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网络色情与性别观念的传播
根据渤海大学网络传播学学者王吉鹏的研究，1999年到2000年间，国外的某些色情网站为了提高访问量，跟国内色情网站进行链接。从2000年末到2001年上半年，真正意义上的色情网站便开始在中国迅速发展。网络色情也从2001年6月开始大规模出现。
网络色情的传播状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网站数量递增速度很快。根据我国互联网中心的最新统计，目前全世界色情网站至少有70万个，而且每天以200—300个的速度在递增。
第二，色情陷落者出现小龄化。某13岁女孩的手机里发现了淫秽色情短信，大部分是从网上下载的。
第三，网络色情下载便捷化。短信代收费和网上银行变相刺激了网络色情交易。
第四，网络色情传播变成了娱乐性的活动。有的游戏下载率每天达到上万次，上面充斥着挑逗性的图片和字眼。
第五，高学历人群也涉猎色情网站。网络色情交易有了“空中媒介”、“电子海洛因”等很有现代科技感的名称，成为了网络商业利用率很高的一种模式。
第六，网络色情与营利和管理挂钩。目前，色情网站利用率已经成为网络里所有商业模式中利用率最高的。
第七，色情网站的犯罪活动花样翻新，诈骗形式多样。包括建网站“招嫖”；通过网络诈骗“买黄”；通过提供色情电影、色情图片供人下载来牟利。
全球网络色情的蔓延反映出现代社会的痼疾——对女性深层次的歧视打着生理性别和“性娱乐”的幌子在进行。目前，全世界网络色情传播的研究已经在各国展开，有些侧重在生理、心理的“性”观念方面，有些则侧重在网络传播的技术方面。正如胡道立所说，当代的网络传播使得现代女性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问题变得突出起来，性别问题具有理论的深刻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它涉及到政治、经济、观念、情感、美学与艺术，还有人性与人生的很多方面，又集中体现在女性在社会中如何完成从生理性别到社会性别的角色跨越。
（5）网络时代高校女大学生信息素养的提高
在第四次妇女大会NGO论坛上，苹果电脑有限公司副总裁罗宾亚伯.拉姆斯提出：“信息就是力量”，号召妇女通过计算机等传播新技术进入社会主流，积极接收和传播有利于妇女发展的信息，以消除现实生活中的“南北信息沟”和“男女信息沟”，促进社会性别平等。
网络信息技术掌握上存在性别差异，已经是不言而明的事实。一项对武汉高校大学生网络意识的调查指出，性别差异对大学生上网率也有影响。“性别不仅是人的基本生理特性，同时也是人的基本社会特性之一。心理学家指出，不同性别的个体，对事物的接受态度有差异。反映在上网率方面，男女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就有着不同。总体来看，男性上网比例明显高于女性。”
信息革命带来了权力的转移和重组。权力作为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通常由暴力、财富和知识三个要素构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三个要素的地位是不同的。在网络信息时代，权力已由财富向知识转移，谁握有大量的知识信息，谁就能在未来的世界中获胜。网络时代提高信息素养，对女性而言就是增强自身的权力。所谓信息素养，是指作为一个具有信息素养的公民，必须能够认识什么时候需要信息，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检索、评估和有效地利用这些信息。广义的信息素养是指个体访问和理解各种信息资源的能力，信息素养和信息技术方面的技能是有关联的。
如何提高女大学生的信息素养，吴秋兰提出四个途径：第一，努力增强女大学生的信息意识。包括对信息的态度、对信息的评价与判断、合理与准确地利用信息、形成自己的信息道德观念。第二，努力掌握网络信息技术。学会使用计算机及其各种工具、数据库以及其他技术，以便达到学术、工作场所以及个人发展的需求。第三，加强信息科学理论和知识的学习。第四，培养信息协作能力。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的现在，与他人共同完成某个任务成为一种趋势。
（6）传播新技术与女性
网络传播的社会推广的市场成本本身成为信息分配不平衡的新背景，反过来扩大了全社会和全球范围内的数字鸿沟。因为众所周知，传播媒介为了维持公共的、共同的社会生活，很大程度上起着形成社会现实、维持常态的作用；同时，它们也是各种标准、模式和规范的主要来源。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问题是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问题。网络传播对个人的重新塑造提出了社会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人的存在方式。包括依赖性的自由的问题：网络取消了时空限制，通过时间差的消失发展了个人的创造性，允许所有的表达方式在网络中扩散。但这种自由也可以成为一个具有强制意义的支配者，使人本身成为信息技术的奴隶，从而表现出信息传播技术的权力性质。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其技术化程度越高，它对技术的依赖性就越强，技术权力成为越来越突出的人类主体性的制约因素。
