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性别与传播:文化研究的理路与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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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监测与评估:性别视角与传播视野(6)

除了与上述内容相联系的问题以外,在“被绑定在固定的位置上”的神话中,经常给人的感觉是“被绑定在家中”。在对物质因素的强调中,网络所带来的危险和挑战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在教育文本中具有历史和社会经济敏感的个人主义是非常有用的。作为一种表述,它既是实践的也是灵活的。

针对“妇女和网络:对神话的质疑”这个议题,三位学者分析了“妇女进入网络:一个实验研究”和“研究性别和IT”这两个问题。

(1)妇女进入网络:一个实验研究

在时间、空间和物质限制方面,三位作者特别敏感,因为她们认为这些方面是最影响妇女对信息和传播技术接近的因素。再加上描述一定数量的与妇女生活结构相关的可能性,问卷要求填答者讨论她们对能实现和不能实现的技术的理解。问卷涵盖了对个人的访问、对家庭的和以组织为基础的、以工作为基础的访问。也问到了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设备和软件在实践中的控制和所有权的相关问题。填答者被要求回答她们所喜欢的使用网络的环境,喜欢的培训的材料,喜欢的外部支持的类型和数量。以及出于什么目的她们使用电脑,和出于什么目的她们希望使用电脑。

这个问卷为提升妇女不同的电脑使用水平和自信心的三个短期课程作出了贡献。当三位作者开始分析的时候,她们懊恼地发现几乎没有数据可以直接地使用。对于封闭问题的回答反映了对问题广泛的分析解读,同时也反映了妇女对信息和传播技术基础理解的巨大的分歧。

(2)研究性别和IT

在对性别与IT这个问题的研究中,需要做一些基础性的重新的思考。困难来源于三位作者最初设定的问卷框架中的那些问题——它们几乎是没法回答的。实验性的研究被设计成对“是什么因素限制和减少了妇女对信息和传播技术的接近?”的质问,这个问题自然来自于三位学者关于“妇女和网络”的故事中“被绑定在固定的位置上”的看法。它假定妇女是相对同类的群体,因物质和文化的因素,被剥夺了对没有问题的、电子的“公共空间”的完全的接近权。但是,这个问题背后至少还隐藏了三个问题:“接近”意味着什么?“通过网络”指什么?妇女指哪些妇女?

第一,接近意味着什么?

对于“接近”概念的研究挑战了将信息和传播技术使用者看作最初和最终的消费者的观点。如Wylie所指出的,只要“接近”意味着职员和消费的权利(1995:3),就很难去对抗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获取信息和传播技术的更大的平等,要等基于更多动态的个人的因素所建立起来的工作网络建立起来之后,才能很好地被建立。比较而言,三位学者更倾向于把信息和传播技术的使用者看作公民——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代理人。关于“接近”的概念有助于对技术的行动网络进行分析。人们需要提出的问题将会变成:妇女是否已经被接受为电子公共领域的工作者和制作者,或者是全部的公民或代理人?

Dutton(1998)建议,不能在把信息和传播技术添加到人们的能力和资源中这样的简单的思路下,去考虑信息和传播技术的接近问题。相反,必须要考虑接近的地理性:人们获得的接近是什么?这些新的连接取代的是什么?人们可能会用在网上冲浪来取代到当地的图书馆,取代在高速公路的Natwest存钱,取代花时间和邻居聊天,可能会和在东京的电子邮件使用者建立亲密的友谊。总之,曾经重要的、建立在地理上的亲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已经被新的空间流动——即建立在情投意合或特殊服务的提供基础上的网络所取代(Castells,1996)。

对于接近的提问,不能基于个人化的偏见。而且,这个提问还必须被转化为与技术的社会关系问题。就如May所指出的,“技术并不会必然地带来与它们相关的对抗的或合作的社会关系,发展一定的社会关系往往需要使用技术(1998:253)”。新信息和传播技术将如何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什么样的新社会网络将产生?这样的社会网络中将包含谁?那些对信息和传播技术、软件、培训有着不同水平的人,如何去发现和建立一种方式去掌握一种微弱的关系,而这种微弱关系已经通过整合进新技术社会模式的需求,使人们陷入了信息流的混乱关系中。这些提问不能简单地被包括进“被绑定在固定的位置上”这样的表述中,因为“平等机会”强调在个人层面上发挥效用的社会物质束缚。

而且,对问卷的数据分析显示,对于“接近”的提问——尽管作者认为对它提供了均衡的叙述框架,且通过了短小的调查——因为太复杂而不能有效地获取。对于ICT的接近的提问,应该建立在关于社会组织、社会实践和社会网络的一系列的问题之上。

第二,“通过网络”意味着什么?

