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说：“任何一个史诗式的主人公，他不仅能够真正地立起来、自如地行动，而且他还同时是我们发自灵魂深处的感情的一个人格化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就好比是我们的愿望的产物、是我们希望的体现。他们身上的生动丰富的色彩就表现出了作家所再现的实在人物的真实性，并且他还高于实在的人物。”[59]在这里，就“普通劳动者”来说，他们/她们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濡染着普通人生活习性和喜怒哀乐的“这一个”。这类人物体现了创作者在时代生活的厚土中不断开掘新鲜层面的努力，是创作者从平凡生活中的普通人身上发掘出来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质的结晶。这类人物身上充盈着与时代发展相勾连的勤奋执著和探索追求，充盈着一种大度、平和、向上的人格精神和文化气息。他们并非英雄，也非完人，但他们/她们展示了丰富的人物个性，体现了把握自我、超越自我的意义价值。特别是，在这类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蕴含其中的深厚的传统美德，以及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动力。比如，在《颖河故事》中，作品描绘了李香叶这一新人形象由忍辱负重到自强不息的全过程。
起先，她只是一个忍气吞声，备受丈夫欺凌的贤妻良母，但改革开放帮助她改写了自己的命运。这种“改写”无疑是了不起的革命。这不论是从自我意识的现代觉醒，还是从农村妇女精神解放的角度看，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和价值。在作品诗意的叙事展开中，我们看到，依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李香叶逐渐成为了一名女劳模、女老板，最重要的是，其灵魂的新生使其精神结构中的“新人”品质得到了充分的显露和张扬。在这里，从文本间性的意义上看，赵小云、梁淑贞、张菊香等人与李香叶在精神谱系上有一脉相通的地方。虽然这些人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但观众可以明确的从其人格结构中感受到一种流贯在时代生活中的精神气质。显然，这种“气质”具有生活上的可比拟性、情绪上的共通性、心理上的可交流性、道德上的可依赖性，因此，它倍显珍贵。再比如，在《车间主任》中，和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作品不追求对企业改革进程的细致描述，而把重心放在对人物的精雕细刻上，并在人物命运的历时展开，以及人物心理内涵的深刻揭示中，表现出现代产业工人在历史变革中的时代精神，以及他们为国家、为企业分忧解难的朴素情感。在作品的影像表意系统中，其人物描写的重心不在厂长、书记等决策者身上，而在那些现代工业中最具吃苦精神和坚韧毅力的基层劳动者身上。其中，既有以车间主任段启明为核心的产业工人集体人格的塑造，又有一个个经历独特的个性化形象刻画。
比如，作为车间主任，段启明对工厂的前景和必需的改革比一般工人有更深的理解和更高的眼光。他对车间集体充满了热爱和关怀，因此，他也备受工人们的拥戴。再比如，老工人刘义山，身患癌症，又被烫伤，仍拖着病弱的身体回到车间，“大活我干不了，我捡点零碎，杂七杂八，能伸手的我就伸把手。”电焊工肖岚则“干活干到2005年，焊点一千五百万个，没有一个出现质量问题”……可以说，正是通过这些平凡的产业工人形象，作品将普通劳动者那种任劳任怨的忘我精神和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就“改革者”的艺术呈现而言，别林斯基曾说：“我们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就像它原来的那样。”[60]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广发展，“改革者”形象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的彰显和“理想化”、“概念化”色彩的消退及“卡里斯玛”神授外衣的剥离，呈现为同步的发展进程。在《农民的儿子》、《苍天在上》、《忠诚》、《人间正道》、《世纪之约》、《好爹好娘》、《郭秀明》、《三连襟》、《省委书记》等一批优秀作品中，像史来贺、黄江北、高长河、吴明雄、雷默、田茂林、郭秀明、孙天生、马扬等“改革者”和时代生活中改革大潮造就的创业者有着相同的精神基因，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尽管这些人物形象已基本褪尽以往那种“英雄人物”身上所附着的乌托邦色彩和神圣光晕，但又不乏英雄气质。他们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不失本真的自我个性，平凡中见伟大、质朴中见崇高的精神境界，更贴近于现代生活中改革者的真实内涵，更能在平等的人格意义上引起广大观众的认可与共鸣。
比如，在《农民的儿子》中，创作者以饱满的激情和朴实的影像语言为农村改革的带头人——全国劳模史来贺立传。《人间正道》中的吴明雄不同于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领导干部，在人格品质和精神结构上，他实事求是，眼界开阔，光明磊落，与时俱进，并富于人情味和人文情怀。特别是，共产党人的优良品德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信念操守，以及不计个人荣辱，脚踏实地带领父老乡亲脱贫致富的行动，使这一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省委书记》中的马扬则是新一代改革者形象的代表。他年富力强，有知识、有能力、有抱负，又敢于为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的一切。事实上，正是有了像马扬这样的一大批改革者，以及那种不惜性命的牺牲精神，不怕危险的大无畏精神，不计个人得失的奉献精神，才使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勃勃生机和活力，看到了前进的力量和信心，看到了生活的美好前景。在这里，这些“改革者”之所以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人，是因为他们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生力军，他们身上体现了远大的人生理想、先进的文化信念和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
就英雄和英雄气质而言，事实上，从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英雄人物及英雄气质就作为更高、更完美精神境界的象征而为人们所崇敬。时至今日，英雄品格不可消解，英雄气质不可或缺，英雄形象的审美理想意义，以及它将人生理想与改造社会相结合的价值向度、对人生意义的执著追问和超越，具有常说常新的价值。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61]英国批评家卡莱尔说：“英雄崇拜从来就没有死，也不可能死！”英雄是“生活在真实、神圣和永恒中的人”，“他靠可能的行动或言论到处表明他的态度，到处表明他自身。”[62]就艺术创作而言，巴拉兹认为：“英雄、俊杰、楷模、典范是所有民族的文学艺术中不可或缺的。从远古的史诗到近代的电影莫不如此。这表明人的天性是要选择最好的，表明人有一种处于本能的进步要求。”[63]诚然，历史的发展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发挥作用的合力结果，但那些能够清醒地感受到历史潮流的脉动，并积极投身这一潮流，以自身的勇气和智慧来推动历史发展的“英雄”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社会变革的沧桑巨变中，当“改革者”在时代生活这一巨大的开放文本中展现出诗性的前瞻目光、英雄理想和英雄气质时，诸如坚强不屈的意志、顽强拼搏的精神、矢志不渝的信念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等，就必然要在改革剧的影像表意系统中得到生动、形象的艺术呈现。
