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挣脱转型的奋争
如果说，作品主人公“忍受”转型的痛苦是一种历史逻辑的起点，那么，其潜藏的批判力量势必要进一步发展为对硬邦邦现实的“挣脱”，并在审美转换中，使“历史逻辑”形象地演化为“艺术逻辑”。比如，在《岁月长长路长长》、《抉择》、《车间主任》等作品中，其人物没有停留在对艰难处境和内心痛苦的“忍受”上，而是体现出一种挣脱生存困境的人格力量和艰苦卓绝的奋争。相比之下，创作者没有将主人公塑造成超越现实阶段和秩序，并能神通广大地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英雄”，但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新体制、新生产方式的确立往往要以旧体制、旧生产方式的悲壮“断腕”为前提；另一方面，在分享改革成果之前，我们必定有一个艰难困苦的漫长过程，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光明前景中，庶几只有意识到历史的进步，意识到社会变革的艰难，人们才能在艰难困境的竭阙突围中，寻求到自救和新生的前进之路。在《岁月长长路长长》中，雪梅、连弟、雅娟、心仪、庄婕五位女工因下岗后的再就业而四处碰壁。面对艰难的生活现实，她们痛苦、迷惘、沮丧，然而，她们始终相信生活的生机和转机，因此，在进取、追求的过程中，她们自强自立，挺直了脊梁。在作品的艺术表现中，她们不是趴下了的人物，更没有出卖人格和灵魂，并经过艰难的抗争与自救，最终成为了站起来的人物。从这些拒绝妥协，艰难地站起来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作品在沉重的现实生活中努力开掘着真、善、美，并通过对底层小人物“挣脱”痛苦历程的细致描绘，体现出历史进步和道德进步的有机统一。
再比如，在《车间主任》中，作品借助对“劳动”的讴歌，塑造了工人群体自立自强的人格形象。对段启明们来说，劳动就是劳动者的生存方式、精神寄托，是挣脱一切艰难困境的有效途径。在剧中，段启明说：“天下的道理九九归一就是吃饭，吃饭的道理九九归一就是干活。这是咱的本分，也是咱的本钱，是咱的脸面，也是咱的命。”一旦失去了劳动，劳动者就会变得六神无主，手足无措。这就是为什么李万全离开了工厂便会痛苦莫名的原因；刘义山既病且伤，却执拗要回到车间的理由；当耿海陷入惶惑、疑虑之中时，“劳动”使他忘却和摆脱了那些扰人的梦魇；肖岚在男友亵渎了她的真挚情感后，也唯有“劳动”才使她重新振作起来。在这里，“劳动”的意义和价值已超越了它的一般范围而升华出一种哲理的诗境——它是一种形而下的谋生手段，但更是一种形而上的人生信念——在贴近生命本真的“劳动”中，人们一切的痛苦都得以抚平，一切的分裂都得以弥合。
3.走出转型的新生
就改革剧的现实主义创作来说，如果仅仅客观地揭示出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那还不能说这种现实主义是深刻有力的。这意味着，一种如一道强光般穿透现实世界的锋芒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改革剧的艺术创作要积极辨析和把握一种推动社会变革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因和积极力量，要在展现人物“忍受转型的痛苦”和“挣脱转型的奋争”的基础上，进一步表现出“走出转型的新生”。当然，在这种表现中，尽管我们需要仔细甄别一种脱离生活实际的人为的“理想”前景，或需要避免用历史的理智来切割艺术的感性实在。但当历史的发展趋向已显露其端倪时，充分肯定和显现其意义与价值是十分必要的。在这里，这种必要性可以通过比较而得以说明。在《选择》、《大厂》、《坨子屯纪事》等作品中，诚如上文所述，其主人公常常是更多地被动“忍受”各种痛苦，尽管他们有所反抗，但他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因而，当他们的利益被出卖、被损害的时候，他们不能奋起捍卫自己的权益。在《岁月长长路长长》、《车间主任》等作品中，虽然我们看到了产业工人（包括“劳模”）们感人肺腑、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比如，他们有的为减轻企业负担而忍受病痛的折磨，有的甚至还卖肾救厂，但他们自我牺牲的崇高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面临的困境。
由此观照，作为历史的主人翁，产业工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积极力量还有待于提升到更高的审美观照上来，因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广发展，以及改革剧艺术实践的日益丰富，在《人间正道》、《忠诚》、《省委书记》等作品中，一种新的艺术形象呈现了出来。特别是，从维护个人的利益到维护集体的利益、从追求个人的尊严到追求集体的尊严，这种质的变化体现了人们自觉、自为的主人翁意识的觉醒和一种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力量的创生。这具体表现在作品中人物的精神结构上就是，第一，他们看到了眼前的利益，更看到了长远的利益；第二，他们将个人的命运和改革大业的发展自觉联系起来；第三，在与改革大业共进退的过程中，他们体现出高度的社会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这样一来，这些作品在揭示社会转型期各种艰难和生活窘迫的同时，还有力地昭示了，只有自觉、自为的劳动大众及其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的伟大实践，才是推动各项改革事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格局中顺利发展的中坚力量。
不必赘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伟大时代。其中，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必然要推进与之相应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当前，我们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新的时代、新的时期尤其需要有新的文化的支持，而文艺恰恰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作用，因此，艺术家在创作中应有充分的文化自觉。对改革剧的艺术创作来说，就是要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磨合与发展中，通过丰富、生动的艺术形象，呈现出中国现代性的蓬勃生机与活力。
[1]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34页。
[2]〔美〕L.R.波布克：《电影的元素》，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3]〔西〕奥尔特加·加塞特：《艺术的非人化》，《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第95页。
[4]〔瑞士〕C.荣格：《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页。
[5]〔美〕托马斯·沙兹：《好莱坞类型电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62、60页。
[6]转引自王啸文：《艺术：对时代风貌的真诚描绘》，《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1期，第79页。
[7]〔英〕齐格蒙特·鲍曼：《对秩序的追求》，《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38页。
[8]参见杨中芳：《现代化、全球化是与本土化对立的吗》，《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7-58页。
