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子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日报》的农村宣传工作，是个很大的题目。《人民日报》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受到中央的表扬，确实有许多内容好讲。但题目很大，就我们自己的经历和水平，无法概括和总结，只能谈几点自己的粗浅体会。
三中全会以来，农村中心问题是落实生产责任制。关于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宣传，我认为基本经验是尊重群众，尊重实践，积极引导，启发自觉。在三四年的实践中，全党、广大农民群众对这个问题认识基本上趋于一致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是在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由群众摸索、创造出来的。它是我们党在农村中纠正“左”的倾向，拨乱反正的一个很大的成果。
对农村责任制的宣传经历了一个由不认识到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广大农村被“农业学大寨”一套“左”的政策所禁锢。中央领导同志提示我们：过去我们在农村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要恢复。在调查研究中我们了解到，长期“左”倾农业政策，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恢复发展社员自留地、发展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是广大社员的愿望和要求，是复苏农村社会主义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迫切需要。于是，我们要抓住典型，针对河北省沧州地区一个县扣着社员的自留地不放的问题，发表了题为《县委大还是宪法大》的记者来信，反映了群众的强烈呼声。这封来信在一些地区成了农民要求自己经营自留地的“武器”。三中全会以前，关于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最早从安徽开始，安徽省委有六条政策规定。我们在发消息同时，先后发了一些评论。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靠过去的一套不行了。但究竟应该怎么办还不清楚，在宣传上只是提出了一些值得考虑的问题。到三中全会，党中央制定了一个重要文件——《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解决了农村中的一系列问题：如农业投资、农副产品提价、农业经济结构和作物布局的改革等等，中心是肃清“左”的影响。《人民日报》主要抓住肃清“左”的倾向这个总的精神，写了七八篇评论，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判“左”的思想，联系实际论述“左”的危害，对农村干部的思想解放起了很大作用。在责任制的问题上，当时主要宣传了“三个可以”。最后一个是可以联产到组、包工到组。三中全会的精神传达下去以后，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地方已经搞包产到户了，大部分地区是联产到组，开始改变吃大锅饭、搞“大呼隆”的做法。当时，我们在宣传中还不太明确包产到户是不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但是我们在“政策上要放宽、思想上要解放”这方面造了些舆论。这里也有失误。1979年3月15日在头版上发表了河南洛阳地区一封来信，还加了编者按，是反对包产到户的。这样处理，引起各地强烈的反映。有些人担心又要批“资本主义”了。我们发觉这封来信挫伤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压抑了农村刚刚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于是赶紧想办法弥补，发表了不同意那封来信的意见，慢慢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挽回了影响。当时，包产到户这个问题，有的干部怕得厉害，也顶得厉害。有关部门领导干部的认识也不一样。但总算开了个口子。到1980年9月时，中央还提出在一些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但放得还不够宽。一直到1982年1月，这个问题被中央正式肯定。按群众形象的说法是，给“双包”（大包干、包产到户）立了社会主义户头。“双包”这种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生产责任制，从理论上和政策上说明，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好形式，农民群众创造处理的这种责任制形式，既能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能发挥农民个人积极性，很快就在广大农村推广开来，成为农村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
从不准联产承包到联产承包；从有条件的开放、到大开放，到后来的“长期不变”。从这一过程中看出，我们党的政策随着实践在不断地完善。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农业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党中央不断总结群众实践的经验，用群众的实践来充实、完善党的政策。这也是逐步认识、逐步完善、逐步提高的过程。
从中央的方针、政策到报纸的宣传，我体会有以下几点：
（一）关于责任制的宣传，坚持用事实启发人、教育人。不像过去搞政治运动那样，大造声势，一声令下，各地都得照着办。实际上那是表现在宣传工作中一种“左”的东西，是搞形式主义，形而上学。因为我们国家这么大，干部水平参差不齐，不论什么工作，中央也好，各级党委也好，作一个决议，下一道命令，过几天就很快地实现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事物发展有个过程，人的认识也有个过程。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这次宣传中，注意多从思想上讲道理，用典型、用讨论的方式进行引导，不强制任何人，也不批判任何人，更不给人随便扣什么帽子。坚持强调因地制宜、多种形式、民主选择，不搞一刀切。现在看来，这样做是对的。慢一点、稳一点，逐步提高大家的认识，统一思想、统一步调。思想基础牢固，工作就扎实。在宣传中有些拿不准的问题，我们就多组织讨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坚定的，就是根据中央精神，批“左”的东西；要思想解放，尊重群众的愿望、尊重群众自主权，把生产搞起来。在宣传上采取逐步深化的方式，注意掌握宣传口径、分寸，不强加于人，主要靠讲道理，靠事实、靠典型说服人。
