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收藏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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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私人收藏篇(3)

和珅的收藏除了皇帝的“赏赐”、富豪的贿赂以及各地官员的“献纳”以外,大多是利用权势强取豪夺而来,有时候甚至是偷。比如,有一次和珅看上了一位官员进贡给乾隆的一件硕大质好的碧玉盘,就想偷偷拿回家中,为了不被发现,又将家中的一只小的碧玉盘悄悄地放在长春宫里,把大的留在家里用了。此外和珅还从宫中偷了一件长3尺、高2尺的白玉马,在家里和爱妾洗浴时用,后来抄家时被发现送到了圆明园。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咸丰年间,英法联军的一把大火吞没了圆明园,众多奇珍异宝被劫掠一空,这只稀有罕见的白玉马也流落到了外国强盗手中,至今还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

除了皇宫中的稀奇珍宝,和珅每当看到大臣家中有什么珍贵的东西,也常常毫不客气地向主人讨要了拿回家中。即使大臣们对此痛心疾首,却不得不顾及和珅位高权重,盛气凌人,只好惹不起躲得起,忍痛送给他。于是因为和珅的这一恶习,大臣们都私下商量把家中的珍宝收藏起来,不让他看见。有一次早朝的时候,和珅与孙士毅同在朝房,孙士毅闲着无事,从怀里掏出一只鼻烟壶来把玩着。和珅凑过去一看,见那鼻烟壶是用一颗鸡蛋般大的珍珠雕刻成的,小巧玲珑,精美别致,很是喜欢,伸手就向孙士毅要。孙士毅惊恐地急忙道:“这是我此番出征越南得来的,昨天已奏明皇上,今天要把它孝敬皇上,万万不能再送给大人了。”和珅看着他一脸紧张惶恐,便哈哈大笑:“我和大人说着玩的,谁要你的?”过了几天,孙士毅又在朝房里遇到了和珅,和珅便从怀里掏出一个鼻烟壶来给孙士毅看,说道:“我也得了一个。”孙士毅定睛一瞧,发现和他孝敬皇上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便问:“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和珅得意地说道:“我是向皇上要来的。”孙士毅一听便傻了眼,赶快向和珅赔不是,唯恐得罪了这个皇帝身边的大红人。

乾隆在当太上皇的时候,和珅依然荣宠不衰,仗着这般放纵,他偷改圣谕,贪赃枉法,勾结党羽,残害忠良,嘉庆皇帝对他的种种罪行十分了然,恨之入骨,然而看在父亲乾隆的面子上,不好制裁他,只好憋着一口气。1799年,在乾隆皇驾崩后的第二天,和珅的一切大权就被嘉庆帝罢免,第六天便被捉拿进监狱,并被抄家。朝廷从和珅家中抄出的金银珠宝、稀罕古董不计其数,仅西洋奇物珍玩即有非常惊人之数。有大自鸣钟10架,小自鸣钟300余架,洋表280余个,还有赤金580万两,生沙金200万两,100两重的金元宝近千个,金银碗盘、玉马,宝石、翡翠、珍珠无数,甚至有一颗比皇冠上的大珠还大的稀有珍珠。此外各种古玩、字画众多,抄家价值共达7亿两白银之多,抵得上当时朝廷10年的收入。于是人们传说着一句顺口溜:“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至此因为全国头号大贪官和珅的入狱,他多年掠夺的无数珍宝都被朝廷没收,充实了宫中的内藏。

古代收藏观

收藏自古以来,有聚道和聚财两种。聚道者因治学而收藏,留心学问与人切磋,愿意将藏品与人共同分享,用以互惠、惠人,体现了收藏中蕴涵的“义”。而聚财者注重的是藏品的功利目的,多将藏品秘藏,用以居奇,有的甚至采用制假、欺骗等手段来牟利。收藏者秘藏的原意是为聚财,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最终落得物随人去,人财两空。另外,制假在古代相当盛行,特别明清时期,藏品的制假活动十分猖獗,书画、青铜器、古帖、古书、古玩等所有的藏品都有假货,许多藏品一经流传,立刻有人仿制。但结果却往往不遂人愿,聚不了财,收藏者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赝品制作者自身也往往受累。古代收藏者在交往中也有的不以诚信待人,以掠夺欺骗等手法获取藏品。

6.安歧和《雪景寒林图》的聚散

“安氏仪周”,是清朝初期著名的收藏家安麓村的名字,他单名一个岐字,字仪周,号麓村、松泉老人。他家原本是朝鲜人,他的父亲安尚义在康熙年间随高丽贡使到北京,后来入了旗人籍,留在朝廷重臣明珠家中做起了家臣。借助明珠的势力,安家在天津、扬州两地经营食盐,数年之间便成为富甲一方的大盐商。安歧更是靠经营食盐做经济后盾,钻研学问,尤精鉴赏,他收藏的书画之富,甲于海内。

