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词汇增加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首先，这些口语词汇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有些词汇只有本地人能够听懂，适用的范围比较窄，在一些较小的区域内可以使用，超过范围会造成理解的困难。因此，口语词汇过度使用，会影响传播效果。另外，口语词汇往往带有地方土语色彩，通常这些词汇并不是人们认可的普通话词汇，能否在广播电视中使用，一直受到置疑。从实践角度来看，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的内容是在不断发展补充的，它的补充来源应当也包括汉语各地方言词汇，一旦这些词汇能够被大多数人接受，就可以进入普通话的词汇系统，成为普通话词汇。在这一方面，广播电视媒体倚仗自己强大的传播能力，不仅被动接受这一原则，吸收已经被人们认可的带有地域色彩的口语词汇进入普通话系统，而且可以主动散播，促进某些使用范围有限的口语词汇被大多数人接受，加速词汇的发展。例如，东北话的“忽悠”一词，就是在收视率极高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借助小品演员赵本山之口，一夜之间传遍全国，成为流行词汇。
广播电视使用的语言不同于其他文字媒体，播音员和主持人在没有文稿约束的情况下，语言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口语词汇中哪些词汇可以在广播电视中使用，在哪些节目中使用，都是重要的问题。语言使用不当，轻者关系到是否得体，重者可能会造成不良影响，有损媒体声誉。对于这个问题，媒体不可能从微观角度把握，限定播音员和主持人使用哪些词汇。但实际上，对于熟悉社会、有经验的播音员和主持人，他们了解在社会道德规范制约下存在的社会语言“潜规则”，知道哪些词汇在什么时候、什么范围可以使用，通常不会越过约定俗成的不成文界限。因此，尽管广播电视媒体播音员和主持人有自我决定的话语权，口语词汇也越来越多进入广播电视节目，但目前国内的广播电视语言在词汇使用上并没有出现过于粗俗的情况。不过，情况会不断变化，如果片面追求收听收视率，过分迎合一般人的低俗兴趣，伴随节目内容格调的降低，各种方言俚语词汇会更多出现在广播电视节目中，这种语言粗俗现象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产生的可能。
由说带来的另一个特点是语言的个人特征更加明显，这种个人特征表现在语音语调、声音特征、词汇特点、语句结构等各个方面。这种反映在语言上的个人特征，实际上是每个播音员或主持人受社会环境、心理素质、生理条件、文化水平、思想理念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综合反映。在以文稿播读为主的时代，传播方式使这些个人特征被掩盖，得不到释放的机会，那时的播音语言观是反对自我表现，尽可能克制自己独特的个人特征，播音员之间的声音区别小，说话腔调差不多。由此产生了“电台只有一男一女两个播音员”这样辛辣的民间讥讽。
个人特征的逐渐突出与脱离文稿有密切的关系，在脱离文稿的状态下，说话人更倾向于采用与口语习惯接近的说话方式，这样就使口语状态的个人特征有了表现的机会。不过，仅仅将个人特征归咎于脱离文稿的表达状态是不全面的。因为人们的语言活动受到心理状态的制约，如果你出言谨慎，努力克制自己，在没有文稿的状态下，你仍然可以掩盖自己的语言个性，使之与口语状态有所区别。从这一点看，语言个性的突出，还与广播电视传播理念的变化有关。近年来，传播理念在媒体的竞争中逐渐改变，从都开设同样节目的同质竞争转向开设不同节目的非同质竞争。对于播音员和主持人，也从统一标准的共性化选择逐渐走向非统一标准的个性化选择。其结果是个性鲜明，与众不同的播音员和主持人更受电台和电视台的欢迎。
由说带来的语言变化是多方面的，它使语言变得更生动，更具有个性。在这一趋势的作用下，文稿播读的语气也逐渐“软化”，朝着口语化的方向发展。国内广播电视语言的这种变化是与改革开放的政治方针直接相关的。从读到说，看起来是播讲方式的简单变化，但在这一变化的背后，还包含着对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性质作用的认识变化。
三、由说到聊的发展
由读到说的转变是语言表达方式的变化，所涉及的主体是说话者个人，即使是一个人表达，也可以有读与说的不同。在广播电视中，播音员和主持人的交流对象是收音机或电视机前的听众和观众，实际的收听对象是不具体的，说话得不到即时反馈，因此并不适合随机应变地“说”。有实在的对象才能有对话，才能说起来。在脱离文稿的说产生之后，有实际交流对象，更适合说的节目形式随之产生，并逐渐流行起来。现在的广播电视，各种有实在交流对象的节目越来越多，广播中是嘉宾或打入电话的听众，电视中是各种访谈节目约请的专家名人。播音员和主持人面对自己的交流对象侃侃而谈，听众和观众反倒成了旁听和看客。
