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男性研究在中国“小众化”发展的问题及原因
信息化时代改变了个人观念和行为的传统接受模式，一成不变的认同轨道和唯一正统的行为范式，正受到可变的、多元的认同视阈的巨大冲击。信息和传媒，作为知识本身以及一种普泛的、大众的知识教化方式，对人们形成多样化观念和认同多样化行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将“妇女与媒体”列为“战略目标和行动”的十二个关切领域之一，并认为：“在过去的十年里，信息技术的进展促进了超越国界的全球传播网，对公共政策、个人态度和行为，尤其是对儿童和青年人的态度和行为产生了影响。”
在全球范围内的女权运动稳步发展的同时，对男性的研究，包括社会人文研究领域内的男性形象、男性气质、男性权力的研究，以及生物医学领域内的性健康、生殖健康、性取向等方面的研究，与女权研究（feminism）特别是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是同步进行的，也是相互参照和交叉的。一些研究议题的提出，具有本质上的共性。比如同性恋研究，包括男同性恋研究、女同性恋研究、双性恋研究等；性别气质的研究包括男性气质研究、女性气质研究和异装癖研究等。
由于女性研究与男性研究在各自的宗旨上具有一些相同的部分，即普遍冀图通过反思现有性别体制和社会规范，达到改善或改变性别分层的目的，消除性别压迫的制度，实现性别平等。从男性研究的方法论角度看，一类是“添加式”研究体系，即将男性的研究内容纳入已有的以女性为研究主体的性别研究体系，另一类是“主体式”研究体系，即认为男性研究是独立于性别研究的，自有其独特的研究理论、方法和内容。从两类研究的发展来看，无论是添加式还是主体式，都很不成熟，且很大程度上依赖并受制于现有的研究资源和研究阵地。
因此，与女性研究或女权运动的全球发展和广泛渗透不相协调的，是男性研究的“相对小众”趋势。以中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著作的中译本纷纷出版，而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研究学者或性别研究专家的成果也开始出现。1987年，傅雷等人翻译的法国巴尔扎克的专著《妇女研究》，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首度将“妇女研究”的概念引入中国学术研究之中。1988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美国人米德著、宋践等翻译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将性别研究中“两性气质”的理论带到了中国。同年，由杜芳琴教授撰写的《女性观念的衍变》、潘绥铭教授撰写的《神秘的圣火——性的社会史》、李小江教授撰写的《夏娃的探索——妇女研究论稿》，和北京市妇联研究室编撰的《妇女理论研究》等，同被视为中国本土学界最早关涉妇女研究的重要成果。此后，性别研究在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中逐步发展起来，有关女性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日趋成熟起来。从机构和组织来看，到2000年底，各地妇女研究组织/中心已经达到91个。全国各高校均开设了与性别相关的专业或选修课程，以教授妇女理论和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为主要内容。2006年，教育部批准了中华女子学院招收女性学本科专业学生，批准北京大学设立女性学硕士点，以及中央党校设立女性学博士方向等。目前，其他学科的硕士、博士点招收女性学方向的学校有十来个。
而男性研究的情况，正如方刚所说：“如果说国内还存在少数男性研究，那么针对sexualities的男性研究几乎完全是空白。”笔者总结中国大陆地区男性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1）“男性研究”尚未本体化
现有的研究成果中，相当一部分是性别研究学者应用社会性别理论对两性关系、社会地位、两性气质塑造等问题进行的研究。因此，虽然论及男性权力、地位、气质，但并不是作为研究的主体，而是作为女性研究的参照系。因此研究的层面、方法和体系，都不是学术意义上的“男性研究”，而是“以男性为参照的女性研究”，以及“涉及到男性问题的性别研究”。
（2）“男性研究”起步晚，研究资源有限；且长久以来被女性研究当作批判男性的证据。
受女性主义研究和性别研究思潮在中国的影响，1989年前后，国外男性研究的专著也大批译介进来，比较著名的有《脆弱的男人》（乔伊斯.博拉泽斯，学苑出版社，1989）、《温柔就是力量》（小哈德罗.莱昂，作家出版社，1989）等。但是由于当时国内以女性为研究主体的性别研究相对比较强势，所以这些以男性研究为主题的译著往往被当作了站在女性的立场批判男性的证据和材料。
2000年前后，由妇联牵头组织了众多的性别研究学者和女权行动者，总结“九五”世妇会后五年来中国性别发展的情况，于是掀起了性别阅读与出版的新高潮。于是一批西方男性研究的前沿著作被及时地译介到大陆本土来，比较著名的有《扭曲的心理——为何男人憎恨女人》（亚当.朱克思，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被离弃的男人》（斯特凡.莱尔莫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男性的终结》（约翰.麦克因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男性气质》（R.W.康奈尔.梅斯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但是，由于男性研究在中国的性别研究学界始终没有占据主体地位，所以男性研究的阅读材料的价值远远没有被充分开发，其资源依然被片面化地利用于以女性为主体的性别研究中。
（3）本土的“男性研究”大多停留在虚拟的男性形象批判和男性权力批判层面。
从已有的大陆本土学者的男性研究著作中可以发现，基本方法依然没有脱离性别研究的体系，而且偏重于探讨男性研究是否能与女性研究/性别研究同路的问题，以及如何实现“同路人”的问题。比如胡晓红《走向自由和谐两性关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和周华山《阅读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等。方刚《男人解放》（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则“具有明确地反思‘支配型男性气质’，并以女性主义为基础重构男性社会性别角色的特点。”
再有就是男性研究偏重于对报纸、刊物、电视、电影中塑造的虚拟男性形象进行性别批评，采用人物形象分析和文本分析方法，解析这些虚拟的男性形象所传达出的男性气质，批判这些男性观念意识中的男权暴力。比如荒林主编的《男性批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以及范凤仙的论文《暣红楼梦暤两性同体意识刍论》（发表于《台州学院学报》2004第10期）等。
（4）本土“男性研究”未进入主流研究序列，在高校教育、学术研讨以及实践行动层面均缺乏有力的支持。
与大陆本土的女性/性别研究相比，男性研究缺乏一个组织或机构来发挥像全国妇联的职能和影响，缺乏政府与民间进行研究和对话的有力平台和桥梁。
在高等教育序列中，女性学早已进入高校的课堂，并且已经进入了学科化发展阶段，但是男性研究在高等教育中还处于空白。2005年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中欣开设了“同性恋研究”本科生公共选修课，但是据她接受采访时所说，此研究是她主要做的性别研究中的一个很小的门类，因此立足点是性别平等以及人具有选择不同性倾向的权利。虽然同性恋研究是性别研究和男性研究共有的议题，但是由于出发点不同、理论背景和目标也有差异，所以并不能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男性研究走入了大学生的课堂。