安歧收藏的书画上至三国魏晋,下至明代末期,范围极广,数目甚丰,其中有许多历代精品。跟其他鉴藏家一样,凡是安歧鉴定、品赏、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他必定钤印铭记。他的主要鉴藏印有“仪周鉴赏”、“麓村”、“安歧之印”、“安仪周家珍藏”、“安氏仪周图书之章”、“翰墨林”、“无恙”、“心赏”、“古香书屋”、“恩原堂”、“御题图书府”等。加盖了鉴赏印的作品大多是真迹,当然,这些书画大都经过历代名家收藏或著录,有前代名贤的题跋或歌咏,属于流传有序的名作,完好而不敝旧。他晚年的时候,收藏中的精品大部分转卖给乾隆皇帝,进入清内府,剩余的那些也大多流散于江南各地。

安歧所藏书画,多为晋、唐、宋、元的佳作。乾隆八年,他写成著录书《墨缘汇观》,凡是《墨缘汇观》中记载提及的书画,大多真实可靠。他所著录作品,绝大多数为自己收藏。另一部他著录的《墨缘汇观续录》中有些他鉴赏过却隶属于别人的书画,共计收入历代法书332件,名画201件,全为流传有序,是绝对可靠的真迹。

安歧收藏的绘画名迹有:隋代展子虔《游春图》,五代范宽《雪景寒林图》、董源《潇湘图》、卫贤《高士图》、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宋代米友仁《潇湘图》、马和之《后赤壁赋图》、元代钱选《浮玉山居图》、李息斋《双钩竹石图》和《四清图》、黄公望《九峰雪霁图》和《富春山居图》、柯九思《清秘阁墨竹图》、倪瓒《梧竹秀石图》、方从义《武夷放棹图》和《白云深处图》,明代沈周《盆菊幽赏图》、唐寅《桐山图》、仇英《桃源仙境图》等书法名品,有晋代王献之《东山松帖》,唐代欧阳询《卜商帖》和《张翰帖》、怀素《苦笋帖》、高闲《千字文》,五代林逋《自书诗》,宋代苏轼《人来得书帖》和《新岁展庆帖》、米芾《参政帖》、黄庭坚《惟清道人帖》、蔡襄《自书诗札册》、范仲淹《道服赞》、欧阳修《灼艾帖》、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卷》、赵佶《真书千字文》、张即之《佛遗教经》,元代赵孟《自书诗卷》、邓文原《芳草帖》、康里子山《谪龙说》、泰不华《篆书陋室铭》,明代宋广《太白酒歌》等,这些都是中国书画史上的名家名作。

在名画荟萃的收藏中,五代范宽的《雪景寒林图》是他花巨资从收藏家梁清标手中购买的,十分得意欣赏。这幅画在临卖时,梁清标便在画上盖上了自己的“蕉林收藏”之印。后来,安仪周将《雪景寒林图》秘密收藏起来,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在他曾经编撰的《墨缘汇观》书中,还有他对《雪景寒林图》的著录和赏评。

安家在安仪周死后家道渐渐中落。安家的子孙便把这幅《雪景寒林图》卖给了当时的直隶总督。直隶总督又把这幅名画进献给了乾隆皇帝以讨乾隆帝的欢心。

咸丰在位期间,圆明园的大火烧过几天之后,一幅有范宽题款的《雪景寒林图》惊现于天津的旧书市上,兜售名画的是一个英国士兵。当时的工部右侍郎、开平矿务局督办、总办路矿大臣张翼,因兴办矿产而发家,不但家财万贯,而且酷爱古玩书画。张翼经常出入古董行、旧书市一类的地方来搜集名家作品。这天,当他在旧书摊边溜达闲逛之时,发现英国兵正在为一幅古画和书商讨价还价,便凑过去观看。然而展开画轴后,张翼大吃一惊,画上竟有乾隆皇帝“御书之宝”的方印,他仔细看了又看,断定这是一件稀世的奇珍,就毫不犹豫地花重金从英国兵手里买下了这幅画。回到家里,张翼连忙关上门,拿着放大镜细细地观看。画中描绘的是北方壮美的雪山景色,薄薄的积雪让人感到“寒”意袭人,深谷寒林间,山势高耸,境界深远,动人心魄。张翼确定这就是传说中藏于皇宫的名画,便在画角盖上了“潞河张翼藏书记”的朱文方印和“文孚嗣守”白文方印,然后秘藏于家中。

张翼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张叔诚同样爱好收藏鉴赏古玩绘画。他起初居住在北京东郊的通县,一直遵照父亲的遗训,从来不把《雪景寒林图》拿出示人。抗日战争期间,张叔诚隐居在天津闭门谢客,这幅《雪景寒林图》也就伴随着他,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1981年,光阴飞逝,张叔诚已经进入了耄耋之年,《雪景寒林图》也伴随着这位老人经历了70年的沧桑。为了给家传的国宝找到最好的归宿,张叔诚决定把自己毕生的收藏全部捐献给国家,于是这幅《雪景寒林图》便由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成为了首屈一指的镇馆之宝。