在分析产生杰出民族作家的条件时，歌德说：“他在他的民族历史中碰上了伟大事件及其后果的幸运的有意义的统一；他在他的同胞的思想中抓住了伟大处，在他们的情感中抓住了深刻处，在他们的行动中抓住了坚强和融贯一致处；他自己被民族精神完全渗透了，由于内在的天才，自觉对过去和现在都能同情共鸣；他正逢他的民族处在高度文化中，自己在教养中不会有什么困难；他搜集了丰富的材料，前人完成的和未完成的尝试都摆在他眼前，这许多外在的和内在的机缘都汇合在一起，使他无须付很高昂的学费，就可以趁他生平最好的时光来思考和安排一部伟大的作品，而且一心一意地把它完成。”[64]在这里，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改革剧“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不断涌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蕴涵着过去无法比拟的产生杰出民族艺术家的条件。对此，不管是杰出的艺术家，还是杰出的作品，我们抱有双重的期待与希望。
3.3人物塑造方法的多样化和现代化
在经典现实主义的人物塑造方法中，“典型化”是最重要的一种。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封通信中关于“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精辟论述至今依然散发着璀璨的美学光芒。事实上，许多改革剧作品依据“典型化”原则塑造了许多饱满、生动的典型人物。比如，在《抉择》中，作品充分注意了人物性格“主导性”与“丰富性”的统一，既突出了李高成清正廉洁、刚直不阿、正义凛然的性格特征，又把他放在义与利、灵与肉、情与法的矛盾冲突之中，多方位、多层次表现其性格的多样性，使李高成形象具有了“典型”意义。在《颖河故事》中，创作者在塑造李香叶这一新人形象时，没有落入常见的理想化、概念化，以及虚假、生硬的窠臼，避免了那种胶柱鼓瑟的弊病。作品的高明之处在于，创作者艺术地把握了人与时代、角色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并将时代潮流的作用转化为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动力，使“李香叶”形象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还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当然，随着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深广发展和改革剧艺术实践的日益丰富，不断的借鉴、创新使改革剧的人物塑造方法在“典型化”原则的基础上呈现出“多样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态势。
3.3.1在文化视野和心理探询中刻画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当《雪野》、《篱笆·女人和狗》等作品出现在电视荧屏并引起广泛反响之时，有人曾迷惑地指出：像这些将镜头聚焦在人物心理和情感纠葛之上的作品也是“改革剧”吗？这是否游离了火热的时代生活？和那些大刀阔斧的“改革者”相比，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是否有着太大的差距？的确，这些作品将经济、政治的改革事件推为背景，主要是在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层面做文章，和乔光朴、李向南等“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的改革者相比，秋香、枣花们也不具备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号召力。然而，这些作品对时代生活的影像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却更能突显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特别是，在人物塑造上，这种宏观的“文化视野”和微观的“心理探询”为改革剧的人物刻画开辟出一条弥足珍贵的生活之河与精神之路。
在改革剧的人物塑造中，“文化视野”与“心理探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美学原因。具体说来，新时期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仅是重要的经济、政治现象，同时，它也是重要的文化现象，换言之，新时期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仅涉及到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还牵动着作为改革实践主体的人的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的更新。特别是，改革的过程是旧文化的扬弃与新文化的建构过程，它给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嬗变与更新带来了契机与活力。在这种意义上，改革剧的艺术创作就理应自觉地把“改革”当作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并通过人物形象的文化意义负载，展示出新旧文化的碰撞、交融和创新发展。其次，当改革开放推进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加之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大讨论和“文化热”的风生水起，使得一种深入的文化反思和美学垦拓成为了普遍的要求。在这一时代语境中，改革剧的人物塑造必然要通过对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的真切把握，来达成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深切理解。其三，在影响与借鉴的意义上，西方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在人物塑造上经历了由表现人的“社会本质”向表现人的“现代心理”的嬗变，经历了由摹写人的外在行为向揭示人的内心世界的位移。这种“嬗变”和“位移”无疑对传统的人物塑造方法带来深刻影响。比如，“意识流”的理念和方法就向传统的“典型化”方法发出了冲击，并打开了人物内心心理、潜意识，乃至非理性世界这一长期尘封的黑匣子。值得肯定的是，这种对人物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的多层次、多向度开掘可以把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饱满而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