（二）在吃透中央精神的前提下，不拘泥于某些具体条文。包产到户从不许推广，到有限制地开放，到大推广，报纸宣传起了推动作用。这里有一个矛盾，就是中央文件某个具体条文，被实践所突破，显得不那么完善，不那么正确了。在这种情况下，报纸宣传应该怎么办？我认为，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不能与党中央的政策唱对台戏，文件是中央制定的，不对的地方应该由中央来纠正。但在中央没有修改以前，报纸宣传也不能把某项具体规定视为“禁区”。应该根据总的政策精神，从不同的方面加以讨论，发一些实际的东西，说明这样做效果好，利多弊少，试试看行不行？启发大家参加讨论。采取这样一种宣传方式，既贯彻了中央总的政策精神，又可以弥补不足之处。我们的宣传，要讲究方式。当然，讨论也是有倾向性的，到时机成熟了，中央有了新的规定，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扩大宣传，群众也就不会感到突然。
（三）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一时不能为某些地方的干部所接受怎么办？我们从大跃进以来（更不用说“文革”中了），多是采取往下灌、造舆论、施加压力的办法。你想通想不通也得干，不然要受到批评和斗争。这次，我们吸取过去的教训。思想认识问题靠施加压力是解决不了的。在宣传中，要讲清具体情况，说明具备了哪些条件，采用了什么样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步骤，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在文章、评论中，讲清为什么这么做比较好，为什么过去那一套不行。最重要的，是要拿出典型来，我们搞了不少典型，贫困地区的、平原地区的、山区的、大城市郊区的、机械化程度高的地区的、经济富裕地区的，用典型、用有说服力的事实，来启发人、教育人。有一篇稿子，说耿长锁也要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了。过去这位老模范思想不太通，现在也逐步认识到联产承包的很多好处。如果人家思想还不通，硬逼着他搞起来，也不能持久，有点风吹草动，又想退回来，因为他在思想上没解决问题。慢一点，思想确实通了，你不叫他搞，他也要搞。党的一个政策，各项工作任务，布置下来以后，从落实到完成，总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党委的工作、领导人的工作就是怎样克服这些困难，说服大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落实政策，完成任务。这些工作做得好不好，反映了党委或领导人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如果中央命令一发，两三天之内、一两个月之内，大家都按中央要求做到了，那还要各级领导干什么？中央提出一个问题、一个任务，大家不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认识都一致。因为事物是千差万别的，人是千差万别的。党委的工作、我们宣传报道的任务就是为了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宣传到干部、群众中去，把一些地方好的经验、好的办法、好的思想、好的作风介绍出来，为那些工作搞得不大好的地方所接受，这得有一个过程。宣传艺术就在于：你思想不通，我通过宣传，能够使你接受了。事物的发展，有先进、有后进，是不平衡的，我们多年来有这个体会。公社化时，一夜之间，多少地方公社化了。二十几年以后的今天，不是还得回过头来搞包产到户吗？有些是一种假象，它不反映实际。现在确实是反映实际，我们宣传工作，就是要使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先进的东西，贯彻到下边去，普及起来，我们采访就是访问这些事、介绍这些事。一件事，总得有起伏、有波澜，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不然，平平淡淡，就没意思了。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我们坚信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是深得群众欢迎的。我们也就坚信，有些同志虽然一时思想不通，只要我们善于做宣传工作，加上本人在实践中受到教育，总有一天会觉悟起来的。因此，为谁宣传，为什么宣传，要解决什么问题，报道是对谁讲的，都有针对性。所以，我个人认为，除了积极宣传、引导外，有些事情还要善于等待，留有余地，启发自觉，这样，宣传才能收到实际效果。
（四）真正好的报道要从实践中来。现在我们流行一种做法，就是向有关领导要题目，认为背上个题目下乡，写出来的报道见报才有把握。这种情况，是“文革”中遗留下来的毛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当记者的时候很少有这样的事。那时，领导只是给报道精神、报道提示，从来不给报道题目。一个报社几十个记者，都向领导要题目，没那么多。如果硬是给出个题目，那也是主观主义的东西。因为谁也不是神仙，脑子里能装几十个题目，而且都那么准，都能见报，这不可能。问题要从实践中来。刘少奇同志说：记者要成为调查研究的专业人员，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我们搞报道就是考察党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中贯彻执行的情况。实践是检验党的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一项政策可以在实践中使之不断发展和完善。如果经过调查研究，感到哪个地方不足，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供中央和上级党委参考。责任制报道就有这种情况。我们到基层要吸收地方党委、群众很多好的工作方法、好的经验、好的思想、好的观点。而且，有些比较好的报道，只有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得出来。记者也只有在深入调查中，掌握大量材料，通过分析研究，才能形成自己的见解、看法，真正把中央的精神、党的政策和实际结合起来，这样才大有文章可做，这才是记者的真本事。背上个题目，带着个观点，到下边去找例证，这不能算调查研究。因为社会现象错综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某些例子和材料来证明某个论点。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情况：有的人，你反“左”，他给你找出“左”的材料；你反右，他又给你拿出右的例子。迎合某个领导人的观点，不尊重客观，不尊重实际，这实质上不能算是尊重领导。只要从实际出发，真正做好调查研究，你到每一个地方去，都可能写出有特点的东西来。我们的新闻报道只有面向实际、立足于实际，才能搞出比较扎实、有指导意义的东西来。
农村形势好，但还有好多问题。总的说，这些年，不论是经济发达地区，或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生产都有较大的发展。但我们农村经济还不够发达，我国广大农村要实现现代化，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因而我们的农村宣传工作任重而道远，这需要我们每个搞农村宣传报道的新闻工作者，继续努力，不断实践和探索，为深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早日实现“四化”作出新的贡献。（注：此稿取材时间段为1978年冬至1984年夏）
〔安子贞：原人民日报社农村部副主任、《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