清代收藏家逸事

清朝藏书家筠圃酷爱藏书,一天在京城琉璃厂见到一部歆慕已久的书,想出一般的价钱购买,但没有成交。于是价格翻倍,依然不成,再加倍,还是不成。只好万分遗憾地登车而去。当晚,他夜不能寐,思来想去还是割舍不下。第二天一大早,便派人骑马去市场以3倍的价格买回了此书。

清人“书癖”严铁桥为筹款购买杭州汪氏的20册宋椠本,竟把自家所有藏书都卖了,去换这20册书。惊人之举,令人感喟。

清人陆涧嗜好金石文字,所到之处,见有好的碑刻当场拓下。他当恩平县令的时候,乘船去迎接总督。在南海庙见到一块好碑,便命仆人点起蜡烛,连夜摹拓,竟把迎总督的事也给忘了,次日早晨才发现总督的船早已经驶远了。

清代收藏家吴珍鲁,家中藏有许多名画及鼎彝圭璧。顺治时,当地发生寇乱,村民都逃走了,他兄弟劝他一起逃走,但吴珍鲁因迷恋家中藏品,不忍逃走,决定一人留下守护藏品,最后被强寇杀死,留下为收藏不惜舍命的故事。

7.最富有的收藏家陈介祺

陈介祺,山东潍县(今潍坊市潍城区)人,字寿卿,号簠斋,父亲陈官俊是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举人,历任兵部、礼部、工部等重要官职。陈介祺自幼聪敏伶俐,勤奋刻苦,19岁即“以诗文而闻名天下”。道光十五年(1835年)考中举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又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等。居官近10年,钻研各种学术,对金石更有特殊爱好。

他供职清廷时,亲眼目睹朝廷面对外国强权的入侵,卑躬屈膝丧权辱国的无能之态,对官场深感绝望。咸丰四年(1854年),母亲在家病故,他借丧母回归故里,下决心不再外出为官,从此,陈介祺开始了他金石和其他古文物的收藏和研究,并得到阮元的赞赏,与何绍基、吴式芬等金石名家关系甚密。他收藏金石,重在研究古器物、古文字,探索古文化。经过多年的努力,对金石文字的收藏考释有独到的见解,成为一代名家。

他一生收藏品种极为丰富,陶瓷、砖瓦、铜器、玺印、石刻、造像等无搜集,仅三代秦汉的古物就近万件,收藏之广为全国之冠,是清代金石学者中所公认的最富有的收藏家。道光三十年,他在家修建了“万印楼”,以珍藏来之不易的印玺和10000多件其他文物珍品。从此“万印楼”名声大震。其实他收藏印玺是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开始的,每次去古玩店买古董的时候,掌柜的常常送给他一两方小铜印章当做礼物,他都会欣然接受,时间一久便开始对这小小的印章产生了兴趣。他发现秦汉印章上镌刻的文字变幻奇崛,风格多异,堪称秦汉书法艺术大观。于是,他觉得“印章虽小,可与鼎彝碑版同珍”,就开始收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此后他还编写了一部《簠斋印章》。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用自己所藏古玺并汇集吴云、吴式芬、吴大澂、鲍康等所藏,编纂了一套规模宏大的《十钟山房印举》。

可惜的是陈介祺去世后,万印楼的印章不知散落何处。有人说德宝斋将万印楼的印章零零散散地卖了出去;有人说经东北军王树常将军之手,将印章转给了张学良将军;还有人说全部被运到了日本。古玩界的众说纷纭为陈介祺收藏印章的归宿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

在陈介祺珍藏的文物中,为数最多的是梁上官鼎、聃敦、青铜器,有毛公鼎、兮甲盘、秦代铁权等350件之多,其中最得意的一件当属毛公鼎。这件宝器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在陕西岐山出土后,被“永和斋”的一位叫苏亿年的古董商买到手,后来苏亿年携鼎到北京卖给了陈介祺,陈介祺成为最早收藏毛公鼎的收藏家。陈介祺知道毛公鼎的珍贵,所以始终金屋藏娇,不予示人。回老家后,对毛公鼎的铭文又进一步研究,初步作出释文,并请当时的金石家徐同拍、许翰、吴式芬为此鼎作出释文。陈介祺参考三人意见,作出了完整的释文,确定了毛公鼎的身份和价值,撰写了《毛公鼎考释》。光绪十年(1884年),陈介祺71岁时病故,此鼎又转手于当时的兵部尚书端方。后来此鼎几经辗转,最终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举世闻名的绝世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