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的掌控者从来都不会把权力集中在自己一个人手上，学会分权、学会制衡才是当权之道，只知道把权力牢牢把在自己手上的，充其量不过是个官迷者罢了。分权制衡之道的前提也是宽广的胸襟和气度，否则像赵匡胤那样看见自己结拜兄弟手里掌点兵权都会睡不着觉的人，也就只能偏安一隅，想大展手脚那是没什么指望的了。
明清时代——封建统治权力控制的巅峰
明清时代封建专制集权统治极度膨胀，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专制集权体制在维护国家统一、恢复发展封建经济方面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又在镇压人民、钳制思想、影响科学技术发展、遏制资本主义萌芽成长、阻碍社会变革等方面带来严重恶果。
特务机构：朱明王朝成于斯，败于斯
特务组织权力最重、为祸最烈的无疑是在明朝。始作俑者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监视、侦查、镇压官吏的不法行为，朱元璋先后任用亲信文武官员来充当“检校”，其职责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发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洪武15年初设锦衣卫专掌缉捕、刑狱和侍卫之事。直接隶属于皇帝。晚年的朱元璋为了把权力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甚至废除了锦衣卫。
卫之后就是厂，明成祖时期为了清除建文帝余党和体察民情，一方面恢复和加强锦衣卫制度，另一方面是在永乐十八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由宦官提督担任。其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可以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就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从而为日后宦官干政埋下了伏笔。明宪宗成化年间为加强特务组织又于成化十三年设立西缉事厂简称西厂，由大太监汪直管理厂事，其势力远远地超越了东厂。汪直以西厂为据点勾结一些朝廷官员结党营私、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威慑朝野。西厂特务侦缉各地引起全朝野的强烈的反对，后被迫撤消。明武宗正德年间大太监刘瑾祸国殃民又恢复了西厂。刘瑾倒台后西厂再次被撤消。刘瑾专权时期乃设大内办事厂简称大内行厂或内厂。由其亲自统率，比东厂、西厂为祸更烈。在正德以前厂卫分立，更迭用事。但此时的东厂首领为丘聚、西厂首领为谷大用，锦衣卫指挥使为石文义，皆是刘瑾的私党。以至于厂卫合势特务满天下，并创立重刑，使得官吏军民如谈虎变色，老百姓视宦官为豺狼虎豹。明正德五年，刘瑾以谋反罪被消灭后，西厂和内厂也一并被撤消。天启年间，明熹宗又任由魏忠贤肆意妄为，明朝的政治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直到崇祯皇帝继位才把魏忠贤发配，但是锦衣卫和东厂依旧存在。一直到1644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东厂和锦衣卫的危害才停止。
当初太祖和成祖设厂卫制度，原本意是——国家创建伊始，敌人的奸细和内部的不安定分子众多，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特务制度对官吏军民进行侦察，一旦发现蠢蠢欲动者，无须繁琐手续，可快速处理。这套制度，在明建朝初期的胡惟庸和蓝玉两起大案中，发挥了极好效果。借助锦衣卫之手，明太祖诛除了当时国家的最后一点不稳定因素，而明成祖借助厂卫之手，肃清了自己政敌的残余势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并用厂卫以体察民情。然而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支真正掌握在皇帝自己手中的力量最后导致了整个明朝的灭亡。
