塔的塔尖，由他支配权力并操纵权力的运转。但是，作为个体，皇帝的能力、精力、时间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依赖某一群体或某几个群体，委托他们共同治理国事，共同组成权力中心。
君主专制政体下的相权强弱变奏曲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经历了初创、确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这对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程来看，战国时萌芽，秦朝时创立，西汉时得到巩固，隋唐时完善，北宋时加强，元朝时发展，明清时得到进一步强化。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其趋势之一就是不断调整，改革中央行政机构，削弱相权，加强皇权。
秦朝统一全国后，为了巩固对全国的统治，确立了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制度。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文武百官都要对皇帝负责。丞相是最高的行政长官，掌握一切行政权力。《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也就是说丞相的职责是按照皇帝的旨意，协助皇帝管理国家的政务。秦相权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有得一比。
汉依秦制。西汉前期，实行丞相开府的个人领导制，丞相可以开府自辟僚属独立行使各项权力，包括选用朝廷和地方官吏，统辖百官，主管郡国上计考课，自行诛罚予夺，总领百官朝议奏事，封驳谏议等，可以自行惩办千石左右的太中大夫等中级官员，对内史之类的二千石大臣，也可以先斩后请。从突出个人领导作用的三公制到隋唐的三省制，逐渐建立起宰相的集体领导制度，集体领导制中的每位宰相，权势都不如个人开府负责时期的宰相。后来，汉武帝改革官制时，组建了内朝，加强了皇权，于是形成了内朝和外朝。汉武帝以后，丞相权力下降，真正行使相权的是大将军大司马领尚书事。
隋文帝综合汉魏以来的官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三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唐太宗时进一步明确划分三省的职权。中书省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政令，如有不可行的应驳回。尚书省负责执行国家的重要政令，“事无不总”，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三省的分工使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三省的长官大都品级较低，这就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
宋代开国帝王，深刻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做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选择，将士大夫群体作为惟一可信赖依托的对象。这种治国方针，固定为“祖宗家法”，为历朝皇帝所遵循。宋太宗对宰相李昉等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一大批出身贫寒、门第卑微的知识分子能够进入领导核心阶层，出将入相，真正肩负起“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完全依靠朝廷的大力提拔，因此他们对宋王室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即使仕途屡遭挫折，也此心不变。宋代宰相时而自称“措大”，即一介穷书生，这是他们对自己身份的一种体认。宰相所体现出来的权威和权势，就是皇帝的权威和权势的反映。赵普三度入相，且独相近十年，不可谓不显赫，然他深自警惕，告诫其子弟说：“吾本书生，偶遇昌运，受宠逾分，固当以身许国，私家之事，吾无预焉。”（《长编》卷29）
宋代相权虽重，却完全操纵在皇室手中。宋代从来没有皇帝被摒弃、其他政治势力成为国家主导力量的政变事件发生，维系、支撑宋王朝的主要政治力量就是以宰相为代表的士大夫势力。
综观唐宋两代相权的演变发展，就能发现这样一种有趣的历史现象：唐朝的相权是随着唐王朝国家势力的衰败而削弱，相权的强弱与国力成正比；宋朝的相权则是随着宋王朝国家势力的衰败而膨胀，相权的强弱与国力成反比。唐朝地方政治、军事势力跋扈，中央又存在着多种政治势力，各具千秋，如后妃、外戚、宦官、宗室等。在国家体制运转正常的情况下，唐代宰相集体还能够发挥比较正常的作用，随着唐王朝的逐步崩溃，国家对各种政治势力的约束越来越小，相权也随之萎缩，相权完全依赖于皇权。宋代则汲取唐王朝的经验教训，抑制地方和中央的其他政治势力，以宰相为代表的士大夫势力一枝独秀。这样的权力体现模式，又带来另一种现象，即相权能够脱离皇权独立运作，相权对皇权的离心力越来越强。对相权的抑制主要倚赖赵宋帝王和正常的朝纲制度，随着朝纲的破坏和国家势力的衰弱，对相权的约束力也越来越微弱，宋代相权自然走向恶性膨胀，北宋末年和南宋的相权演变史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宰相制度无论怎样调整，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都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所以从元朝开始，宰相制度便进入衰亡期。元世祖为加强中央集权，健全统治机构，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中书省上承天子、下总百司，为最高行政机关，行使宰相职权。