这种有实在对象的交流方式与生活中的聊天相似。本来广播电视的受众不是眼前具体的对象，用说的方式与之交流，最大的困难是无法得到回应，不能形成问答式的交流，而说本身就是与对象的交流。在播出中确立一个相互交流的对象，与之形成对话环境，可以使话语形成对流，使形式更生动，内容更丰富。况且，对话聊天式的节目形式，制作简单，成本低廉。这也是许多节目选择聊天谈话形式的原因。
采用对话聊天的谈话类节目最容易发挥说的长处。播讲方式的变化，带动了新的节目形式。仔细想一想，从读到说，再从说到聊，实际上是还原了本已存在于生活中的交流方式，这里的种种变化，实际上是在向更自然的生活化靠近。广播电视节目的这种变化，与国内通俗化的文化思潮是一致的。
与文稿播读相比，说和聊的表达方式并不是很经济的，话语的简约性和准确性相对较差，人们从中获得的信息量并不很大，有些谈话节目让人感到废话太多。但是人们似乎对这一形式还没有厌烦，有令人感兴趣的主题的谈话节目总会吸引许多听众或观众，人们从这些聊天节目中获知信息，认识新人，从对话中获得乐趣。尽管受众实际上处于旁观位置，但旁观者地位比过去听众被作为虚拟对象，直接感受话语刺激更轻松。
在20年前，这种类似聊天的谈话节目还不多见。原因除了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还没有相对宽松的话语权，当时的广播电视节目容量也不允许这种耗费大量时间的节目形式大量存在。今天，各个电台和电视台已经获得了较为充裕的频道资源，以中央电视台为例，由20年前的两三套节目，发展到现在有十几套节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由一套节目，发展到新闻广播、音乐广播、交通广播、文艺广播、生活广播等多套节目。节目时间的扩大，为新的节目形式提供了时间保证。
四、语言的本地化倾向
一些学者在评论现在的广播电视语言时，常常抱怨语言不够规范。确实，与过去的文稿播读相比，现在的播音员和主持人语言的规范性减弱了，主要表现在声音、语音、词汇等各个方面。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和理解这一变化呢？
广播电视语言的变化主要是语言个性化和语言本地化。变化的根源是由读到说的改变。
广播电视语言由读到说的变化，会造成与说相联系的语言个性化和语言本地化倾向。普通话作为通行的语言，多少带有一些凌驾于各种方言的“超方言”性质。也就是说，在生活中的一般场合，本地方言还是主要的交流工具。而生活语言中采用的交流方式，如果使用普通话，采用说的方式，也会受到当地方言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语音中发音部位不够准确，如一些方言n、l部分，南说成蓝；有些方言声调不同，普通话的阴平变成了阳平；词汇的使用也带有本地色彩，因为有些词是本地特有的，普通话中没有相对应的词汇；有些词虽然普通话中有对应的词，但当地人有自己的说法，为了交流方便，只能顺应对方。这些不够准确的所谓“地方普通话”不可避免地会对广播电视播音员和主持人产生影响。尤其是在节目中与交流对象进行交谈时，为了接近对方，顺同交流对象的传播原则会不自觉地发生作用，迫使播音员和主持人的发音产生变化，其结果可能是脱离普通话规范，向交流对象的发音方式靠拢。不这样做，你可能很难与对方进行亲密的交谈。如果将传播效果放在第一位，迁就对方显然是最容易做出的选择。
采用文稿播读的方式，播音员和主持人不会受到交流对象的直接干扰，很容易保持发音的规范。另外，文稿播读使用的语法规则和词汇也受到写作的制约，不会像口语那样随便，语言的地方味道会大大降低。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播音员掌握普通话，在文稿播读时发音十分规范，到了“说”的场合发音就改变味道的重要原因。
普通话在发音上有严格的规范，但是这种规范主要体现在单字的发音上，对于贯穿于语句中的语调，并没有严格的规定。至于词汇和语法，也只是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本来，普通话的发音是以北京音为标准，但是许多学者在解释普通话时，都认为北京音是指北京音的语音系统，即北京音所包含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类型，而不一定是北京人的实际发音。尤其是北京人日常口语的发音，更被认为是北京土话的发音方式，而不是普通话。这样就使普通话脱离了具体地方的发音，尤其是脱离了具体地方的日常口语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