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的收藏除了皇帝的“赏赐”、富豪的贿赂以及各地官员的“献纳”以外，大多是利用权势强取豪夺而来，有时候甚至是偷。比如，有一次和珅看上了一位官员进贡给乾隆的一件硕大质好的碧玉盘，就想偷偷拿回家中，为了不被发现，又将家中的一只小的碧玉盘悄悄地放在长春宫里，把大的留在家里用了。此外和珅还从宫中偷了一件长3尺、高2尺的白玉马，在家里和爱妾洗浴时用，后来抄家时被发现送到了圆明园。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咸丰年间，英法联军的一把大火吞没了圆明园，众多奇珍异宝被劫掠一空，这只稀有罕见的白玉马也流落到了外国强盗手中，至今还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
除了皇宫中的稀奇珍宝，和珅每当看到大臣家中有什么珍贵的东西，也常常毫不客气地向主人讨要了拿回家中。即使大臣们对此痛心疾首，却不得不顾及和珅位高权重，盛气凌人，只好惹不起躲得起，忍痛送给他。于是因为和珅的这一恶习，大臣们都私下商量把家中的珍宝收藏起来，不让他看见。有一次早朝的时候，和珅与孙士毅同在朝房，孙士毅闲着无事，从怀里掏出一只鼻烟壶来把玩着。和珅凑过去一看，见那鼻烟壶是用一颗鸡蛋般大的珍珠雕刻成的，小巧玲珑，精美别致，很是喜欢，伸手就向孙士毅要。孙士毅惊恐地急忙道：“这是我此番出征越南得来的，昨天已奏明皇上，今天要把它孝敬皇上，万万不能再送给大人了。”和珅看着他一脸紧张惶恐，便哈哈大笑：“我和大人说着玩的，谁要你的？”过了几天，孙士毅又在朝房里遇到了和珅，和珅便从怀里掏出一个鼻烟壶来给孙士毅看，说道：“我也得了一个。”孙士毅定睛一瞧，发现和他孝敬皇上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便问：“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和珅得意地说道：“我是向皇上要来的。”孙士毅一听便傻了眼，赶快向和珅赔不是，唯恐得罪了这个皇帝身边的大红人。
乾隆在当太上皇的时候，和珅依然荣宠不衰，仗着这般放纵，他偷改圣谕，贪赃枉法，勾结党羽，残害忠良，嘉庆皇帝对他的种种罪行十分了然，恨之入骨，然而看在父亲乾隆的面子上，不好制裁他，只好憋着一口气。1799年，在乾隆皇驾崩后的第二天，和珅的一切大权就被嘉庆帝罢免，第六天便被捉拿进监狱，并被抄家。朝廷从和珅家中抄出的金银珠宝、稀罕古董不计其数，仅西洋奇物珍玩即有非常惊人之数。有大自鸣钟10架，小自鸣钟300余架，洋表280余个，还有赤金580万两，生沙金200万两，100两重的金元宝近千个，金银碗盘、玉马，宝石、翡翠、珍珠无数，甚至有一颗比皇冠上的大珠还大的稀有珍珠。此外各种古玩、字画众多，抄家价值共达7亿两白银之多，抵得上当时朝廷10年的收入。于是人们传说着一句顺口溜：“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至此因为全国头号大贪官和珅的入狱，他多年掠夺的无数珍宝都被朝廷没收，充实了宫中的内藏。
古代收藏观
收藏自古以来，有聚道和聚财两种。聚道者因治学而收藏，留心学问与人切磋，愿意将藏品与人共同分享，用以互惠、惠人，体现了收藏中蕴涵的“义”。而聚财者注重的是藏品的功利目的，多将藏品秘藏，用以居奇，有的甚至采用制假、欺骗等手段来牟利。收藏者秘藏的原意是为聚财，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最终落得物随人去，人财两空。另外，制假在古代相当盛行，特别明清时期，藏品的制假活动十分猖獗，书画、青铜器、古帖、古书、古玩等所有的藏品都有假货，许多藏品一经流传，立刻有人仿制。但结果却往往不遂人愿，聚不了财，收藏者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赝品制作者自身也往往受累。古代收藏者在交往中也有的不以诚信待人，以掠夺欺骗等手法获取藏品。
6.安歧和《雪景寒林图》的聚散
“安氏仪周”，是清朝初期著名的收藏家安麓村的名字，他单名一个岐字，字仪周，号麓村、松泉老人。他家原本是朝鲜人，他的父亲安尚义在康熙年间随高丽贡使到北京，后来入了旗人籍，留在朝廷重臣明珠家中做起了家臣。借助明珠的势力，安家在天津、扬州两地经营食盐，数年之间便成为富甲一方的大盐商。安歧更是靠经营食盐做经济后盾，钻研学问，尤精鉴赏，他收藏的书画之富，甲于海内。
