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媒介舆论学:通向和谐社会的舆论传播研究
13853200000016

第16章 中国近代的舆论发展与研究(5)

第三节国民党的舆论统制政策

寻求言论一律,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及其政府始终如一的舆论指导精神。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国民党就公开宣称“惟三民主义为救中国之唯一途径”,“凡反对三民主义者即反革命”。蒋介石把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政治混乱状态,归因于“思想的纷杂”致使中国人无所适从,无法确定究竟哪一种体制最适合中国国情。据此,蒋介石认为“思想之统一,比什么事情都要紧”;要确定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能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国民党不仅把三民主义作为衡量一切思想意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甚至以“违反三民主义的理论为反动与腐朽思想标准”。作为这种思想意识的具体表现,1928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纲领》中规定,在必要时,国民党可对民众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

1937年,国民政府又在《民众读物改进方案》中规定,思想必须一元化,所有民众读物,“应把握三民主义为唯一出发点,不许有其他思想存在期间”。这种“思想统治”的意识,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舆论一律化的根本精神。此后,蒋介石公开反对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成了一片散沙”,越出了“法定的界限”。为了使民众在心理上潜意识上完全接受政治专制和思想统治,蒋介石提出了所谓的“建国方略”,强调首先是搞好“心理建设”,民众“只须遵循主义,按着方略,顺着成功的路线,穷理致知,实践力行”,“自必能达到最后的成功”。由此可见,实行思想禁锢,是国民党及其政府实行专制政治的必然要求,思想禁锢的最主要方式就是实行舆论一律的专制政策。

舆论一律的专制政策使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舆论管理具有浓重的“党化”色彩,而这种“党化” 舆论的管理方针使传播意识形态的舆论界蒙上了浓厚的文化专制特征。为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国民党出台了大量有关新闻出版的法令、法规,其基本精神是强求舆论一律,把三民主义思想和国民党的政治原则奉为舆论的圭臬,而把其他所有的政党及思想视为非法。虽然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国民党及其政府也曾表现出“舆论自由”的姿态,力求为“一党专制”涂上些许开明、民主的色彩。但是,那些短暂而有限的“舆论自由”,并不能改变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对于舆论管理政策的基本精神,即以宣扬三民主义、宣传国民党政纲及政治行为为宗旨,希冀将新闻舆论演变为千刊一声、万报一音的传声筒。这种表层与现实的差异,贯穿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全部历史。

与“党化” 舆论的管理方针对应的,必然是一套体现文化专制主义的舆论钳制方式,其根本精神就是以言治罪。对新闻出版业实行审查制度,是国民党及其政权舆论管理的重心之一。南京国民政府在其统治时期出台了大量以审查新闻舆论为目的的法令、法规,这些法令、法规将原来的注册登记制改成了干涉舆论自由的审查批准制。战争时期,国民党以防止虚假消息动摇人心,同时也防止重要政治和军事信息外泄以资敌的理由,从根本上实行言论限制。具体做法是:

(1)发布《抗战期间宣传名词正误表》,规定:“边区政府”、“抗日政府”等词不许用;“两面派”、“亲日派”、“团结”、“解放”、“国共合作”、“各阶层人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词为“谬误名词”;“革命的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要改为“三民主义”;“拥护革命的领袖”、“拥护抗日的领袖”必须改为“拥护领袖”;甚至“妇女解放”要改为“妇女复兴”。这个《正误表》可说是近代新闻史上的一个“创举”。

(2)发布“新闻自由十三条”。其中有:不得诋毁政府及元首;不得刊载动摇民心、降低士气的消息言论;不得刊载刺激物价之消息等等。这在重庆被称作“新闻自由十三条”。当时的新闻媒介愤然指出:“在这十三条里,哪几条会看到新闻自由,每一条都是一条锁链,每一条新闻都会触犯了十三条里的任何一条。在统治新闻的历史上,这真是破天荒第一次的最严格统治。国民党各级新闻官员们,依据多如牛毛的法令进行审查,“上至言论,下至广告,无事不检,无字不查”。凡是认为对国民党“有不利影响之消息”、不符合标准的新闻、社评、书稿等,都加以删改或扣留,甚至“任意禁载而无法律根据”。

(3)查禁进步报刊。这些被查禁、扣留的书刊、书籍的罪名是:“含有反动意识”、“攻击党政当局”、“挑拨阶级斗争”、“宣传共产主义”、“不妥”、“欠妥”、“鼓吹抗日”、“普罗文艺”、“左倾”、“言论反动”、“妖言惑众”、“讥评政府”等等。抗战时期,这种状况未得到丝毫改变,国民党政权各级新闻机关反而在抗战的借口之下变本加厉地摧残舆论界。1939年,全国有报刊1031家,而1940年11月在大后方获准发行的报刊只有273家,这其中绝大多数是亲国民党的报纸和消遣、娱乐性的刊物。

除了对舆论工具实施审查之外,国民党还实施了严厉的追惩制。这种既审查又追惩的双管齐下的方针,对于本就羸弱的中国舆论界来说,无疑是一把致命的枷锁,它严重摧残了新闻舆论工具,扭曲了公正的舆论导向,强化了舆论环境的“党化”色彩,造成了全国各大报纸“社论千篇一律,新闻由中央社统一发布”的局面。对重大信息资源的长期单向取舍,严重阻碍着国民党政权对于中国历史走向的有效审视。为了禁锢舆论、闭智塞聪、愚昧民众,国民党已无所不用其极。包括运用特务手段,以暴力和血腥来阻碍真理的传播,使得国统区内道路侧目,恐怖森然。

综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当局对舆论统制的方针和手法,大致可以归纳出如下几个特点:首先,舆论钳制是政治专制的必然反映。国民党为了实现其“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就要从统治精神开始。对多样化的思想实行禁锢,使官定的言论无处不在,这种舆论的钳制正是为了实现“以三民主义统一全国的思想”的目的。其次,令出多门与管理体制混乱的状况,对于在因言治罪的舆论环境中谋求生存的舆论界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它的直接后果就是禁锢了人们的思维,形成了舆论界、文化界的极度萎缩。总之,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当局对舆论的管理是极为专制的,其指导方针就是在中国实行思想禁锢。国民党当局认为,只有确立一个主导思想,并以之引导民众的思想意识,形成习惯于专制政治的心理状态,才能确保国民党人在政治上的牢固地位。要实现这一目标,对舆论实行钳制就显得必不可少。这种钳制,一方面是清除一切“异端邪说”,另一方面是强化“党化”色彩。一旦出现想要越轨或起来反对的人时,国民党就只有消灭他们以维护自己的统治。然而,对舆论的钳制固然可以暂时起到禁锢思想的效果。一旦历史发展将真理昭示于民众面前,舆论钳制、思想禁锢的堤防都将不攻自破,“且其武力愈强,则以民意打破之愈易”,“民意既不可征服,则反于民意之行动,虽挟有金钱武力,无所施之”。由此可见,建立在其之上的国民党,倒台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