明朝崇祯年间的进士夏允彝《幸存者》记载：余见一术士徐姓者，五人共饮于逆旅，忽一人倡言忠贤之恶，不久当败。余四人或默或骇，讽以慎言。此人大言：“忠贤虽横，必不能将我剥皮，我何畏？”至夜半熟睡，忽有人推门而入，以火照其面，即擒去，旋拘四人，并入内地，间所擒之人，手足咸钉门板上，忠贤语四人曰：“此人谓不能剥其皮，今欲姑试之。”即命取沥青浇其遍体，用锥敲之，未及，举体皆脱，其皮壳俨若一人，四人骇欲死。忠贤每人赏五金压惊，纵之出。
就是这样的特务制度使天下间人人自危，任谁处在这样的气氛下都会觉得无法呼吸。自然，谁都会乐于见到这样一种制度分崩离析，明朝就像是被毒藤缠住的大树，人们为了除掉厂卫这一棵毒藤，已经不在乎是否要砍掉被毒藤缠绕的大树了。
西方有个评论家说过，当首脑的首要条件是做个好屠夫，如自己做不成好屠夫，也要身边有能成为好屠夫的人。明朝的皇帝大多可以算得上是屠夫，厂卫就是这屠夫手中的屠刀，但是当这把屠刀有了自己的意识的时候，就有些大事不妙了。说起来，掌握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力量是每个统治者的愿望。在厂卫制度创立之初，厂卫制度的确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厂卫制度已经变成了是皇帝本人与官员贵族阶级争权夺利的工具。统治者的有意放纵加上宦官的肆意妄为使得这种制度变成了一个曾经辉煌的王朝的真正埋葬者。到了后来，厂卫已经完全被环管所控制，恶犬可以伤人，可以看家护院，但是当恶犬开始咬起自家主人来的时候，这恶犬就不得不杀了。明朝皇帝就是这恶犬的主人，但是可悲的是当恶犬开始反咬主人一口的时候，主人还毫无所觉。这样的主人也是病入膏肓，离死不远了。获得了政权的朱明王朝统治者像是手中紧紧的握着一把沙子的孩子，生怕这把沙子从手中滑落，就将手越握越紧，但是就是这样，正好把沙子从手中挤了出去。由此看来，控制力并不是越加紧效果就会越好，虽说“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但是手握的太紧会把鸟活活捂死，还不如让这鸟在树林里轻快的鸣叫。当然最好的结果是手握得宽严适当，这样鸟在手中依旧可以轻松的鸣叫。
作为一个领导者，不管你最初创设一种制度或者任用一个人出于多好的目的，就像是不管多么精美的食物都会腐烂变质一样，任何制度都有可能被时间或者继任者所扭曲，曲解。所以除非你能赋予你的产物以自我修正的能力，否则就请在创设和任用之前为百年计，一定要考虑“平衡”二字，只有各种力量能够长期稳定地相互制衡，才能使得一种制度一个集体能够长存于世而不成为昙花一现者。
清密折奏事：“风闻言事”的极端化
密折奏事制度肇始于顺治，推行于康熙，而大盛于雍正。原来上折奏事的制度是朝廷有一个“通政使司”机关，凡是京官奏本、地方官的本章、题本全要先交到通政使司，经过审阅后再另行转呈。而密折奏事顾名思义，就是折子不走正常的渠道上达天庭，径直报皇帝亲拆御览，皇帝有什么指示意见，随手用朱笔批于折后，然后再密封发还给原奏人，所有内容除君臣二人外界不得而知。这种制度在最初的时候仅限皇帝亲信的大臣，只有这些人才能享有这样的殊荣。但是到了雍正年间，这种制度已经是“咸与维新”了。
从这一对父子对于密折奏事的态度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终康熙一朝密奏者只有百余人。而雍正朝却多达一千一百多名，逐步扩大到各省督抚、藩、臬、提、镇等。何等官职才有资格密奏，谁也说不清。与其说依品级，不如说视与皇帝的关系而定。到了雍正后期，甚至连知府、同知副将等一些微职也可特许准奏。从康熙朝的奏折看来，所奏之事内容主要是涉及各地粮价、雨水、收成、民间舆论、官员的清廉和贪污。可见康熙皇帝所最为关心的是老百姓的经济生活，以及各级官吏的清贪与否。当然各地的造反和叛乱也是他所更为注意的。雍正皇帝时期明确规定了科道等官员（中等官员）每天一人以秘密奏折轮流奏事，事无大小都可照实禀报。即使没有什么可说的也要具体说明白了为什么没有事项可奏。雍正皇帝强化了风闻奏事的制度。允许官员风闻奏事，就是说可以在没有充足证据，或者只是道听途说的情况下就可以奏告皇帝知道。这无疑是方便了皇帝的耳目，但是也同时存在着很大的弊端。风闻奏事给捕风捉影者大开方便之门，一些官员莫名其妙地被查抄入狱，既不知道是谁告发他的又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入狱，很是造成了一大批的冤假错案。后来因为所带来的弊端太大，风闻奏事制度就被废止了。
