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是引起社会变革的终极源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无疑要矢志不渝地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摆在首要位置。然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不是以“生产力”本身为目的，换言之，不是为生产力而生产力，而是要以“人”为目的。事实上，创造充裕物质财富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追求物质生活、审美享受的需要，使人从物质贫困所导致的生存状态的外在依附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意义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不仅是经济范畴中的议题，更是人文关怀中的议题。其次，生产力并不是单纯的物的力量，本质上是人的力量，或者说，人是社会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也是其中最活跃的因素。在“生产力”和“人”的关系上，作为生产力的担当者，人是生产力的人格化，而生产力则是人的本质力量和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
就改革剧的艺术创作来说，在历史理性的“人物”负载上，像姚副乡长（《坨子屯纪事》）、霍主任（《选择》）、郑主任（《大厂》）之流是否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及其发展方向？如果说，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中的经济发展要以人的尊严与良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为代价，那么，这种经济发展在“历史理性”上的合法性和“道德伦理”上的合法性就都值得怀疑。在作品的影像表意系统中，姚副乡长、霍主任、郑主任之流之所以能呼风唤雨，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不是因为他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及其发展方向，恰恰相反，而是因为不健全的经济、政治体制机制，落后的社会生产关系为他们提供了偷梁换柱、为非作歹、胆大妄为的土壤和条件。这实际上是和历史理性的本义背道而驰的，是对历史理性的严重歪曲。显而易见的是，如果霍主任、郑主任之流的“订货”要受到现代管理体制机制的规范约束，那么，他们就不可能要挟对方为自己提供满意的“特殊服务”，或以其他不合理的要求作为订货条件；如果社会现实关系中没有给予“拉关系”、“钻空子”、“拉人下水”、“坑蒙拐骗”等丑恶行径以生存土壤，那么，所谓的“经济能人”也就不可能变着法子、换着花样去“弄钱”。
在一些改革剧文本中，如果说，其审美价值取向在叙事“反主体”身上体现为历史理性的“歪曲”，那么，在“主体”身上则常常体现出一种历史理性的“迷失”。其显著特征是，作品中的改革者身上有着太多的灰色与沉重。其中，要么是工矿企业的厂长书记，要么是县乡村镇的地方干部，面对生存与发展的急迫难题，他们成天被各种各样的窝心事和棘手的矛盾所困扰，而解决这些难题和矛盾似乎又无法遵循和运用正常的途径和方法。于是，他们随“大流”，拉关系、赔笑脸、请客吃饭、迎合奉承，乃至拆东墙补西墙、耍心眼、低三下四、委曲求全，以解各种燃眉之急……尽管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矛盾和灵魂的煎熬，但这些似乎除了忍受还是忍受、除了痛苦还是痛苦的“改革者”与生活真实存在差距，难以满足观众的审美期待，在某种意义上也难以适应推进改革大业的时代要求。
当然，我们指出改革者身上的“灰色”与“沉重”，并不是要求创作者像以往那样，刻意表现出改革者雷厉风行、所向披靡的理想光辉。只是想强调，在浪漫的“理想”和沉重的“现实”之间，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所呼唤和期待的除了一种直面人生的审美观照，还有一种理想照进现实的影像书写。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这种情形是普遍存在着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从党政干部到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她们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她们在推动历史前进中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创造性，尤其是那种崇高的奋斗精神、大公无私的敬业献身精神和荡气回肠的英雄气概，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现象。因此，在表现时代精神的意义上，改革剧的人物塑造就应该将现实关系中的固有价值充分展现出来。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对于那种过于“灰色”与“沉重”的改革者形象，有批评者指出：“当代文学中改革主题之所以没有顺理成章地响亮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当代中国作家、批评家自身理性的迷惘与困惑。”[58]对改革剧的艺术创作来说，相同的道理表明，借助一种高远的哲学意识和历史诗情，那些过于灰色、沉重的改革者自身也需要“改革”，以便其精神意旨的现代性所焕发的力量可以激励和帮助我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推进改革大业又好又快发展。
2.3.2磨合与发展
在论及当代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取向时，童庆炳指出：“中国当代正面反映改革现实的三种范式，要么缺失人文关怀（第一种），要么缺失历史理性（第二种），要么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双缺失（第三种）”，因此，“呼唤第四种艺术范式，展现‘历史—人文’的辩证矛盾，就变得十分必要。”[59]在这里，就改革剧艺术创作的实际情形来说，重点考量这“第四种艺术范式”——历史理性中有人文关怀的维度，人文关怀中有历史理性的维度——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发展的必然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磨合与发展”。它是现实审美关系的真实反映，也是一种理想的追求。
检视近年来的改革剧艺术创作，并依据作品中人物心理和人物性格的嬗变历程，我们可以将改革剧中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磨合、发展划分为“忍受转型的痛苦”、“挣脱转型的奋争”和“走出转型的新生”三个递进的阶段。其中，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进程是考察这“三个阶段”的纵轴，作品主人公“失去平衡—寻求平衡—建立新的平衡”这一变革心史的心路旅程是审视这“三个阶段”的横轴。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中，这种纵横交织、历时性与共时性叠加的影像书写展现出一幅立体化的社会关系图景，并呈现出改革剧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磨合、发展的演变轨迹及某种指向未来的前进方向。
1.忍受转型的痛苦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像《大厂》、《选择》、《坨子屯纪事》等一批作品对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生存境遇投入了热切的关注。它们大胆地触及国有企业和基层农村改革中的诸多敏感问题，并且，不粉饰、不削平、不淡化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多角度、多层次生动形象地揭示出人们生存处境的严峻。尤其是在一些反映中、小型国企改革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企业负债经营，生产连年亏损，工人工资数月拖欠，人们的生活在社会转型、新旧更替的变革动荡中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商品经济时代的物欲膨胀和不正之风的无孔不入，令改革者们处境尴尬而无奈。在艺术表现上，这些作品把审美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并将现实生活中日益突出的物质与精神、金钱与道德、灵与肉，以及恶的手段与善的目的等之间的冲突，以更加生活化的方式充分展现出来。在人物塑造上，面对随处可见的粗鄙的实用主义，作品以影像“纪录”的手法展现现实生活的困境，同时，还以更多的镜头深入表现人物内心的痛苦和灵魂的分裂与挣扎……尽管吕建国（《大厂》）、刘志明（《选择》）们对“分裂”有着深刻的自我意识，但他们只能在“两害相权取其轻”中穿行。在这种“穿行”中，其艰难、屈辱的“痛苦”来自于他们那种迫不得已的“忍受”，那种拒绝“认同”的挣扎：一方面，他们是清醒的，他们之所以陷入动机和行为相背离、目的与手段相脱节的窘境而难以自拔，是因为现实环境和客观条件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所不能左右的；另一方面，他们是有道德感的，但作为一种无形的、深刻的自我批判和否定，这种“道德感”进一步加剧了其内心难以忍受的痛苦与折磨。尽管作品没有流露出强烈的道德批判，但通过人物灵魂深处的内在搏斗与厮杀，它们还是让观众在感同身受主人公们内心煎熬的同时，也体会到一种对人文关怀和道德进步的强烈呼唤和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