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女性主义者认为，全球的不平等植根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全球贸易的压迫历史。由于政治经济领域众所周知的“性别盲点”，因此，像Eileen Meehan和Ellen Riordan（2002）等研究者在她们的出版物《性与金钱》（Sexand Money）中明确讨论了女性主义理论中包含政治经济理论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已经在经济结构和组织中，采用了男性的偏见。”而全球女性主义政治经济观点可以丰富现有的女性主义知识体系，通过关注把技术和远程传播作为商品，以及女性在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中作为资源的状况，也通过在全球层面上加入阶级和性别的交叉视角来实现。
文章指出，现存的女性主义学术知识中，妇女/性别以及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可以分为六个主题，分别是：
（1）理论的发展
在理论发展方面，女性主义学者已经对基于男性气质的科技创新（Mary Morbey，2000）和在固定时空内科技的发明提出了疑问（Gillian Young，2001）。一些研究报告甚至对“妇女”和“性别”的规范化概念提出质疑（Birgritte Holm Sorensen，2003；Colin Sparks＆Liesbet van Zoonen，1992；Liesbet van Zoonen，1992）。哈若威（Haraway）对于虚拟博客的观点已经对女性主义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她的观点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哈若威曾经表示，她宁愿做一个电子人（cyborg）也不愿做一个女神。艾莲.格若汉姆（Elaine Graham，1999）通过描述伊利格瑞（Irigaray）的“感性超越”观点，指出电子人和女神都未对父权制的技术和宗教的结构予以解构。而且詹妮.苏丹（Jenny Sunden，2001）也认为，哈若威对电子人和网络女性主义的话语建构，并不是非白人女性主义者、非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和非西方女性主义者所能接近和使用的。而且电子人的观点也因为未认识到重要实体的物质层面的属性而受到批评（Suzanne Damarin，2003；Beth Kolko，1999；Margaret Morse，1997；Jenny Sunden，2001；Christine Tamblyn，1997；Michele White，1999）。
（2）妇女作为终端使用者和新技术的消费者
在把女性作为传播技术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研究中，有一些研究注重在娱乐和教育目的下，在网络论坛的技术使用和互动中，男性和女性有何区别（Ann Denis＆Michele Ollivier，2003；Linda Jackson，Kelly Ervin，Philip Gardner＆Neal Schmitt，2001）。
专业研究妇女的学者Susan Herring（1999）、Charlotte Halmo Kroloku（2003）、Charles Soukup（1999）和Barbara Warnick（1999）都认为，技术话语对妇女并不友好，但也提供了原始的、创造性的、开创性的路径，使女性去创造新的方法和技术（Frances Cresser，Lesley Gunn＆Helen Balme，2001；Barbara Warnick，1999）。
一些学者发现，通过讨论性别身份的流动性、地方性和含混的特征，可以用生物学意义和社会存在意义的男人和女人的概念，去探察性别和技术（Elaine Grahan，1999；Lynne Roberts＆Malcolm Parks，1999；Simeon Yates＆Karen Littleton，1999）。而妇女对技术的需求和使用，需要以妇女的主体立场去考察。比如在家务领域内，Marsha Cassidy（2001），MisuNa（2001），Lana Rakow和Vija Navarro（1993），Leslie Regan Shade（2003a），Supriya Singh（2001）和Misha Walker Vaughan（2002）都发现，女性与技术的联系是含混不清的。当很多女性使用新技术时是不情愿的，但又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家务的职责要求她们使用技术。
（3）为服务社会行动，妇女使用新传播技术
关于妇女使用新传播技术服务于社会行动，女性主义研究发现，尽管新传播技术为妇女组织和其他组织建立网络关系提供了更多可能性（Joan Ross Frankson，1996；Nina Wakefield，1997；Gillian Youngs，2001），但同时，就如人类资源问题和财政资源问题一样，对传播技术的接近问题和不可转变的组织化的基础设施等问题一样存在（Elisabeth Jay Friedman，2003；RadhikaGajjala，2002；Ellen Kole，1998；Margaret Page＆Anne Scott，2001；Heather Schreiner，1999）。
此外，新传播技术加强了妇女传播网络的联系和力量（Andrea Martinez＆Elizabeth Turcotte，2003）。像Dara Birnbaum（2003）和Anna Couey（2003）这样的女性主义艺术家可以提供深入的见解，她们展现了艺术作品、组织工作等如何被用于挑战妇女和科技之间的传统观点。
（4）信息社会中的女工人和女职业者
女性主义学者发现，在高科技工业领域中，女性工人往往从事着低技术含量、琐碎和低层次的工作（Ellen Balka，2002；Vicki Belt，Ranald Richardson＆Juliet Webster，2000；Proinusias Breathnach，2002；Sara Diamond，1997；NickDyer-Witheford，1999；James Tyner1999；Juliet Webster，1999）。在职业水平上，女性的发展前景并不光明。Shoba Arum and Thankom Arum（2002），Rosalind Gill（2002）和LisaPitts（2003）指出，女工比男性竞争者有更多的劣势。但也要承认的是，技术带来了新的职业——网络女孩（web-girl）。技术不仅向自我呈现和网络凝视打开了大门，也通过设立真实生活的网页来使妇女可以寻求更多元的角色（作为角色制造者和角色形象）（Krissi Jimroglou，1999；Michelle White，2003）。