此外，网络传播研究还包括社会分化的新标志的问题。即网络传播通过信息、知识和文化的传递减少了不平等，但也可能强化了不平等。因为网络传播的技术掌握需要一种知识能力和经济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分配肯定是不平等的。那些没有经济和技术条件来接触和应用网络的人有一种被社会隔离的感觉，他们对网络感到压抑和沮丧，对整个世界有陌生感和技术恐惧感，放弃自己的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而网络技术在生产领域当中的普及则会自然形成社会淘汰的新规则。
卜卫在《社会性别视角中的传播新技术与女性》一文中指出，经验表明，女性地位并不能随着传播新技术的发展自然地得到提高，其权利也不能随着传播新技术的发展自然地得到增长，女性常常被新技术置于更边缘的地位。从社会性别视角看传播新技术与女性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女性上网比例的问题，而是要发现女性缘何没有成为传播新技术的使用者，传播新技术使用与原有的性别关系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只有将传播新技术与妇女地位、权利相联系，只有考虑到传播新技术是否以及如何赋权妇女的时候，我们谈妇女上网才有意义。
卜卫采用入户问卷调查以及文献分析的方法，通过调查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市区家庭户内17岁到60岁的男女居民发现：影响女性上网的变量依次是（1）年龄。年轻女性上网较多。（2）文化程度。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上网较多。（3）是否有18岁以下子女。没有18岁以下子女的女性上网较多。（4）家庭平均收入。家庭收入越多，上网越多。女性文化程度和收入代表其社会经济地位，拥有互联网接近权利的女性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且年轻的女性。而婚姻状态并不影响其上网。影响女性上网的因素依次为：年龄、文化程度、是否有18岁以下子女和经济收入，这显然与其社会经济地位有关。
对女性用户和非用户的统计说明，在所有需求中，女性用户更依赖互联网。其余的主要差异如下：（1）了解国内外新闻事件，用户比非用户更依赖广播。（2）获得有关个人生活的信息，用户比非用户更不依赖电视和广播，但更依赖杂志。（3）获得有关学习的信息，用户比非用户更不依赖电视、报纸和广播，但更依赖书籍。（4）满足娱乐或个人爱好的需要，用户比非用户更依赖杂志和书籍。（5）参与社会活动，用户比非用户更依赖杂志。因而可以看出，女性用户即使上了网，仍然需要通过杂志和广播来满足自己的媒介需要。
媒介可以满足受众表达、交流信息的需要，但这主要依赖互联网技术。由于女性上网比例低于男性，在表达个人意见和观点、与他人交流观点、参与社会活动、增进个人感情等方面，女性处于较不利的地位，表现为信息流动趋向于不平等。将女性用户和非用户进行交互分析，可以发现非用户几乎没有任何媒介手段来满足上述需要。或者说，互联网增加了以男性为主体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男性为主体的受众地位，如果互联网的性别比例不能达到平衡的话，就很难改变妇女受众的地位。
通过对比男女用户的互联网使用，可以看到，一方面女性用户通过上网增加了信息交流，另一方面，女性用户不如男性能使用更多的资源。
总之，在使用互联网后，女性用户比非用户有更多接近信息与娱乐的途径，有更多表达和交流的途径，能满足更多的个人需求，在社会价值观念方面更加开放，也因此会拥有更多的生活选择。这也正是互联网对于暂时处于劣势地位的妇女群体的意义。但是，与男性群体相比，女性在使用传播新技术方面仍处于不利地位，主要表现在接近途径、使用时间和部分功能方面。这种不利地位与两性的社会经济地位、性别文化观念紧密相关。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女性可能获得的权利会更少。而且，不仅是女性，弱势群体可能都将面临同样的问题。
因而可知，新技术的社会分享不仅取决于发明技术的科学家，更要靠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决策人。网络传播推动了对信息传播技术的社会学反思。从传播学的意义来说，网络是一个社会再生产的操作机制，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经济体制并掌握着阐释的权力。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由信息交织起来的网络，这里面的成分包含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决定了一个网络化社会现实的存在状态。陈卫星指出，“网络传播的建构过程亦是一个建构传播知名度和权威性的过程，信息的循环不可能同时是自由的和‘平衡的’，信息的自由交换仅仅是连续不断的不平衡，信息不是被它的目的所定义，而是被它的生产结构所定义”。社会的每个变化是各种过程加起来的结果，包括社会整体上的政治、文化背景，一个单独的技术不能创造社会，必须是技术的使用者吸取消化技术，与社会相适应，社会革新（更新）不是直接从技术更新中派生出来的，而是围绕着技术更新，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技术进步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那些从社会生活的强制性的再生产中自发产生出来的社会利益决定的”。