[9]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10]都晓：《电视剧〈乡里故事〉导演阐述》，《中国电视》，1995年，第6期，第28页。
[11]仲呈祥：《“飞天”与“金鸡”的魅力》，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
[12]郝凌云：《从传统走向现代——电视剧〈三连襟〉导演阐述》，《当代电视》，2004年，第1期，第9页。
[13]鲁迅：《拿来主义》，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1981年版，第39页。
[14]〔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页。
[15]〔法〕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113页。
[16]〔美〕I.斯特拉文斯基：《艺术创造》，见李普曼编《当代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407页。
[17]鲁迅：《〈引玉集〉后记》，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1981年版，第41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19]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20]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222页。
[21]王一川：《与其“走向世界”，何妨“走在世界”》，《世界文学》，1998年，第1期，第28页。
[22]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23]〔美〕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125-130页。
[24]邓小平：《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25]江泽民：《在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与文艺界委员座谈时的讲话》，《人民日报》，1993年3月27日。
[26]周申明：《跨入更加辉煌的新境界》，《河北学刊》，1988年，第1期，第39页。
[27]蒋子龙：《乔光朴上任记的生活帐》，《十月》，1979年，第4期，第16页。
[28]冯延飞：《真实的诱惑》，《电视研究》，2003年，第7期，第46页。
[29]参见陈晓明：《现代性与文学的历史性》，《山花》，2002年，第2期，第84-88页。有关“历史化”，详见陈晓明《表意的焦虑》“结语”部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30]转引自钟翔：《关于中西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思考》，《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2期，第6页。
[31]谢丽虹：《跟上生活，尊重生活》，《中国电视》，1993年，第7期，第21页。
[32]〔俄〕普列汉诺夫：《论西欧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2页。
[33]张宏森：《对电视剧创作现状的忧患和思考》，《文艺报》，1995年9月22日。
[34]杨曾宪：《文学抛开改革享清福去了》，《文艺报》，2003年7月22日。
[35]鲁迅：《〈穷人〉小引》，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104页。
[36]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3页。
[37]仲呈祥：《几部作为文化现象的改革题材电视剧读片笔记》，《当代电视》，1988年，第3期，第5页。
[38]王又平：《从“乡土”到“农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第40页。
[39]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0页。
[40]〔美〕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41]〔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42]〔德〕贝·布莱希特：《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见袁可嘉等编《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7、966页。
[43]〔苏联〕德·马尔科夫：《真正表现生活的历史的开放的体系》，见《苏联现实主义问题讨论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1页。
[44]程代熙主编：《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1997年版，河南大学出版社，第310页。
[45]杨庆祥：《〈新星〉与“体制内”改革叙事》，《南方文坛》，2008年，第5期，第5、9页。
[46]仲呈祥：《“飞天”与“金鸡”的魅力》，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
[47]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5页。
[48]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0页。
[49]参见高鑫、吴秋雅：《20世纪中国电视剧史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页。
[50]张卫：《试论改革题材影片的创作问题》，《电影艺术》，1986年，第1期，第5、6页。
[51]参见童庆炳：《人文主义的历史维度和历史主义的人文维度》，《文学自由谈》，1996年，第2期；《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人文价值取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历史维度与语言维度的双重胜利》，《文艺研究》，2001年，第4期；《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价值取向》，《学术月刊》，2002年，第2期。童庆炳、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52]童庆炳、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第44、45页。
[53]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234页。
[54]〔美〕R.W.B.路易斯：《〈熊〉：超越美国》，见李文俊编《福克纳评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7页。
[55]〔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当代的精神处境》，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3页。
[56]童庆炳：《新理性精神与文化诗学》，《东南学术》，2002年，第2期，第46页。
[57]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5-110页。
[58]杨曾宪：《文学抛开改革享清福去了》，《文艺报》，2003年7月22日。
[59]童庆炳：《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人文价值取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