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的谈判从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具体实质性问题进行了22轮会谈。会谈一开始，英方试图以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来换取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的所谓“治权”，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方面的拒绝。为此，直到第四轮，谈判仍毫无进展。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访华的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指出，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他劝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1984年9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政策的局面。10月英国首相来信提出，双方可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永久性安排。这样，到第五、第六轮会谈时，英方才确认不再坚持英国对香港的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至此，中英会谈的主要障碍开始排除。
从第七轮谈判开始；谈判纳入了以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为基础进行讨论的轨道。虽然英方明确承诺过不再提出任何与中国主权相冲突的建议，但实际上在谈判中仍通过提交工作文件的方式，提出了许多企图于1997年后在香港最大限度地保留英国影响和使香港脱离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成为某种独立或半独立“政治实体”的建议。例如，英方一再以“最大限度的自治”来修改中方主张的“高度自治”的内涵，反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政府；一再要求中方承诺不在香港驻军，企图限制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要求在香港派驻不同于其他国家驻港总领事性质的“英国专员”代表机构，试图把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变成一个英联邦成员或准英联邦成员：英方还提出持有香港身份证的海外官员可以担任“公务员系统中直至最高层官员”，并要求中方承诺在1997年后原封不动地继承香港政府的机构，以及过渡时期英方可能做出的改变等。很明显这些主张是直接抵触中国主权原则的，中方当然坚决反对。
从1984年4月第十二轮会谈以后，双方转入讨论过渡时期香港的安排和有关政权交接的事项。结果在是否在香港设立联合机构的问题上，英方又坚决加以反对。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这一年的4月和7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两次应邀来北京访问，中国领导人同他会晤，对谈判起了很大作用。经过反复讨论，双方最后商定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该小组是联络机构而不是权力机构。它的职责是就中英联合声明的实施进行磋商；讨论与1997年政权顺利交接有关的事宜：就双方商定的事项交换情况并进行磋商。在最后三轮的会谈中，双方就国籍、民航、土地等几个政策性和技术性都比较复杂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协议的文字进行了反复磋商。
1984年9月18日中英双方就全部问题达成协议。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邓小平同志出席了签字仪式。在交换了文本后。邓小平走到撒切尔夫人面前，举起香槟，热烈祝贺中英双方完成了一件影响深远、具有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大事。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给人们留下了几点深刻的印象：香港回归祖国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在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英方任何妨碍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主张都是行不通的，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中来；两国之间的问题，只有坚持合作，通过谈判，才能解决。在以后的岁月里，又多次证明了这几点。
中英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届时，香港将结束自鸦片战争一个半世纪以来遭受殖民统治的历史，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此外，联合声明还宣布了中国1997年后将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规定了中英双方在过渡时期应密切合作以实现平稳过渡。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和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是中国现代历史，也是世界现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人民向着祖国统一的伟大目标迈出了重大一步，也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特别是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
（摘自《领导口才艺术》，大众文艺出版社）
二、苏美粮食谈判
1975年5月，前苏联粮谷进出口公司首脑维克多·珀辛使用瞒天过海之计，悄悄与美国务大谷物公司的欧洲子公司谈妥了购买1000万吨粮食的合同。
1975年7月，福特与基辛格惊悉前苏联已与美国谷物公司签下购买1000万吨粮食的合同后，立即想起三年前的沉痛教训。那次前苏联人抢购600万吨谷物的狂潮，使美国小麦价格迅速上涨3倍，触发全美通货膨胀，招来举国上下抱怨和抗议。两人当即决定，马上着手三项工作：（1）通知各谷物公司“自动取消”与前苏联新的粮食贸易，不得续订购销合同；（2）召开高层粮食形势吹风会，研究对策；（3）设法以粮食为武器，换取前苏联的石油好处。
粮食形势吹风会在总统顾问的办公室里多次进行。由基辛格授权、副国务卿罗宾逊主持，中心议题是防止前苏联“粮食抢劫”的重演。吹风会几经秘密讨论，制定了两项对策：通过中止与前苏联的贸易，抑制开始上涨的粮价；迫使前苏联与美国达成“规定购粮限额和正常购买程序”的协议，使美国取得战略主动权。但是吹风会和秘密决策者对前苏联已买下的1000万吨粮食束手无策。倒是列席会议的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独有良方：在劳联—产联的支持下，由美国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于适当时机发出最后通牒：政府不保证食品价格不上涨，码头工人就拒绝出口粮食装船。8月11日，前苏联一艘运粮船驶进休斯敦，码头工人立即罢工，米尼则公开宣布：“劳工组织始终保留抵制装船的权利。”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公众迅速兴起抗议卖粮给前苏联的风潮，米尼不失时机地带着码头工会主席格里森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福特总统“摊牌”。此举表面上是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实质却是要挟前苏联，而且把中止新的贸易升格为“民间禁运”，让前苏联人殚精竭虑买到手的粮食变得可望而不可即———直到1975年秋天，美国交运的谷物仍非常有限。
王牌在手，基辛格与罗宾逊打起用粮食换石油的如意算盘。自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统一行动以来，美国连挨闷棍，时而饱受油价上浮之苦，时而还遭禁运之灾。就在1975年夏季，OPEC又把油价提高10%，使石油输入国多支付100亿美元，其中美国独增开支20亿美元。当时美国每年的石油缺口是1000万吨，相当于600万吨谷物的价钱，基辛格与罗宾逊的算盘是，前苏联每年卖给美国1000万吨石油，价格须低于国际市场的10%；美国要按国际市场价卖给前苏联谷物。两人认为，前苏联迫切需要美国的粮食去弥补日益加剧的亏空，在石油价格上打点折扣，只不过是付出一笔小小的代价，也是美国应得的好处。于是由罗宾逊出面把“粮食换石油”的信息透露给克里姆林宫。莫斯科虽然恼怒美国的敲诈勒索，但因缺粮而发作不得，只好表示“可以进行谈判”。1975年8月初，福特总统飞抵赫尔辛基参力。欧洲安全首脑会议，在会晤勃列日涅夫时，询问粮食换石油的可能性（只是没有提折扣问题）。勃列日涅夫则表示“对此很感兴趣”。既然前苏联相继做出积极反应，罗宾逊就建起谈判班子，由欣顿主谈粮食购销协议，贝尔主谈石油折扣，自己向莫斯科提出“一揽子”要价。
1975年9月11日，罗宾逊首飞莫斯科，进行美苏两国粮食购销长期协议的意向性谈判。由于协议条款对前苏联有诸多限制，莫斯科自然很不情愿，在对罗宾逊作了“原则上可以考虑达成协议”的许诺之后，便坚定地讨价还价，使谈判进展十分缓慢。罗宾逊弄不懂：苏联人为什么故意拖延时间？国务院发来了电传，原来前苏联正怂恿最亲密的盟友波兰大肆购买美国小麦。因为，前苏联每年要供应波兰三四百万吨小麦，波兰能买多少美国小麦，前苏联就可减少供应波兰多少吨小麦，前苏联粮食进出口公司的首脑珀辛正利用自己与美国务大谷物公司的长期贸易关系，为波兰人穿针引线，挖开了美国禁运的漏洞。罗宾逊得知真情，谈判态度立即非常强硬：“要么达到协议意向，要么休谈。”到9月16日，苏联人勉强在意向书上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