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女人故事.时代中国——对三部影片的女性主义诠释
一、“魂飞魄散”的经验
《天浴》、《芳香之旅》、《图雅的婚礼》，这三部影片讲述的故事分别发生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发展之初、繁荣之初的社会转型背景之下，而在这样的时代际遇中女人们的命运与经历，丰富了所有文献对中国当代文化史的记述。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剖析时人时事，似乎能清晰地描画出一条中国当代女性自主成长与抉择变迁的线路，同时，在她们的个体经验背后，升华而出的是对整个两性世界和谐发展之困境与无奈的深思。
在当代电影的记述中，性别经验往往无法独立成题。就像迄今为止没有纯粹本土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精神信仰一样，中国本土的所谓女性研究、女性影像、“女性XX”，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只是“镜像之城”。在意识形态高度一统，而民族、阶级、阶层、文化习俗传统等又差异颇大的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去是、今后很长时间也必将是统一思想的观念主流，而像女性主义、消费主义等，则被看作是前者的衍生物或伴生品。在对待或被主流化或被边缘化的各种主义方面，所谓的“和而不同”，是对任何存在者予以整合的一种战略：虽然从效果上看是尊重了“不同”，不过，不能忽略的是主体永远不可动摇，出于“和”的目的，“不同”的存在合法性才被保障，其存在的价值才被逐渐挖掘。因此，后者的存在虽然被认为是合理的，但却始终缺乏坚韧而深厚的主体认证；也许这些后者也曾带来了新鲜的经验甚至引发过社会思潮，但毫无例外地更多怀着“最后一片落叶”的心态。
这样的背景决定了中国当代电影在表达性别议题时，即使爆发过阶段性的、不规则的狂飙力道，也终将只能“恢复正常”，策略性地遮蔽由性别引发或表征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精神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伴随着理性主义、存在主义理论席卷中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也悄然扮演着观念启蒙的角色：将关切性别权力的话语纳入社会发展话语和阶级分层话语之中，于是，“女性的家庭、事业双丰收”、“女强人的女人味儿”等成了被关注、被展示、被讨论的问题。到世纪之交，“后学”在中国本土学界内得到热烈的回应，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也同步发展起来，“干得好？嫁得好？”、“女性高管席位增加，女人回家的价值认定”等以往被二元割裂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却成为了并行讨论的焦点。而且“主体性”、“他者性”、“自我”、“权力”等名词撑起了包括性别研究在内的研究类文章八、九成以上的天下，似乎大家动辄就会谈“权”、谈“自我”和“他者”。
但是，冷静下来就会发现，热热闹闹的理论并没有更多干预到社会运行的日常生活层面，观念认知的提升并不同步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也不必然带来行为模式的转换。反倒是面对纷纭的理论，人的无所适从感、碎片感、无意义感却日益明显。
以电影的创作来看，经验的想象力似乎被诅咒和扼杀了，无论是政治、历史还是性别景观，无一不是在进行经验的倾诉，无一不在累积“不平之鸣”。这样无休止的主题复制带来了两个心理效应：一个是因为“看太多”而“看不见”，另一个是因为“看太多”而“看不够”。
在影像塑造和呈现中，当一种状况发生在某一类人物境遇中超过三次的时候，那么观者就有一种强盗心理的归纳逻辑，即认为这一境况是这类人物天然的、绝无例外的常态生活。比如少女对男老师的暗恋、比如单亲家庭的女孩离家出走便堕落卖身、比如丈夫往往虐待漂亮妻子、比如持家少妇却因一个坏小子而出轨等等。在影像虚虚实实定型化的塑造中，这些刻板印象不再突兀，几乎成了电影故事的泥土和空气，观者对其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另一种情况是，当某种场景、情节、人物逐渐被观者当成“构成要素”时，那么无论它的性质、品貌、条件，也无论是否“政治正确”，都具有了必须存在的理由，且一定要有才觉得完整。比如电影中对女性施暴的镜头，从伦理和人道的角度，所有观者都是怀有谴责心态的，但是细节越残暴越有噱头，越赚取眼球票房，这悖论的背后，正说明了因为“看太多”而“看不够”的心理病症。