不过，一些男性研究NGO小组在推进中国本土的男性研究方面，起到了积极而持续的作用。比较突出的有成立于2005年的“男性解放学术沙龙”，主持人和召集人是方刚；由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办公室、中国教育学会艾滋病与性教育电影课总课题组、北京东方生命文化研究所、北京尚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办的“中国青年性学论坛”，主持人为李扁；由传媒工作者自发组织、由《时尚健康》编辑曾小亮主持的“男性文化沙龙”等。另外活跃于台湾和上海两地的学者蓝怀恩，2000年在台湾成立了“中华21世纪男性成长协会”，创办了“21男性网”，创建了“绅士生活沙龙”。2001年她首先在台湾倡议了“八三”男士节，提出了“男人周”概念。那一年从8月3日的男人节到8月8日的父亲节恰好是一周。香港明爱男士成长中心也由此受到启发，自2003年起，将每年的4月10日定为香港明爱男人节。近年来蓝怀恩在各时尚杂志和《都市女报》等报纸上开设专栏，提出关怀男性的理念，促进大陆地区关爱男性运动的发展。
男性研究在中国呈现“小众化”发展的趋势，本土化、学科化、系统化明显不足，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1）性别平等的理念在中国有其特殊的传承。
中国的性别文化论及男女不同的权力等级时，一直遵行着“男主外、女主内”模式，虽然在私人领域中女性被赋予了主导的义务，却在整个社会观念与日常生活中依然处于男权体制中的弱势地位。中国政府在1949年即提出“女人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将“男女平等”写入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并赋予女性在教育、选举、就业等方面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发展历史、条件，和依然作用于人们思想行动的传统性别观念，导致了女性在整体社会资源占有与分享上依然处于劣势的局面。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联合国的189个成员国共同确定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全球战略，中国也是当时最先承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政府之一。
1990年，江泽民在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8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全党全社会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用以指导妇女运动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妇女观”，并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妇女被压迫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产物；第二，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第三，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第四，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第五，妇女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作用。
因此，性别平等在中国有着“政府主流认同”、“以提升妇女地位为主要内容”以及“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中国共产党研究妇女问题和性别问题的基本理论和观念”的特色。
（2）性别平等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有以“针对女性、受益于女性”为特征的共性。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这个制度性的改变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事实，因此，全世界的男权制度基本建立起来，虽然有着文化的差异、地区和传统的差异，但是男权构架系统性地保证了对女性权益的压迫、剥夺机制的运行，和对资源占有和分配不平等制度的运行，也造成了女性地位普遍低于男性的社会现实。
因此，在各国、各地区、各领域建立性别视角，将性别敏感教育纳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的不同体系，成立以帮助女性为主要目的的机构和组织，建立专项基金用于提高女性地位和能力的研究和实践，成为了全世界推进性别平等的基本策略。
2000年9月，联合国首脑会议通过的《千年宣言》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所有与会的联合国成员国都承诺到2015年实现8个目标，其中有两条——“促进性别平等和提高妇女权利”和“改善产妇保健”——都是以女性为受益者的。
另外从研究者来看，由于性别研究被狭隘化和历史化地等同于“女性研究”，所以从事研究的学者以女性为绝大多数；从研究内容来看，文本分析方法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女性心理和社会需求研究以及女性权力建构的研究，成为了一段时期内的主导潮流。因此限制了男性研究者对这些领域的涉足，也降低了男性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热情；此外，由于女性研究在研究序列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所以拥有话语权的绝大多数男性研究者并不认为这个研究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这也造成了男性学者参与性别研究的边缘和小众局面。
（3）男性研究需要面对体制、传统受益者的质疑和研究自身的障碍等问题。
人们的共识是：要实现性别平等，推翻传统的、不平等的性别体制，就势必要关注到女性群体作为利益丧失者和权力失势者的角色和位置，因此，男性整体上被作为了传统性别体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而受到了批判。
在现有的体制中，男性依然处于等级权力的优势一级，在政治、经济领域中得到远远多于女性的资源、权力和收益。在文化习俗和家庭生活中，男性权威依然牢不可破。因此，要从制度上改变现有性别权力的格局，将经历一场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由于男性研究与女性研究在中国被认为是“同源和同质”的研究，所以研究主体依然由从事女性研究或性别研究的学者所充当，男性研究作为这些研究学者拓宽研究领域的一个方面而得到重视和进一步的研究。又由于在男性研究的过程中受到理论资源缺乏、研究方法系统化不足、研究力量整体上比较薄弱、研究成果的主流认可不够等因素的影响，男性研究在中国依然处于起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