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什么是普通话呢？似乎只有电台播音时的文稿播读才是标准的普通话，因为这样的发音才与词典的标音完全一致。除此之外，任何由于语体原因产生的发音变形都被斥为不标准发音。这种认识实际上是使普通话变成了脱离口语的官话，即正式语体的通用语。而不是一般人非正式语体的口语。而当广播电视语言更多倾向于口语发音时，播音员和主持人既不能用文稿播读的正式语体，也没有公认的口语发音样板，他们只能靠近本地人的发音。而这种发音，不可避免会受到本地方言的影响，形成或多或少带有方言色彩的普通话。再加上本地方言口语词汇的介入，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中普通话的本地化倾向越发明显，形成北京味儿普通话、上海味儿普通话、成都味儿普通话。这些带有地方味儿的普通话，除了一些音的声母、韵母、声调与普通话发音略有出入外，绝大部分音都与普通话发音大体一致，但是在细节上存在差别，在语调上与文稿播读的“读书音”普通话有很大的不同，带有明显地方色彩。
如何看待广播电视语言的本地化倾向。首先，这种倾向的产生具有合理性的一面。在说的交流方式流行之后，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的语体发生了变化，从文稿播读向说转变。这种语体变化不可避免会造成发音上的改变，使发音更接近于当地一般的口语。这并不是说播音员和主持人会放弃普通话，使用方言，而是说播音员在使用口语语体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受到当地发音的影响，产生语音变化。这种由语体变化产生的所谓“不规范”现象，有时是难以避免的。
口语的基础是地方化，如果缺少地方化，口语就不那么鲜活生动了。普通话如果不以某一地方的口语为基础，那它就很难成为口语化的语言。现在，人们实际上并没有把普通话与北京话等同，除了一些北京土音被排除出普通话，带有北京味儿的发音语调也被排除在普通话之外。这样，普通话就成了与地方语言隔离的“超方言”的语言，最终将普通话架空，使其成为只在正式场合使用的“公务语言”，而非生活语言。
如何看待广播电视中播音员和主持人在文稿播读时使用的规范普通话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使用的带有地方色彩的“地方普通话”的关系。应当认为，文稿播读使用的规范普通话是普通话的一种语体，即正式语体，而北京人日常使用的口语，应看做是普通话的非正式语体。各地带有地方色彩的普通话应看做是普通话的地方变体。随着广播电视节目交流方式的变化，节目中出现的口语化的说话方式必然会造成与文稿播读的正式语体发音有所差别的非正式语体和地方变体的出现。试图以文稿播读的发音方式作为普通话标准，用于衡量口语发音是不切实际的，口语发音不可能与文稿播读一样。生活语言的突出特点是个性化特征，这种个性化特征在发音上的体现就是距离标准音的偏差。在评价这种偏差时，不应将其看成是发音的错误，对于不同语体，发音出现偏离是正常的，也应当允许这种偏离在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中出现。换句话说，采用说的方式进行表达，应当允许其发音，尤其是清晰度、说话口气以及语句的语调和文稿播读有所不同。至于偏离的限度，应当在一般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听众的收听反馈和内部同行的判断都可以作为依据。我们可以规定读音标准，但不能将其固定为唯一标准，标准应当是在较为宽泛的音位范围内。对口语而言，应允许在字音准确、不产生歧义的前提下存在不同的发音味道。实际上，我们自己的每次发音，也存在着发音部位的偏差和声音的不同，只不过我们感觉不明显而没有觉察而已。
语言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它不可能按照人们的主观愿望去发展，即使这种愿望是美好的。作为民族共同语，我们总希望它是严格规范的，发音一致的。但对于有13亿人口，方言众多的大国，达到完全规范的普通话标准是不可能的。只要一般民众的普通话水平达不到严格的规范标准，与之直接对话交流的广播电视节目播音员和主持人必定主动或被动地受到影响，由于直接对话交流产生的播音员和主持人普通话地方化倾向是不可避免的。
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的地方化倾向引起一些语言学家和广播电视管理部门的担忧。人们担心这种倾向会破坏普通话的纯洁和规范，影响标准普通话的推广。有关部门力图扭转这种“不规范”现象。但广播电视节目的语言变化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打开收音机和电视机，带有地方色彩的普通话还是随处可见。一方面是广播电视节目要以通俗语言接近民众，争取收听收视率；另一方面是国家要借播音员主持人之口推广标准的普通话。比较两方，似乎前者更占上风。从地方化语言节目并未减少来看，媒体并没有过多在意专家学者和管理层的意愿，仍旧以收听收视率作为自己的选择标准。广播电视媒体改革进程中显露的种种迹象表明，媒体本身似乎要打破多年来受到的语言约束，更多地从传播效果，而不是仅仅从规范角度看待和使用语言。
媒体的考虑并非没有道理，学者和管理层的考虑也没有错。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两者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如果说，过去要求广播电视媒体担负推广普通话排头兵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语言的通俗性，今天，媒体的要求和做法有其合理成分。在兼顾媒体利益和语言规范上，双方应当保持一个合适的尺度。一方面规范可以适度放松，允许不同语体和地方变体的普通话存在。另一方面媒体也要考虑自己的社会责任，不要过分迁就地方语言习俗，走得太远。
目前的状况是媒体的节目创新正在继续，播音员和主持人的语言状况也呈现多样化趋势。在许多节目中，原有的语言规范正在失去效力。而管理层也针锋相对，加紧制定措施，从行业自律和行业准入的角度对播音员和主持人进行管理。现在还看不到双方对抗后的平衡点在哪里，乐观的结果是各让一步。
五、说与读的融合