问卷包括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填答者使用电脑的特征,她们希望拥有的特征,使用电脑的目的等。这些问题被不同化地设计进对网络或积极或消极的使用上。多样性,无论在个人电脑使用还是网络使用中,都被放大了。

当人们分析数据的时候,便意识到不可能把个人电脑的使用或网络的使用作为一件单纯的事情去理解。分析得出的结果显示,个人电脑和网络至少保留了五种不同的用途。政治家和职业者倾向于把电脑和网络看作获取金钱和股票的工具,协助在公共领域和市场中,转化软件和数据,提升控制和操作能力。比较而言,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将电脑和网络作为出版途径。一个复杂的现实是,人们可以在网络上用非常低的成本出版作品,而不用通过出版商。这就使得公共平台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服务,促成更多民主认识论的发展。但同时也会使色情和暴力文本通过网络被制造和传播。在更多的家庭里,电脑和网络,最初和最主要的用途,是被作为玩具,即主要被用于玩游戏(Haddon,1992;Wheelock,1992)。由于把电脑和网络当成玩具趋向于由男性所主导,充满了暴力和厌女的游戏,所以这种表述在“极度兴奋”的话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对教师、科研者和家长来说,电脑和网络经常被作为图书馆来使用,用于知识的储存和传播、学习的技术和科研发表。把电脑作为工具的观念,受到“把电脑和网络当作社会的中心”的最新的霸权制的理解的压力。横向交流的令人震惊的发展——通过传真、电子邮件、会议、电子公告板、讨论区、多用户区域、聊天组和大型文件的电子转换——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造成了对“网络乌托邦”话语的乐观态度。

第三,妇女指哪些妇女?“妇女和网络”的故事,其核心是网络对特定群体中的男性(和许多女性)的接近权的限制的描述。似乎网络使用者更倾向于男性、白种人,比一般人年轻、比一般人收入高的人。生活在同性别家庭或关系中的女性对新技术的使用比男性有更多的自信吗?如果妇女受聘于传播行动和/或付费的工作,妇女是否更有可能从事新技术的工作?使用网络的妇女多少比不使用者无能吗?她们受到的伤害在特定的类别里特别多吗?在混性别的家庭里,谁装载软件、设计桌面和投入其他基于虚拟的建设网页的任务?

“被绑定在固定的位置上”的叙述,有着对妇女生活在公共和私人空间中有问题的建构的深切敏感,是从事人口统计学研究的一个完美的开始。三位学者开始她们的研究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即大型的调查可能会有效地找出问题的答案。

一个比较基础性的观点与人们关于网络的研究选项相关。为何“妇女和网络”的关注点都在“网络”上?就如Dutton(1998)在他关于网页使用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一些信息和传播技术,是伴随着不同性别、社会阶层和人种的使用者的大规模的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指标发展的。他的研究表明,一些便宜和一般的技术正被妇女有创造性地使用,用于地方社会结构的改造、社会布局的重新组织以及再造社会组织。这些非正式的行动,却很少被研究过,且被置于信息革命的边缘。如果对信息社会中妇女保持社会性、政治性的有效行动的能力很关注,那么就不能使视角太狭窄,需要对信息革命自身的视阈进行认真的思考。

总结:对于故事的重讲

妇女和网络的故事作为在这个领域中女性主义行动的原初故事,尽管在类型和细节上被深刻地争议过,但这个故事已经扮演了连贯的、有说服力的、具有激发性的迷思的角色。三位学者的研究项目正是从严格植根于这个观点的立场出发的。在分析的过程中,三位作者质疑这个故事已经被结构的方式,而一系列的问题亦浮现出来:

1.网络的军事工业起源实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技术与妇女如今和未来的关系?

2.说“妇女早已被排除在新媒体之外”意味着什么?

3.在全球化地谈论妇女和网络的关系时,有什么要点?

4.为何关于妇女和网络的研究,如此紧密地与网络(以及真实的现实和其他有吸引力的新技术)相关,而忽略那些像网页和移动电话那样更便宜、更普遍使用的以及可能更具有民主的技术呢?

5.是否可能把网络作为一个单独的对象来加以研究?

6.是否可以将从编织在一起的故事中获得的那些复杂和看上去相互排斥的话语倾向加以整合?

也许有必要在关于妇女和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关系上,重新建构一个更客观和更具有多样性的原初故事。这个新的故事应解决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对信息与传播技术的接近的新的社会布局,是如何被性别化的?

第二,在更民主、更具包含性的和更中立的性别化方式中,人们如何进行对新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性的指导?

尽管对这些新故事必须要有格外的性别敏感,但新故事可能完全不是以作为一个同类的范畴的妇女来入手的。“被绑定在固定的位置上”的叙述,已经关注到公民被物质性地结构进时间、空间和经济资源的关系之中。有关对妇女和技术的表述,应该分析在信息社会中这些物质分布的变化性的结构。

妇女和网络的故事已经促成了分布广泛的研究和有价值的发展的事业。因此,与其放弃这个表述,三位学者建议不如用新的结构和新的自反性来解析它。需要将构建这种表述的那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加以问题化。这个表述的逻辑是进行这项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结论唾手可得。正如这篇文章的开头所说,事实只有在故事中才有意义。

3.对在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中妇女研究缺失的分析

米奇.李(Micky Lee)《对在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中妇女研究缺失的分析》一文指出,对于人类与技术之间关系的认识,优先提问的应该是“如何去实现”而不是“谁”实现技术的问题。而且,传播研究中大多数女性主义学术并未对新技术与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之间的关系予以质疑。

这篇文章为全球女性政治经济研究如何丰富新信息和传播科技的知识主体提供了三条道路:第一,把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作为基础工业,强调它构成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第二,在对新信息与技术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中,注重对女性潜在角色的检视与分类;第三,检视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物的性别,是如何被用作保持财富吸引力的意识形态的,通过物质资料生产、商品和服务,检视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女性劳工及其形象的剥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