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音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农村改革为起点逐步展开的。30年前，亿万农民以非凡的勇气，奋起冲破“左”的重重壁垒，挣脱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禁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改革的道路很不平坦。那几年里，我在人民日报社农村部工作，对此进行了多次采访与报道，作为一个记者，我见证了这场深刻变革的一些风风雨雨。
我的农村改革采访，是从乡镇企业问题开始的。乡镇企业的崛起，是农村改革的前哨战。乡镇企业过去叫社队企业，它是70年代中期开始在农村出现的一个新事物。大凡新事物，多是为了生存和发展，经过激烈的反抗和斗争，才逐渐成长起来，争取到自己的生存权。乡镇企业的发展就是这样。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在农村又推行了“以粮为纲”的方针，它像一根粗大的绳索，捆住了亿万农民的手脚，农民在生产和经营方面完全没有自主权，粮食是统购统销，流通领域是国营商业一统天下，农民从事副业和其他生产活动，则被斥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计划经济和“以粮为纲”，把广大农民挤到了一个“独木桥”，逼到了绝路上，民间流传着一句民谣：“以粮为纲，穷得精光。”
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些原来有些商品经营传统的地方，有些农民就悄悄地搞起了乡镇企业，在不影响农业的情况下，创办工副业生产，并且自主经营，自行销售，突破了计划经济的老框框。实践证明，这个新办法有强大的生命力，凡是乡镇企业办得好的地方，各项生产事业蓬勃发展，农村面貌迅速改观，农民收入显著增长。它大受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欢迎。
可是，这个新生事物的成长很不顺利，它诞生不久，就受到社会上一些人的重重围攻。反对者主要是握有经济大权的国家计划部门、国营工业企业、国营商业部门等等，还有不少抱着旧观念不放的干部，包括不少地方的领导干部。当时中央还没有关于乡镇企业的红头文件，因此他们认为搞乡镇企业不合法。当然，也有不少干部支持这个新生事物，特别是了解农村实际情况、关心农民疾苦的农村基层干部。究竟创办乡镇企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一条发展农村经济的新路？这个问题，一时间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场激烈的大争论。
反对乡镇企业者给办企业的农民扣上的帽子是很吓人的。国家计划部门指责他们“破坏国家计划”，“以小挤大”（“大”即国有工业企业）；国有商业部门指责他们“破坏社会主义流通渠道”；一些国营大厂由于人才流失到乡镇企业而指责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脚”；还有人指责他们搞不正之风，等等。在农业部门内部认识也不一致，有些抱着传统观念不放的人，认为搞农业就得“以粮为纲”，农民只能终年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心搞粮食，发展乡镇企业是“不务正业”。总之，各种批评纷至沓来。当时，这场争论也反映到了《人民日报》编辑部内部，有些同志受到经济管理部门一些干部反对乡镇企业论点的影响，也认为我们不该支持发展乡镇企业，有时双方争论得面红耳赤。
当时，江苏无锡是乡镇企业发展最快的一个县，各方面对它的压力也特别大。批评与指责他们的，都是有权有势的部门，而他们手上又没有中央文件可以保护自己，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们给人民日报社来信，迫切希望得到党中央机关报的理解和支持。收到来信后，农村部的同志经过研究认为，面对这场关系农村发展前途的大争论，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支持乡镇企业这个新生事物。我们的看法，得到了编辑部领导的认可。
1978年3月，我奉命来到无锡县，由当地干部陪同，到全县一些公社（当时还是人民公社体制）和大队做了比较深入的调查。“北京人民日报社派记者来采访啦！”这个消息，很快在一些乡镇传开了，有些干部主动找上门来，向我诉说苦衷。他们说，无锡县兴办乡镇企业，县委是支持的，但他们也挡不住来自上头一些部门的压力；至于北京，更没有人下来过，办乡镇企业似乎成了一件名不正言不顺的坏事；办企业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一些有关部门不仅不伸手帮助，反而还加以阻挠。从他们的诉说中可以听出，他们是多么迫切地希望得到社会的支持。对我这个记者的来访，这些乡镇干部流露出了明显的喜悦之情，由此也使我增加了自己肩上的责任感。
到无锡县后，我首先去采访了安镇公社，这是全县闻名的困难社，粮食生产在全县倒数第二，社员生活困难。困难是因何造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单一的“以粮为纲”，只抓粮食生产，不准搞工业，副业也很少。这个公社地面上耸立着一座胶山，有丰富的石灰石资源，却长年沉睡，无人敢动。贫穷压得他们走投无路，几个大胆的干部带着社员向胶山发起进攻，开采石灰石，办水泥厂、水泥制品厂，生产石英砂，围绕着胶山大做文章，工业越办门路越多，公社办，大队也办，同时又大办副业，前后三年时间，这个出了名的穷社开始富裕起来了。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公社正修桥铺路，建造了8座新桥，还建起了农机站，一派生机。三年里农田基本建设的投资，超过了过去二十几年的总和，乡镇工业开始显示出它的威力。
我们还去调查了玉祁公社的民主大队。这个大队人均只有5分多耕地，过去叫它“三靠队”，即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供应，国家每年给这个大队统销粮食30万斤。这个大队的穷根就在于人多地少却单一抓粮食。这两年，他们兴办起不少乡镇企业，开办磷肥厂、粮食加工厂、大型养猪场……大队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工业收入跃升到总收入的50％，副业收入占20％，农业收入占30％。如今，“三靠队”变成了“三贡献队”，向国家贡献工业品、农产品、副产品。1977年遇到严重自然灾害，仍然向国家交售粮食38万斤。
我还调查了其他一些社队，情况大致差不多。以上所述一社一队的变化，大体上也是无锡变化的缩影。经过深入调查后，我的总印象是：发展乡镇企业，确实是农村一个可喜的改革，是在现有条件下全面发展农村经济一条可行的路子。特别是对人多地少的江南农村，更是一剂有效的治穷良方。
我去无锡县的时候，正是江南春寒料峭的3月初，我冷得披着棉被趴在县委招待所里连夜写稿，写出了一篇社论和一篇调查报告的初稿。1978年4月4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了我执笔的题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的社论和题为《农业高速度发展的途径——江苏省无锡县社队企业调查》的调查报告。社论在送审时得到了党中央有关领导人的肯定。
社论和调查报告发表后，受到各地农村干部的普遍欢迎，他们纷纷给报社来信，表示支持。无锡县的干部和农民更是兴高采烈。当然，我们也听到了一些批评意见，认为报纸的报道背离了“以粮为纲”的原则，是一个不小的错误。不过，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已经开始改变，扣帽子、打棍子已不再吓人。报社农村部同志依然坚持我们的观点，我觉得自己在无锡县是做了深入调查的，事实并无出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乡镇企业的崛起是我国农村走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步，也是向计划经济体制发起的第一波冲击。这次冲击中，迈出第一步的是无锡县农民。
这次的无锡之行，我的粗浅体会是，作为一个记者，最重要的是要“唯实”，即尊重事实，尊重实践，而不可“唯书”、“唯上”。这是老革命家陈云同志的一贯主张。当然，我们要重视学习党和国家的有关文件，认真听取领导同志的各种意见，但更重要的是要眼睛向下，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向实践在第一线的干部和群众请教。30年前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正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正贯彻群众路线的结果。无锡之行，也使我感受到记者责任的重大，感受到新闻舆论的威力。
改革的道路总是不平坦的，必然会出现新旧观念、改革者与保守势力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新闻记者应当运用手上的笔，为改革鼓与呼，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季音：原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