安歧收藏的书画上至三国魏晋，下至明代末期，范围极广，数目甚丰，其中有许多历代精品。跟其他鉴藏家一样，凡是安歧鉴定、品赏、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他必定钤印铭记。他的主要鉴藏印有“仪周鉴赏”、“麓村”、“安歧之印”、“安仪周家珍藏”、“安氏仪周图书之章”、“翰墨林”、“无恙”、“心赏”、“古香书屋”、“恩原堂”、“御题图书府”等。加盖了鉴赏印的作品大多是真迹，当然，这些书画大都经过历代名家收藏或著录，有前代名贤的题跋或歌咏，属于流传有序的名作，完好而不敝旧。他晚年的时候，收藏中的精品大部分转卖给乾隆皇帝，进入清内府，剩余的那些也大多流散于江南各地。
安歧所藏书画，多为晋、唐、宋、元的佳作。乾隆八年，他写成著录书《墨缘汇观》，凡是《墨缘汇观》中记载提及的书画，大多真实可靠。他所著录作品，绝大多数为自己收藏。另一部他著录的《墨缘汇观续录》中有些他鉴赏过却隶属于别人的书画，共计收入历代法书332件，名画201件，全为流传有序，是绝对可靠的真迹。
安歧收藏的绘画名迹有：隋代展子虔《游春图》，五代范宽《雪景寒林图》、董源《潇湘图》、卫贤《高士图》、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宋代米友仁《潇湘图》、马和之《后赤壁赋图》、元代钱选《浮玉山居图》、李息斋《双钩竹石图》和《四清图》、黄公望《九峰雪霁图》和《富春山居图》、柯九思《清秘阁墨竹图》、倪瓒《梧竹秀石图》、方从义《武夷放棹图》和《白云深处图》，明代沈周《盆菊幽赏图》、唐寅《桐山图》、仇英《桃源仙境图》等书法名品，有晋代王献之《东山松帖》，唐代欧阳询《卜商帖》和《张翰帖》、怀素《苦笋帖》、高闲《千字文》，五代林逋《自书诗》，宋代苏轼《人来得书帖》和《新岁展庆帖》、米芾《参政帖》、黄庭坚《惟清道人帖》、蔡襄《自书诗札册》、范仲淹《道服赞》、欧阳修《灼艾帖》、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卷》、赵佶《真书千字文》、张即之《佛遗教经》，元代赵孟《自书诗卷》、邓文原《芳草帖》、康里子山《谪龙说》、泰不华《篆书陋室铭》，明代宋广《太白酒歌》等，这些都是中国书画史上的名家名作。
在名画荟萃的收藏中，五代范宽的《雪景寒林图》是他花巨资从收藏家梁清标手中购买的，十分得意欣赏。这幅画在临卖时，梁清标便在画上盖上了自己的“蕉林收藏”之印。后来，安仪周将《雪景寒林图》秘密收藏起来，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在他曾经编撰的《墨缘汇观》书中，还有他对《雪景寒林图》的著录和赏评。
安家在安仪周死后家道渐渐中落。安家的子孙便把这幅《雪景寒林图》卖给了当时的直隶总督。直隶总督又把这幅名画进献给了乾隆皇帝以讨乾隆帝的欢心。
咸丰在位期间，圆明园的大火烧过几天之后，一幅有范宽题款的《雪景寒林图》惊现于天津的旧书市上，兜售名画的是一个英国士兵。当时的工部右侍郎、开平矿务局督办、总办路矿大臣张翼，因兴办矿产而发家，不但家财万贯，而且酷爱古玩书画。张翼经常出入古董行、旧书市一类的地方来搜集名家作品。这天，当他在旧书摊边溜达闲逛之时，发现英国兵正在为一幅古画和书商讨价还价，便凑过去观看。然而展开画轴后，张翼大吃一惊，画上竟有乾隆皇帝“御书之宝”的方印，他仔细看了又看，断定这是一件稀世的奇珍，就毫不犹豫地花重金从英国兵手里买下了这幅画。回到家里，张翼连忙关上门，拿着放大镜细细地观看。画中描绘的是北方壮美的雪山景色，薄薄的积雪让人感到“寒”意袭人，深谷寒林间，山势高耸，境界深远，动人心魄。张翼确定这就是传说中藏于皇宫的名画，便在画角盖上了“潞河张翼藏书记”的朱文方印和“文孚嗣守”白文方印，然后秘藏于家中。
张翼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张叔诚同样爱好收藏鉴赏古玩绘画。他起初居住在北京东郊的通县，一直遵照父亲的遗训，从来不把《雪景寒林图》拿出示人。抗日战争期间，张叔诚隐居在天津闭门谢客，这幅《雪景寒林图》也就伴随着他，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1981年，光阴飞逝，张叔诚已经进入了耄耋之年，《雪景寒林图》也伴随着这位老人经历了70年的沧桑。为了给家传的国宝找到最好的归宿，张叔诚决定把自己毕生的收藏全部捐献给国家，于是这幅《雪景寒林图》便由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成为了首屈一指的镇馆之宝。
清代收藏家逸事