明朝时，明太祖则废除了丞相制度，把中央行政权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各设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皇帝的权力空前加强。至此，长期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宰相制度被废除了，明清五百多年来推行的是无宰相的君主专制体制。
清初官制，大体承明之制，只是对明朝官制中突出的弊端稍加以改革。直到雍正、乾隆时，才逐步调整，从而稳定下来。清朝中央机构设内阁、置六部、都察院及各卿寺，但还保留着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凌驾于内阁、六部之上。凡军国大事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皇权受到了限制。康熙帝时设南书房，把中枢权力一分为三：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互相制约，最后集权于皇帝手中。雍正帝时设军机处，由皇帝挑选亲信的满汉官员充任军机大臣。军国大事全凭皇帝裁决，军机大臣只是跪受笔录，然后负责传达给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员去执行。这样地方军政首脑实际上也直接听从皇帝指挥。议政王大臣会议名存实亡，到乾隆帝时撤消。至此，历史上宰相制度的影响彻底消除了。军机处的设置，标志着我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了顶峰。
“相权过强”就会引起猜忌
作为百官之长，宰相是官僚集团和士大夫的领袖，处于官僚组织的顶端，是皇帝之下权力最大、地位最尊的职务，又加上位居皇帝的“卧榻之侧”，比较接近皇权，地位十分特殊。在君臣关系本就十分微妙的情况下，宰相的这种特殊地位和身分更容易遭到皇帝的猜忌，引起和君权的冲突摩擦。因此，在君臣矛盾关系中，宰相处于首当其冲的特殊地位。另外，以宰相为代表的官僚组织必然会在运行中发出某种不受君主意志所左右、自行其是的“自主性”倾向，使官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异化于君主意志、相对独立的力量。这是君权与相权冲突的最主要的体制性根源。因此，强化皇权，削弱相权就成了封建专制统治下一种必然现象，以致最后取消了丞相制度。
同样的，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一把手”和“二把手”相互猜忌的现象也经常出现。黄宏生与陆强华、郑俊怀与牛根生、李东生与万明坚……企业内部的“君主”与“大将”之争，大伤企业元气。权力过大以致“功高震主”不仅是职业经理人或者“二把手”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老板或者是“一把手”面临的重要问题，处理不好，就会造成严重后果，黄宏生与陆强华对簿公堂，牛根生自立门户，反而成为伊利的主要竞争对手，都是血淋淋的例子。
TCL集团高级战略规划经理李伟先生认为，权力过大遭受猜忌和“功高震主”虽然反映的是一种现象，但实际上它揭示的是一个过程。我们所看到的绝大多数“功高”案例，在其企业创业初期，都表现出企业“一把手”和“二把手”之间的协同合作、同舟共济。为什么到后来，“二把手”做出超人业绩后，却出现主仆反目的现象？他认为主要是当事人双方的心态发生了微妙变化。首先，“二把手”在事业成功后，受各种外界因素影响，自信心开始膨胀，居功自傲的心理产生；其次，“一把手”对“二把手”事业成功前后的表现特别敏感，“二把手”成功后的一些不当的言谈举止极易引起“一把手”的猜疑和不满，导致双方产生隔阂。最后，中国企业“诸侯文化”色彩比较浓厚，随着“二把手”的事业成功和势力增强，“一把手”和“二把手”各自的利益团体之间各不买账现象也会逐步增多，从客观上加剧了“一把手”和“二把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不论何种机制企业的领导者，也都只是普通人，有自己的自尊和“劣根性”，更有领导级的“人性恐惧”。职业经理人或者是“二把手”要清醒地洞悉这点，即使本事再大，只要你不是领导，那么对职场生存艺术的钻研依然是你必补的一课。
“一把手”如何摆平和“二把手”之间的关系
“二把手”是“一把手”的助手，是协助“一把手”考虑全盘工作而又负责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具体工作实施的领导者。“二把手”处于重要、特殊而复杂的地位。它既受制于人，又制于人；既被动，又主动；既是执行者，又是领导者。“一把手”拥有得力助手，路程等于走完了一半。
另外，“二把手”又是“一把手”行使权力的主要对象。因此，公正、民主、平等、信任地处理与“二把手”的关系，对搞好领导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实现这一要求，“一把手”必须讲究对“二把手”的平衡艺术、引力艺术和弹性控制艺术。
1.平衡艺术。就是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与“二把手”的和谐平衡关系，实现心理的可接受性和利益的相容性，达到行为的一致性。
2.引力艺术。就是“一把手”要缩小自己与“二把手”的距离，使之紧密地团结在自己周围一道工作的过程，简单说，“一把手”应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上下级之间在目标、情感、心理、态度、利益等方面一致起来，这样的领导才有威望。
3.弹性控制艺术。就是“一把手”通过具有一定弹性空间或弹性范围的标准检查，控制被领导者行为的过程。实现弹性控制既能使“二把手”感到充分的自由，又能约束以必要的“法度”。所以，弹性控制是“一把手”行使权力的一门重要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