因此，讲述女人经验的电影故事，很难走出“控诉、展览、不了了之”的同心圆，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魂飞魄散”。
二、女性主义的自掴耳光
1968至1976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七百五十万年轻学生告别家园，怀着改造自身、与工农结合、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奔赴农村和边疆。十年后大部分知识青年最终陆续返回了城市，但是有一小部分却由于各种原因永远留在了乡村和边远地区。
根据严歌苓小说改编、陈冲首部执导的电影《天浴》（XiuXiu/Thesent-downgirl），其第一个镜头，是1975年成都一所中学课间操的场景：女主角秀秀混在同学之中，认真地做着每一个动作。整齐划一的节奏中突然闪过一个男同学边做操边偷递纸条给秀秀的镜头。这时，一个中年男人的画外音悠然响起：“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文秀长大了、我也长大了……”
戴着红花插队到草原的秀秀，因为年年先进被场部派去学牧马，她的师傅和生活中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是被“断了根”的老金。按照当时所有人的逻辑，只要努力工作，听组织的安排，生活就会幸福安全。可是，即使秀秀在草原中最荒僻的地方认真完成了学习牧马的任务，她还是被她的上级组织彻底地遗忘和抛弃了。那个白河牧场铁姑娘牧马班早已散伙，而称自己是场部重要人物的男人跟秀秀说：“你要是早认识我，早就回城了，可能工作都找好了……”对于一贯以来遵从规则、期盼权力者庇护的秀秀来说，对于一个不谙情事、情窦初开的少女来说，一个苹果象征着定情，性的接触伴着被保护的期望。
这个男人之后，另外从场部来的男人们都带着一个苹果，爬上了秀秀的床。他们越是癫狂地喊着：“玩死你、弄死你”的狠话，秀秀越感到自己回城的希望变得真实。她跟老金说：“一个女娃子，没钱没势，爹妈都是平头老百姓，不就剩这点本钱？你不跟这个睡跟那个睡，他就来堵你路。一碗水要端平吗！没那些人给你盖的章子、批的条子，一没户口、二没工作，连居委会老大妈都能把你送回来。”
讽刺的是，这些给秀秀苹果的男人们没有一个给了她人生的希望。当她怀孕后到场部想找个人跟她一力承担的时候，却自己都做不到理直气壮，因为场部中所有的男人都可能是孩子的父亲。这是一个女人必须承担后果而男人却可以轻易逃避责任的鲜活例证。从本质上说，这个女人不是被某个男人背叛，而是被整个社会变迁所吞噬、被男人特权阶层的游戏规则所压榨、被不完善的体制所利用、被默认的资源独占格局所玩弄。
在医院流产的当天，一个女护士议论她：“连公马都能上她。”另一个说：“怎么可能啊？血都流完了。”脚部受伤的军人对秀秀的强奸被当成强者对弱者/一个完整男人对一个女人理所当然的欺压，他对愤怒的老金说：“没瞅见我在思想交流呢吗？”旁边的护士则会意地讪笑起来。他嘲笑老金“光有茶壶没有茶壶嘴儿”，语气中透露出对男人气质、男人性征的优越感。
秀秀拖着病体试着用枪瞄准自己的脚，她只能用这种自残的方法让自己的社会地位实现转变和提升，但她永远舍不得打自己，她对生活的期待和对未来的冀望似乎将被这一枪所毁灭。为了成全她永远不能实现的美好人生梦，老金开枪击毙她后也自杀了。他们的尸体被草原的白雪遮盖了，好像一场天浴，却只能清洗牺牲者的灵魂。
这部影片明显带有激进女权的色彩，其意识观念共识被设定为“贬男”。
首先，健康、平等、理想的男人并不存在，出现在女性视野中和参与生活经验的男人要么是迫害者、要么是观淫者、要么是群奸者；生理上健全的男人心理上却是丑恶的，心理上温和而柔软的男人生理上却又是有缺陷的……
另外，国家/集体/组织被建构成一个给人巨大压迫感的父亲形象：它忽悠了追随者，漠视被边缘化和被遗忘的子民遭遇的种种磨难，它无限庞大无限宏伟，以至只能遮住个人却不能给人以亲近。
同时，这种“贬男”的论证变成了强烈的反攻，它预设了一种归罪社会的思维惯性：它假定那些漂亮的、单纯的、缺乏资源的女人，都有利用自己身体和性使用的本能自觉，去进行非平等的“交换”。即使知道交换是有巨大风险、并不等价的，依然会夙命地走入堕落毁灭。就因为罪魁祸首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就因为所有受迫害的女人都势必要认清“行事的潜规则”，并心怀“女人生而为弱者”的悲戚。