而且，Els Rommes，Ellenvan Oost和Nelly Oudshoom（1999），Els Rommes（2002）的研究已经证实，在IT中加入妇女，并不必然地保证技术对于男女同样友好。因为，女电脑程序员接受了传统性别分工的理念来设计技术、进行工作，而没有认识到传统性别分工带有性别和阶级的偏见。
（5）性别与教育
在性别与教育的很多研究中，可以发现女性和少数学生对于学习技术和电脑的热情并不高，而且会认为电脑和科技是属于白种男性的专有领地。此外，儿童所学习的新技术复制了传统的男性价值观。比如对于“竞争”的认识（Helen Josok Gansmo，Vivian Lagesen＆Knut Sorensen，2003；Birgitte Holm Sorensen，2003；Hendrik Spilker＆Knut Sorensen，2000；Roli Varma，2002）。
（6）在南半球使用新技术的妇女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认为，技术话语是带有资本化的、种族歧视和西方世界观偏见的（Martha Burkle，2003；Radhika Gajjala＆Annapurna Hamidipudi，1999；Priya Kurian＆Debashish Munshi，2003；Melinda Robins，2002；Deborah Wheeler，2001）。对于科技具有的操作性使得南半球的妇女的观点被关注、声音被听到的功能，一些研究者保持积极的态度（Susanne Hamm，2001；Amanda Mitra，2004；Jennifer Radloff＆Natasha Primo，2002）。对发展中国家妇女与新技术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还相当匮乏。Leslie Steeves（1996）指出了发展中国家传播与信息政策应该受到重视的四个领域：第一，妇女就业；第二，妇女对于信息的接近；第三，妇女再现；第四，妇女对适合的技术的选择。Leda Cooks和Kirsten Isgro（2003，2005）指出，现有的关于“发展”的话语中，很少认为性别、发展和技术，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有关南半球使用技术的妇女的文学作品反映出，女性主义学者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中的妇女有很强的研究兴趣。然而，就如Cooks和Isgro（2005），Gajjala和Hamidipudi（1999）所指出的，如果发展和科技的相关话语是殖民主义的，全球女性主义如何去质疑和解构传统的统治话语？而且，发展中国家的话语仍然停留在关注于对技术的接近权方面。如果男人和女人被排除于技术之外，不具有接近技术的权力，而且这种被排除是因为财富与教育资源的缺乏，那么，技术不能被用于男人和女人的赋权。
米奇在文章中梳理了1990至2005年女性主义研究对新信息和传播技术的研究成果，指出了三条发展趋势，也是三个研究方面的缺失：关注消费的趋势；把使用技术和在电信及ICT工业中工作的女性，建构成“问题”和“困难”的趋势；缺乏对于信息社会全球经济充分关注的趋势。
第一，对于消费的关注
SueJansen（2002），Riordan（2002），Scott（1999），Semmens（1999）和Willoughby（1999）都建议，女性主义更倾向于对传播和信息的女性消费的研究，而不是对女性产品的研究。为什么妇女对新信息和传播技术的消费具有研究价值？这个提问背后的潜台词是：两性使用技术是不同的，而且生理性别（sex）是构成消费的重要因素。
女性主义者不可以把“妇女和技术”当成过时的研究领域。因为妇女的次等地位很可能被解释成是由于她的生理因素或物质上的匮乏所导致的。没有一个研究关注到以下这些提问：妇女花费了多少钱去购买科技产品和技术？她们是如何支付的？谁支付购买科技的费用？什么品牌为她们所购买？为何选择这个品牌？而且，她们是否意识到对新信息和传播技术的拥有与控制的观点？这些问题明确地表明一个事实：消费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行为。无论妇女是否意识到，妇女正在参与到信息经济中来。忽视消费的经济方面的特征，就会表明科技是更文化性而非经济性的。
第二，所谓的“问题”和“困难”
女性主义学者们经常会把工业中的女工和职业者所面临的科技障碍记录下来。本文却指出，技术主体并不制造出问题，问题是由知识系统和被组织所规约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所产生和界定的。换句话说，技术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尽管它经常被表现得如此。它也不是仅仅被包括在电脑、移动电话等物体之中（Valarie Frissen，1992；Liesbet van Zoonen，1992；Judy Wajcman，1991）。福柯的观点是，科学与技术的知识早已经被主流话语所控制，因此，男性是唯一“懂得”科技的。妇女对于科技的恐惧、不适、不易掌握往往被误解为她们对于事物的理解力不够，而不对特定群体所规制的知识体系提出质疑。为了表明这个事实，妇女通常对于扮演传统女性角色的职业，如保姆、服务业等没有恐惧感。
统治性的技术知识体系是以阶级和性别为基础的，并且包含了西方价值观的偏见（Ellen Balka，1996；Martha Banerchi，2003）。Kole（1998）发现，南半球的妇女组织使用新技术的情况不如北方的姐妹。这一发现也表明，技术的主体并不能自动改变组织的实践，也不会自发地与妇女形成互动。技术不是产品，而是过程，而且对技术使用情况的地方性的认知，必须由使用者去创造。
技术的优势并不能使所有人受益，特别是那些负担不起技术的人，更不会感受技术的优势。一些研究粉碎了在传媒、政治家和学者中流行的看法，即认为信息社会将促使从事信息工作的人进行终身学习。而实际上，妇女即使比一些男性更具备相当的知识与技能，却依然是最底层、程式化的乏味工作的承担者（Leonard，2003）。网络在创造性的新媒体工业中依然是以男性为主导的（Gill，2002；Pitts，2003）。很明显的是，技术无助于超越劳工社会的阶层分层。因为技术不会自动打破性别关系和社会结构。妇女面对的障碍由来已久，并不是新的。
如果不去质疑基于市场的电信通讯和技术工业的新古典主义经济话语，那么妇女被“问题化”和“困难化”将不会解决。因为妇女的需求很少被包括进技术的设计和运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