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湾广播电视媒体语言
中国台湾地区是华语广播的重要地区，台湾的华语就是当地民众通行的国语。台湾国语与大陆普通话有着共同的基础，但在长期的两岸隔绝后，台湾国语已经发生了与普通话不同的种种变化，有着明显的地域特点，人们凭借耳朵的听感就可以判断出两者的不同。因此，台湾广播有着自己的语言特点。台湾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地少人多，赴海外学习和移民的人数较多，不少海外华语广播电视媒体使用台湾国语。台湾国语对海外华语广播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大陆广播电视和台湾广播电视使用的语言实际上是同一来源的华语。大陆普通话和台湾国语的差别是非语言的。但是，两者的差别也非常明显，在语音和词汇方面可以发现很多的不同。台湾的国语和大陆的普通话可以看做是民族共同语的两个变体。
台湾广播电视媒体多以国语作为正式语言播出。国语在台湾的地位与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开展的国语推行运动有关。1945年日本投降后，台湾的语言使用情况十分混乱，台湾本地人除了少数民族，大多是来自闽粤地区的移民，使用的语言以闽南方言为主，其次是客家话。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强行推行日本话，日语成为具有特殊地位的所谓“主态语言”。台湾光复后，推行国语成为摆脱日本影响的一项重要任务。以著名学者魏建功为首的一批人受邀来到台湾，推广国语。1946年在台湾成立了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魏建功任主任委员。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编订了《国音标准汇编》，以此作为发音标准。1946年5月，这一标准作为台湾地方政府法令加以实施。从此，台湾上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学国语、说国语的运动。使用国语，废弃日语一时成为爱国表现。
《国音标准汇编》是以1932年制定的《国音常用字汇》为依据，补充编订的，而《国音常用字汇》是依照北京音系标音。可以说，台湾的国语实际上还是以20世纪30年代的读音为依据的，大陆听众对台湾广播将“和”读成“汉”感到十分奇怪，其实老北京人口语发音常把“和”发成“han”，《国音常用字汇》将其收入，台湾一直沿用下来，而大陆早已更改。
台湾在1949年后，加快了推广国语的进程，投入的经费和人力，超过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时期的总和。由于人口较少，不到十年国语就已普及台湾全岛。
海峡两岸在发音上都承认并遵循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确立的“以北京音为标准”这一原则。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长时间隔绝中，两岸的语言发生了各自的变化。大陆普通话发音是与北京音紧紧相关，北京地区的语言变化，直接影响着普通话的发音。尽管普通话不等同于北京话，在一些字的读音上与北京话不完全相同，但是在发音的语调上，与北京话的发展变化是同步的。相比之下，台湾的国语已经脱离了与北京音同步发展的社会和语言基础，更多受到当地闽南方言的发音影响。再加上没有进行严格的规范，经过几十年的变化，与大陆普通话发音有很大的不同。仅在辞典标音上，大陆《新华字典》和台湾《国语辞典》在3500个常用字上，就有789个注音不同或不完全相同，差异将近1/4（李青梅，1992）。除此之外，台湾国语和普通话相比，也有明显的腔调的不同。综合反映到广播语言中，形成所谓的“台湾腔”国语。
今天的台湾国语与上一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台湾国语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当时的国语是由大陆传入，首先到台湾推广国语的是大陆的语言学家，包括著名的语言学家魏建功，他们推行的语言标准是与大陆国语相同的北京音。尔后国民党政府进驻台湾，随之进入岛内的军人、官员、商人、知识分子来自全国各地，带来的也是大陆通行的国语。那时台湾的国语与大陆的国语并没有大的区别。在台湾新一代出生之前，老一代大陆去台人员使用的国语与大陆相仿，台湾有许多说大陆国语的人。这种情况在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可以看到，当时，台湾本地和从台湾到海外华语广播电台从事播音工作的播音员，许多还使用标准的北京音。即使到了80年代，台湾老一代外省人中，还有很标准的北京音。以至于以京味儿文学著称的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在访问台湾时，连连惊叹在台湾也能听到乡音。
这种情况在老一代大陆去台人员逐渐逝去后似乎发生了变化，台湾新一代所说的国语越来越受到当地语言和文化环境的影响，逐渐脱离了北京音的影响，而带有自己的地方色彩，以致人们可以轻易从发音中大致判断出对方来自台湾。
台湾国语主要受到当地闽南方言的影响。有人认为，在大陆的福建厦门地区，由于受到相同方言影响，当地人说普通话与台湾人讲国语是同样腔调。台湾国语与大陆厦门人的普通话可能比较接近，但两地毕竟经过几十年的隔绝，台湾的国语在发音上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自己的地域特征。