因此，《天浴》的女性权益诉求不得不首先面对自身带来的挑战：若将女性的被凌辱与被损害归罪为化身男性的国家、集体、某些或某个男人，同时又轻描淡写女性在被损害的过程中期待出现“等价交换”的奇迹，那么，实际上观者的价值观在权衡得益与失益之间，就很容易将问题转向，从批判时代和男权体制不知不觉地转到女性自我认知局限上来。因此，抱屈喊冤的女人也成了被嘲笑和被质问的“不争者”。
难怪主演秀秀的李小璐对媒体说：“不再与陈冲合作”、“陈冲骗了我”。并且，李小璐不把电影中秀秀的性交换和毁灭命运当成是电影语言上的一种反抗，而是当成博取眼球的一种手段：“陈冲阿姨工作态度非常认真，也是一个好演员、好导演，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不同。她在美国呆了很多年，拍了很多西方的电影，思想已非常西方化了，包括拍电影的手法已经非常接近好莱坞了。她认为每部片子都有暴露镜头是很正常的。我则不这样认为，我坚决不能出卖自己的人格。因为这事我在片场罢拍与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因为我是未成年少女，合约里写着不能有暴露镜头，见我如此坚决，她只好把本子作了修改。我最不愿意的是上映的影片里有洗澡镜头、床上戏和裸戏，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她后期制作时在美国补拍的，用的是替身。不明真相的人以为是我自己呢。我感到受到了伤害与欺骗。尽管这部戏给我带来了莫大的荣誉，但却不是我的最爱。”
这正是这类女性经验倾诉影片的尴尬：它不仅没有引起人们对性别失重的警惕与重视，反而连最想广泛团结的一批女性观众也得罪了。因此，这类影片激进的政治诉求往往被忽略，而具有特殊象征性却又主要是自然主义的表现方式，却被当成激进的罪证成为谈资。
三、“倒退”的策略性错误
《芳香之旅》（The Road）的故事从中国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讲起，龙泽长途汽车站向阳号像往常一样发车了。为支援三线建设、从北方过来的老崔成为了向阳号的司机，他受人尊敬的主要原因是“曾接受过毛主席的推荐”。一张被格外放大的接见照片镶在玻璃框里，总被擦得雪亮地挂在驾驶座旁边。它就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既唤起乘客对司机的不竭崇拜，也成为老崔自己甘于艰苦奉献生活的补偿性精神慰藉。
同车的售票员春芬活泼单纯，老崔对她非常喜欢和照顾，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像他这样的同志才有特权吃肉，而每次他总是把肉夹给春芬。不过，春芬却对时常乘车的青年男子刘医生暗生情愫。
转眼到了60年代末，向阳号更名为“反修号”，一如既往行驶在老路上。阶级斗争的思潮侵袭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从上海来且有着海外关系的刘医生被下放到采石场。老崔虽然不愿意、到底还是同意了春芬去看望他的请求。
当晚，正巧采石场放电影，又碰巧一场大雨让刘医生和春芬有了独处的机会。情绪激动的两个人身体纠缠之时被意外撞破。令春芬绝望的是，她一直不顾自己的政治前途和人生前途为刘医生扛着罪名，而刘医生为求自保却这样交代：“由于李春芬的主动，我没有经受住资产阶级香花野草的诱惑，犯了严重的不可饶恕的错误。我要分清敌我，坚决跟李春芬划清界限……”
正是这次经历，让春芬开窍了：情感再伟大也禁不住阶级壁垒的小小挑战。如果把阶级、政治和情感并列权衡，任何人都毫无例外地遵从整个时代、全中国、全社会唯一认同的排列法。
这个时刻，老崔关键性地拉了春芬一把，最终他们俩仍旧搭伴工作在“向阳号”线路上。
进入了70年代，王队长一手递给春芬一张《卖花姑娘》的电影票，一边跟春芬说“交代她一个政治任务”。队长老婆貌似站在春芬的角度，实则把所谓的“正事”给说开了：“给春芬介绍一个思想好、人品好的对象”。两种语气，实则是同一个立场。
当春芬看见老崔坐在她身旁的时候，惊讶得不知所措。而看电影看到痛哭的老崔，也让春芬立时意识到选择这样“思想好、人品好”的人作为生活伴侣的绝对正确性。即使老崔的年龄和婚史令她感到不协调，她也只能借故说电影感人而痛哭一场而已。
新婚当夜，黑暗中两人碰倒了床头柜上毛主席雕像，摔碎的雕像也彻底摧毁了老崔的性能力。从做丈夫的角度讲，那个时代的男人在婚姻中的情、性、爱是有最基本的标准的：不搞婚外情/性，与妻子造人成功。做到这样就算是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