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和那种单一的群体性审美观念相比，“群体性”与“个体性”审美观念的融通具有鲜明的与时俱进特点，并日益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观念。比如，周梅森指出，“改革开放这项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正是出于这样的触动，我把主人公定位成有缺点，但是健康的、充满人格魅力的形象。”[49]
陆天明说：“到了90年代不能再写一个青天大老爷，他一降世就解决了各种问题。再写一个‘李向南’，老百姓已经不相信这个，写一个可以犯错误的领导，我觉得更真实，更靠近我们的生活。”[50]在改革剧的人物塑造中，特别是，在塑造“人民公仆”这类人物形象时，这种审美观念的“融通”更显示出艺术的穿透力和感染力。比如，在《忠诚》中，高长河形象令人耳目一新。对此，有人评析道：“我们常常看到的官员形象，甭管是清官还是贪官，都很像官，官气十足，令人生厌。这个人物倒不像在官场上熏染了很长时间而灵魂发霉的人物，他身上有一种朝气，有一种清新之气，有一种与人平等的现代感，有一种冲破‘官气’而散发出来的‘人气’。”“他是一个在官场混了多年的人物，倒像个初涉官场的新人——新就新在这里，是官又不像官，有别于早在人们脑子里形成的官的印象，有别于人们天天见到的那种说官话而不说人话，或说人话而不做人事的官。这就是艺术突破，突破那陈旧的窠臼与老套，使艺术对现实有所超越。”[51]
可以说，这类人物形象的出现是审美观念创新绽放出来的花朵。
3.2.3审美理想：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艺术呈现
斯托洛维奇说：“人的审美理想就像趣味一样，是作为审美经验的特殊概括而产生的。但理想是更自觉的概括，它是对世界审美感知发达程度的标志。”[52]可以说，这种“审美理想”凝结在人物形象上就是创作者对“新人”形象的艺术塑造。在这里，作为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典型形态，改革剧的美学追求向来就把深刻反映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现实生活，表现和讴歌“社会主义新人”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并强调以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乐观主义的崇高精神去奏响激越的时代主旋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所达到的历史高度与美学高度可以看作是衡量电视剧艺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之一。
3.2.3.1时代的召唤与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性质和特征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5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这些“中国的脊梁”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对此，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改革剧就应该积极感应时代的律动，并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准备“人”的条件的高度，对时代生活中社会主义新人的文化心态和精神面貌进行全方位的审美观照和审美表现。
诚然，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纵横交错、异常复杂。惟其如此，我们就更加有必要分清时代生活的“主流”与“支流”，既不能对丰富多样的现实人生做简单化处理，又不能为某些消极现象所迷惑，更不能因为现实存在的不理想而放弃“理想”。人们常说，塑造“人物”难，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更难。这“难”的头一关就难在如何认清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表象。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秩序、社会人文心态的新秩序、社会结构性变革的新秩序等都处在建构和完善之中。其间，新旧秩序的交错、新旧思想的冲突、不同利益集团的对抗等，都引出无数错综复杂的矛盾。然而，高明的创作者总能看清这些矛盾的发展趋势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并在其人物形象中凝结价值、正义、操守、激情的诗意归属，对明确的审美理想和审美价值取向作出艺术的表达。在西方，“上帝死了”（尼采）、“作者死了”（罗兰·巴特）、“所有的人都死了”（弗洛姆）、“一批非理性的人站起来了”（加缪），然而，在当代中国如火如荼的改革浪潮中，那些掌握了新的实践理性的社会主义新人却栩栩如生地站立在我们面前。
在某种程度上，一部改革剧能否唱好主旋律，能否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关键因素之一就在于它是否塑造了成功的“新人”形象，因为，时代生活向改革剧提出了要求。那么，这种“新人”形象的本质和特征如何呢？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区分“新人”和“旧人”的重要标志是能否“使用实践力量”去“改变旧环境”。不愿改变和安于旧环境，不管声称自己“多么不愿再作‘旧人’以及他们是多么不愿人们再作‘旧人”，但这种人“依然是旧人”；“只有改变了环境”，并“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人“才会不再是旧人”，而变成了能“使用实践力量”去改变旧环境的“新人”。[54]由此观之，所谓“新人”，他/她可以通过掌握和实施新的实践理性，并以其新的文化素质和新的实践能力去“改变旧环境”，去从事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推动社会和历史的进步。在这里，就改革剧的“社会主义新人”来说，他/她应体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一致性，应体现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统一性。这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客观要求，也是改革剧人物塑造的总体性审美理想和审美价值取向。
早在1979年底，邓小平就提出和阐发了“社会主义新人”理论。他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55]在中国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指出：“当代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遵循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自觉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努力推进我国文艺的创新和繁荣，努力创作出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我们时代的进步精神的作品，用以教育人、鼓舞人和鞭策人，为繁荣祖国文艺的百花园，为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作出自己的贡献。”[56]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指出：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57]在这里，历史地看，“社会主义新人”不同于“无产阶级新人”，不同于“工农兵英雄人物”，也不同于“共产主义新人”，它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中，基于社会性质而非阶级地位，并充分体现了人物的先进性、广泛性和时代性的一个特殊概念。在改革剧的人物塑造中，他/她血肉丰满，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浸透着新理性精神的艺术质感，并集中地体现和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对于西方的“文艺复兴”，恩格斯评价说：“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58]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有相似的一面，它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并可产生“巨人”的时代。特别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进程中，广大创作者更应自觉地回应时代的召唤，并以其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塑造出无愧于时代、可载入史册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3.2.3.2改革剧中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艺术呈现
在改革剧的人物画廊中，“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呈现出丰赡的艺术景观。其中，有两类人物特别引人注目：一类是在时代改革浪潮中取得了突出成绩的“改革者”；一类是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默默无闻，却精神品质堪当时代标高的“普通劳动者”。前者如史来贺（《农民的儿子》）、黄江北（《苍天在上》）、高长河（《忠诚》）、吴明雄（《人间正道》）、雷默（《世纪之约》）、田茂林（《好爹好娘》）、郭秀明（《郭秀明》）、孙天生（《三连襟》）、马扬（《省委书记》）等；后者如赵小云（《外来妹》）、梁淑贞（《情满珠江》）、杨松伟（《乡里故事》）、李香叶（《颖河故事》）、段启明（《车间主任》）、张菊香（《当家的女人》）等。
从创作主体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艺术呈现首先取决于创作者贴近生活、体察生活，并从中敏锐地发现、挖掘出“新人”身上的时代性、未来性内涵。《苍天在上》之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冲击力，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创作者及时地塑造了一位反腐英雄，一位生气灌注的新人形象——黄江北。在作品中，黄江北以其坚定的政治立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力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腐败分子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吴明雄、雷默、田茂林、郭秀明，赵小云、梁淑贞、李香叶、段启明、张菊香等人也是创作者深入时代生活，并敏感于先进人物的崇高精神而创作出来的新人形象。这表明，一方面，“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与那种“侃”出来的，或依据某种观念演绎出来的人物形象有着截然不同的审美品格，因为，“新人”形象无一不是来自于新时期沸腾的时代生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艺术呈现有赖于创作主体自身文化素质的现代化，因为，只有创作主体具备了先进的文化素质，才能发现那些从事创造性历史活动的“新人”，并通过艺术作品进一步影响更广大的从事创造性历史活动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