十几年前，中国的广播电视界曾有过一场播音主持之争。那时，对于刚刚兴起的节目主持人，业内人士有着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双方是完全对立的，播音员和主持人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时间是最好的检验者。十多年过去了，播音员和主持人之间并没有出现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双方却跨越界限，出现了相互融合的倾向。今天的播音员除了文稿播读，也需要即兴表达能力。而以说见长的节目主持人，很多情况下也需要文稿的支持。读与说成了双方都要具有的专业能力。
在长时间的磨合中，播音员和主持人的界限逐渐模糊，文稿播读和即兴表达也出现了相互融合的倾向。其表现特征是文稿播读逐渐带有说的味道，即兴表达也出现了富有文采、出口成章的类型。
在说与读的融合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文稿播读。在最近十几年中，文稿播读一直在探索与听众更为接近的播讲方式，最明显的变化趋势是向说的方式靠拢，即播读口语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对“文革”的清算，作为那一时代广播电视语言特征的“高、空、喊”的播音模式也被人们所厌恶，播音开始降调，向“说”靠拢。与一切事物一样，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产生了新旧观念的冲撞。一些播音员甚至质疑这种“说”的方式是否值得采用。最初采用新播法的播音员也经受着巨大压力。不过，时间证明了这种变革体现了广播电视媒体语言的多元化方向。由于听众更乐于接受“说”的平和语气，一段时间内发生了“说”进“播”退的变化过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稿播读在风格上已经与“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播音拉开了距离。
新的播讲形式在获得巨大发展后，并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一些人产生了错觉，似乎“说”可以完全取代“播”，最终用“说”的形式彻底取代传统的文稿播读。于是他们向文稿播读的最牢固阵地“新闻播报”发起攻击。一时间，“说”新闻的鼓吹甚嚣尘上。不过，这种以“说”代“播”的尝试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广播电视语言的发展规律是向着多样化的目标前进，并不是以一种交流方式代替另一种交流方式。实践表明，只要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过程中使用文稿，传统的播讲方式就会存在。播讲的口气向“说”靠拢是一回事，取消文稿播读是另一回事，文稿播读与“说”的融合，并不表明它将会被“说”所取代。传统播音所使用的文稿播读方式和语言风格，主要是由于文稿的介入所造成。只要文稿存在，这种播讲方式就不会有根本的变化。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中似乎还没有取消文稿的可能。
在一般人的视野中，似乎传统播讲方式受到的冲击较强，语言风格改变较大。但如果仔细观察一些节目主持人的即兴口语表达，你会发现，现在有些节目主持人开始追求出口成章，走语言的“高端”路线。他们不再满足于啰嗦的重复和“哼哼哈哈”的口语形式，力图在表达中使用规范的发音，简练和富于文采的词句。这样的口语显然受到了传统播音的影响，当然，这些主持人的节目对象往往是那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受众。节目的多样化使主持人的说话风格也在发生变化，一些“说”也具有了“播”的因素。
在“播”与“说”的竞争，播音与主持的争论中，“说”和“播”都在逐渐找到自己的定位，划定自己的范围。几十年的发展证明，“播”与“说”并不是谁取代谁的关系，双方在各自的发展中也存在着相互融合的倾向。
六、语言风格多元时代的到来
广播电视语言的发展方向是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的。媒体类型的不同，节目种类的不同，节目内容和形式的差别，以及目标受众的细化，都对节目播音员和主持人的语言交流方式和语言风格提出了不同要求。可以说，随着节目的丰富，广播电视语言形式和语言风格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
根据语言功能粗略划分，目前存在于各类节目中的广播电视语言可以分为以达意为主的新闻评论语言，以感染受众为主的艺术语言和以相互沟通交流为主的即兴口语。这三种语言形式有时在节目中独立存在，有时在节目中相互融合。三种语言形式对于语言的规范要求也不相同，形成语体差别。
广播电视媒体发展到今天，已经使其触角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媒体的平民化使得广播电视越来越像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各个阶层都试图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试图参与到节目中，生活语言会越来越多进入广播电视节目。作为节目传播者的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不可能不受到各种语言形式的影响和制约。
语言风格的多元化会造成杂乱无章的表面现象，各种观点也在激烈碰撞，有时让人难于做出正确的判断。国内的广播电视正在经受着这种剧烈变动，只有经过时间的考验，合理的规则和秩序才能建立。不管将来的广播电视语言会发生什么变化，“播”与“说”并存，语言风格多元化是不会改变的。
参考资料：
1.颜梅，2004，《从语言的基本交际规律看新闻的“播”与“说”》，《金话筒》第1期。
2.吴郁，1999，《我看“说新闻”》，《播音主持艺术（1）》，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11月。
3.迟名，2001，《我看“说”新闻》，《播音主持艺术(3)》，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