除了发音之外，台湾国语在词汇上也受到闽南方言和台湾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带有自己特点的词汇系统。许多事物，台湾与大陆说法不同，尽管多数词汇双方可以相互理解，但在使用上，还保持着各自的用法。
台湾国语的发展变化，同样会体现在当地的广播电视上。与老一代播音员的发音相比，现在的台湾国语广播，与大陆的普通话广播，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新闻广播中，台湾国语还保持着较为标准的发音，但已经很少听到与大陆接近的北京音了，他们的发音标准已经在逐渐发生变化。播报时使用的腔调也带有明显的地方色彩，与大陆普通话播报有明显的不同。台湾广播播音员个体之间语言发音差异较大，有些国语比较标准，有些则带有浓重方音色彩，这表明管理者对发音的要求比较宽松。
与新闻播报相比，台湾广播电视中的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的发音更为随便，更接近当地一般民众使用的带有方音的台湾国语。
另外，台湾广播电视的新闻播报有一种高低起伏较大的调子，听起来不够自然，是一种带有职业色彩的播音腔。
四、新加坡广播电视媒体语言
新加坡华语是与大陆普通话和台湾国语都不同。新加坡华语本身没有自己的历史渊源，当地华人多为大陆东南沿海移民，各有自己的方言，为了能够相互交流，当地的华文学校很早就教授采用北京音的国语。当然，在方言背景下，这种被称为华语的北京音国语，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方言影响，发生融合性改变。
新加坡有4种官方语言，包括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新加坡华语以普通话为标准，也涵盖了闽粤、客家等多种方言。新加坡统计局2000年统计资料显示，新加坡华人数量为308.55万，占全国人口401.77万的76.8％。马来人占13.9％，印度人占7.9％。可见，在4种官方语言中，华语使用人数最多。尽管华语使用人口最多，但地位最强的语言还是英语。英语是新加坡国内各种族之间沟通的语言，也是当地科技、工商、政治领域使用最多的语言，更是教育系统的主要语言。据统计，1985年，进入使用英语教学学校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97％。英语的强势地位，与新加坡英国殖民地历史，国内种族沟通需求，独特的地理位置，开放交往需要有关。在这种环境下，从1966年后，新加坡大力推行“双语教育”，即在通晓自己母语的同时，还要学习英语，作为国内各族和对外交往的工具。
新加坡的华人在正式场合使用英语、华语，但在家庭中，并非都使用华语，有不少家庭使用英语或者汉语方言作为家庭语言，但从发展趋势看，使用华语作为家庭语言呈现增长。新加坡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从1980年占华人家庭总数的13.1％上升到2000年的45.1％，上升幅度最大。使用英语作为家庭用语同期由10.2％上升到23.9％，而20年中，使用汉语方言的家庭由76.2％下降到30.7％。从这些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到，华语已逐渐代替方言，进入华人家庭。
与单纯使用汉语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不同，新加坡人口虽然不多，但国内的语言状况却呈现较为复杂的形态。在新加坡，你可能面对着几种语言，除了英语，华语，你还要面对马来语和印度语。在华语中，你可能还要面对闽粤等其他方言。在这样的环境中，语言会不断碰撞、融合，这一过程最明显的结果是语言中的语码混杂现象。尤其是双语教育，为语码混杂提供了客观基础。如果说大陆普通话和台湾国语中夹杂英语词汇可能会被认为是崇洋，在新加坡人的话语中夹杂英语词汇，似乎是正常的事。这也是新加坡华语使用中与大陆和台湾明显不同的地方。口语的这种使用特点在广播电视节目中也会表现出来，尤其是在与口语接近，脱离文稿的即兴表达中。
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开展了推广华语运动，并以大陆普通话为标准，发音向普通话靠近。尽管如此，新加坡华语与大陆普通话仍有所不同，与台湾国语也有区别。新加坡华人主要来自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发音受到大陆方言，尤其是闽粤方言的影响。海外其他地区的华人也大多来自广东、福建地区，因此新加坡华语与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华语有相似的语音语调。发音中所显示的新加坡的地域特征反而不明显，仅凭借发音很难判断其属地。
新加坡广播电视语言在发音上与中国大陆普通话相同，这与当地采用普通话作为发音标准有直接的关系。相比台湾国语，新加坡华语广播在语调上更接近大陆普通话，在语言风格上也较为柔软。由于当地人多通晓英语，广播中有时在中文里穿插有英语词汇，语码混杂的情况在广播中也有表现。面对语言之间相互混杂的状况，学者和有关部门不断呼吁净化语言。不仅净化华语，减少在华语中出现英语词汇，同时也要净化英语，不在英文中穿插中文字音，不使用所谓的“新加坡英语”。不过，在同时掌握母语和英语的双语教育制度下，母语和英语混杂的现象很难避免，而英语作为公务语言，处在强势地位，对其他语言的影响更大，在没有限制的口头交流中，中文中夹杂英语的状况不可避免。广播电视虽然可以有行业规定进行约束，但是当说话方式接近口语时，生活口语会影响节目的语言。除非脱离大众，不与大众交流，不然的话，生活语言的现状一定会或多或少反映到广播电视语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