清朝藏书家筠圃酷爱藏书，一天在京城琉璃厂见到一部歆慕已久的书，想出一般的价钱购买，但没有成交。于是价格翻倍，依然不成，再加倍，还是不成。只好万分遗憾地登车而去。当晚，他夜不能寐，思来想去还是割舍不下。第二天一大早，便派人骑马去市场以3倍的价格买回了此书。
清人“书癖”严铁桥为筹款购买杭州汪氏的20册宋椠本，竟把自家所有藏书都卖了，去换这20册书。惊人之举，令人感喟。
清人陆涧嗜好金石文字，所到之处，见有好的碑刻当场拓下。他当恩平县令的时候，乘船去迎接总督。在南海庙见到一块好碑，便命仆人点起蜡烛，连夜摹拓，竟把迎总督的事也给忘了，次日早晨才发现总督的船早已经驶远了。
清代收藏家吴珍鲁，家中藏有许多名画及鼎彝圭璧。顺治时，当地发生寇乱，村民都逃走了，他兄弟劝他一起逃走，但吴珍鲁因迷恋家中藏品，不忍逃走，决定一人留下守护藏品，最后被强寇杀死，留下为收藏不惜舍命的故事。
7.最富有的收藏家陈介祺
陈介祺，山东潍县（今潍坊市潍城区）人，字寿卿，号簠斋，父亲陈官俊是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举人，历任兵部、礼部、工部等重要官职。陈介祺自幼聪敏伶俐，勤奋刻苦，19岁即“以诗文而闻名天下”。道光十五年（1835年）考中举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又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等。居官近10年，钻研各种学术，对金石更有特殊爱好。
他供职清廷时，亲眼目睹朝廷面对外国强权的入侵，卑躬屈膝丧权辱国的无能之态，对官场深感绝望。咸丰四年（1854年），母亲在家病故，他借丧母回归故里，下决心不再外出为官，从此，陈介祺开始了他金石和其他古文物的收藏和研究，并得到阮元的赞赏，与何绍基、吴式芬等金石名家关系甚密。他收藏金石，重在研究古器物、古文字，探索古文化。经过多年的努力，对金石文字的收藏考释有独到的见解，成为一代名家。
他一生收藏品种极为丰富，陶瓷、砖瓦、铜器、玺印、石刻、造像等无搜集，仅三代秦汉的古物就近万件，收藏之广为全国之冠，是清代金石学者中所公认的最富有的收藏家。道光三十年，他在家修建了“万印楼”，以珍藏来之不易的印玺和10000多件其他文物珍品。从此“万印楼”名声大震。其实他收藏印玺是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开始的，每次去古玩店买古董的时候，掌柜的常常送给他一两方小铜印章当做礼物，他都会欣然接受，时间一久便开始对这小小的印章产生了兴趣。他发现秦汉印章上镌刻的文字变幻奇崛，风格多异，堪称秦汉书法艺术大观。于是，他觉得“印章虽小，可与鼎彝碑版同珍”，就开始收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此后他还编写了一部《簠斋印章》。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用自己所藏古玺并汇集吴云、吴式芬、吴大澂、鲍康等所藏，编纂了一套规模宏大的《十钟山房印举》。
可惜的是陈介祺去世后，万印楼的印章不知散落何处。有人说德宝斋将万印楼的印章零零散散地卖了出去；有人说经东北军王树常将军之手，将印章转给了张学良将军；还有人说全部被运到了日本。古玩界的众说纷纭为陈介祺收藏印章的归宿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
在陈介祺珍藏的文物中，为数最多的是梁上官鼎、聃敦、青铜器，有毛公鼎、兮甲盘、秦代铁权等350件之多，其中最得意的一件当属毛公鼎。这件宝器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在陕西岐山出土后，被“永和斋”的一位叫苏亿年的古董商买到手，后来苏亿年携鼎到北京卖给了陈介祺，陈介祺成为最早收藏毛公鼎的收藏家。陈介祺知道毛公鼎的珍贵，所以始终金屋藏娇，不予示人。回老家后，对毛公鼎的铭文又进一步研究，初步作出释文，并请当时的金石家徐同拍、许翰、吴式芬为此鼎作出释文。陈介祺参考三人意见，作出了完整的释文，确定了毛公鼎的身份和价值，撰写了《毛公鼎考释》。光绪十年（1884年），陈介祺71岁时病故，此鼎又转手于当时的兵部尚书端方。后来此鼎几经辗转，最终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举世闻名的绝世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