当然雍正对于密折奏事如此热衷是有其原因的。一是精力过人，在这一点上，雍正几乎可媲美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普天之下无事不想过问和插手。在这种雄主的手下，官员可别指望有什么隐私，妻妾争风的家丑也许不过夜就被雍正知道了。正因其精力过人，所以一天批十几封奏折，这对于别的君主也许视为畏途之事，雍正做起来却有滋有味；二是多疑忌刻，独裁君主都讲求“乾纲独断”，最忌官僚植党，何况是自认为天纵之圣的雍正？而这类实质为“小报告”的密折正是防范臣下欺蒙的利器。
但是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康熙和雍正身后的评价，康熙被称为康熙大帝无可厚非，但是到了雍正这里大帝的大字就不知道被抛到哪里去了。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管你该管的事情，你不该管的事情管得再好，别人也不会因此而对你发自真心的大加褒奖。管理和控制不是让你的下属畏惧你，而是要让你的下属崇拜你、服从你。在这一点上康熙是雍正当之无愧的老子。
可换一种角度来看，雍正作为一代明主在密折奏事这一点上并不是一无是处。一是雍正在拉拢臣子手法上的无微不至、无所不至，让我们来看一看密折上的两条批复：“凡请外用大臣陛辞，朕不忍别，至于落泪者，惟卿一人耳”，“好生养着，不知你吃酒否？若饮可戒之！”专制王朝，“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捧读这样深情款款的上谕，做臣子的哪有不感激涕零誓死效忠的？二是雍正是玩“平衡术”的大师。密折奏事之权并不是所有臣子都能享有的，也不依官员的品阶高低而定，被皇帝所宠信才是必要条件，因此一个衙门里的最高长官也许不能直接给皇帝打小报告，而其下僚却往往能密折上奏。这种设计的好处就是让所有臣子彼此猜忌互相监视，你牵制我我牵制你，即使是封疆大吏，也不敢专权擅权，他们为保住禄位，惟一能做的就是对皇帝个人效忠到底。（《文汇报》，黄波，《雍正的密折：“随心所欲”的治国术》）
作为一个领导者，想要管理好你的下属，方法很多，就拿康熙和雍正这一对父子来说采取的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康熙学识渊博，就是与当时汉族的第一流学者相比也是不遑多让。他对于下属多是一方面以权力加以压制，另一方面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学识加以折服。而雍正则是精力过人，但生性忌刻，对臣子往往是竭力探其阴私以求加以完全而彻底的控制。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述及：官僚王云锦元旦在家里与亲朋好友打叶子牌，不知怎么丢了一张。第二天上朝，雍正询问他新年假期做了些什么。他从实回奏，雍正点头称是，说他细事不欺君，不愧为状元郎，随手从袖中把那张丢失的叶子牌掏了出来。王云锦惊骇有加五体投地。这样的说法近乎演义，不实的成分很多，但是雍正用耳目以获取真实情况却是事实。雍正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原监察御史谢世济和伯爵钦拜就大声疾呼取消密折制，他们声泪俱下历数密报的弊端：“小人多以此说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
两相比较，自然是高下立判。雍正的控制法像是西药，迅速有效可是副作用很大，康熙的控制方法像是中药，虽然见效慢却副作用小而且一劳永逸。
作为一个领导者，只要注意度的把握，注意分辨真伪，也是可以起到良好的控制作用。但是这种方法一旦使用不当造成的结果可能就是整个团体的分崩离析。所以，作为一个领导者要尽量加强自我修养，做到以诚待人，以德服人，不要轻易尝试玩弄权术，否则结果很可能是玩火自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