第三节 女性电视媒介的发展与突破
一、女性媒介的定义与发展背景
对于何谓“女性媒介”，父权制思维影响下的定义与女性主义者所给出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而是否具有社会性别视角，成为了决定现有的女性媒介在服务宗旨、媒介内容和表达的意识观念上存在不同的原因所在。
从女性媒介的发展历史看，受传统父权制思维模式的影响，女性媒介的定位片面化或歪曲了女性生活状况与身心发展的诉求，体现在众多标榜“服务于女性”、“以女性为主要受众群”的女性媒介，只以情感故事、美容时尚、主妇厨房等“软性内容”为主要构架。而这一类的女性媒介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类型僵化、内容复制性强而创新性弱，甚至以女性为卖点牺牲节目品位等的“硬伤”——“在大多数国家，大众传媒并没有用均衡的方式描绘妇女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对社会的贡献，相反宣传报道的往往是妇女的传统角色，或有关暴力、色情等行为。”如何回归女性媒介的本位功能，强化女性媒介改善两性生活和生存质量的效用，传达和谐、平等、发展的先进理念，成为了女性媒介突围的核心命题。
社会性别理论观照下的“女性媒介”，也叫妇女另类媒介。是指以女性本体需求为立足点的、以反映女性主体意识存在和发展为重要宗旨的、以紧密围绕女性日常生活经验为主要内容的、以女性观众为主要受众群的一类特定的电视节目类型。按照不同的媒介类型，可以分成女性广播节目/栏目、女性电视节目/栏目、女性报刊、女性网络等。
鉴于主流媒介的种种排斥与扭曲传播，妇女只能另寻他途来表达自己的智慧与情感，另类媒介正好为那些抵制主流媒介的弱势社群在不同的，甚至有时是相互矛盾的传媒意识体系间获得取舍的可能性。
女性媒介是一个以性别视角审视所有信息的场所，充当一个批评者和非主流媒体的角色（Feminist media remains an instigator and a feeder of content，as well as providing a gender lens through which to view the news.）（byL.S.Kim，Ms.Magazine）。
女性主义学者使用女性媒介（妇女媒介）这个概念时，往往对这个概念加以自己的阐释。但综合来看，女性媒介普遍被认为是“以女性的视角去观察事物，反映女性独有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展示女性的风采，发出女性自己声音的媒介。女性媒介提供了建构女性话语的场所，解构了男权话语的体系，从而形成了女性文化。”“应让人们意识到这个世界不光是男性的世界……女性媒介成为传播和构筑女性文化的一个重要空间。”
西方妇女创办的妇女另类媒介的历史源远流长，以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就是消除针对妇女的压迫以及由人种、阶级、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所产生的压迫，也可以将妇女媒介视为“女性主义的”媒介，其由妇女经营和控制，具有非营利和反商业的倾向，对专业主义和行业权威结构充满排斥态度。妇女另类媒介担负着以促进社会性别公平与社会正义为终极关怀的使命，以及追求构建克服不平等的传播制度和传播行为的目标，体现出深厚人文关怀（曹晋：2008：77）。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推动了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对于性别研究者来说，深切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改变与变革。世界妇女大会的成果文件《行动纲领》为传媒与性别的研究者带来了研究与行动的动力与指引。它代表各国政府对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承诺，也反映了妇女运动的国际共识。《行动纲领》在它的12个关注领域中，将“妇女与媒体”列入其中，并提出了该领域的两个战略目标：在媒体和新的通讯技术内并通过媒体和新的通讯技术增强妇女参加表达意见和作出决策的能力；促进媒体对妇女作出平衡和非陈规定型的描绘。《行动纲领》指出，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都对促进媒体中的性别平等负有责任和权力：“（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专业协会应当）鼓励设立媒体监测小组，监督媒体并与媒体协商以确保适当反映妇女的需要和关切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女性媒介（妇女另类媒介）逐渐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