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历史研究通常易成为对有限环境的静态或短期性的研究。但这只有一种期望而已，因为在更宏大的结构发生变迁时，我们会更容易认识这些结构，而只有在我们拓展视野，使它包括一个恰当的历史阶段时，我们才有可能了解这些变迁。要想理解小环境大结构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理解在这些有限环境中起重要影响的大事，我们就得处理历史资料。
——[美]C.赖特.米尔斯
第一节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时段
一、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逻辑起点与关键节点
上文已提及，在丹麦新制度主义研究者尼尔森认为的支撑历史制度主义四个理论支柱中的第一个即要确定“制度的形成时段（Forma-tive Moments）”，即确立应当追溯的、对当前的事件或进程产生了实际影响的历史时段到底有多长，或者说是找出前一个关键节点所在的时刻。逻辑起点的择取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中十分重要。从制度演化的角度看，制度的初始选择意味着路径依赖的产生，制度演化的初始选择不同，演化的路径和结局也不同。“不同的初始选择决定制度演化过程中的分叉现象与锁定现象。”回溯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逻辑起点十分重要。在文献综述中笔者已经指出，当下关于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研究只着于1978年以来的变迁，把1978当作制度变迁的起点，因为这是改革开放的起始时间，但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这个时段显然太短，无法使我们看清全局的真相。为了更好地分析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特别是揭示其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我们也有必要拉长观察的时段，将媒介制度的演化起点往前回溯，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对其演化机制进行剖析。实际上，中国社会的转型或说“改革开放”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1840年前后才是中国大规模制度变迁的起点。与1978年不同的是，1840年前后的开放是基于外力被迫“开放”的，而1978年至今的改革开放是基于内部危机而自主选择的，但这两者并非没有关联。可以说，1840年才是中国“大转型”的起点，中国媒介从“邸报模式”转型为现代报纸的过程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因此，对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分析也只能置于这一历史长时段的分析之中。
简单地说，如果我们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作为中国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媒介，那么中国媒介制度变迁历史迄今已有190多年，如果以中国人成功创办的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循环日报》作为中国媒介产生的起点，那么这一历史至今也已130多年。显然，中国一二百年间的媒介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转型”过程，其时间起点始自清代，延续至今。
在媒介制度的演化起点与历史跨度大体确定后，接着我们要确立一些在这整个制度变迁链条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时间点，即历史制度主义所谓的“制度断裂点”，也可以用“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来表示。很显然，1815年，1840年，1911年，1949年及1978年等都是这样的关键节点。在这些时间点上所发生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轨迹，形成了一种“制度断裂”，很长时间内影响着后续的制度变迁。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关键节点”的分析，结合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新闻史及中国文学史的历史分期，本书将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1815～1911、1911～1949、1949～1978、1978至今，并将这四个时段命名为“近代”、“现代”、“当代”与“1978年以来”。
在具体时间节点的划分上，本书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期，与当下中国新闻史的分期有所不同。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野看，清代以来的中国媒介制度变迁历史可以分为四个大的时间单元：第一个时段在近代（1840年前后至1911年），这一时段产生了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媒介，并随着历史的变迁演化出了精英型报刊、政论型报刊和商业型报刊等多种媒介形式及经营管理模式，奠定了中国现代媒介的基本面貌，并迎来了国人办报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第二个时段我们称之为现代（1911年辛亥革命后至1949年），这一时期实现了皇权政治的终结，统治中国上千年的被施拉姆称之为“集权主义模式”的媒介管理体制宣告结束，由此一度带来了新闻出版与言论的自由，实现了西方媒介制度的本土移植，尽管期间新闻管制与反管制的斗争多有反复，但多元媒介制度的试验与探索始终没有停歇，政党媒介、商业媒介与精英媒介进一步发展完善，相互竞争，实现了国人创办大众媒介的第二个黄金时期；第三个时段即当代（1949年至1978年），这一时段媒介制度的重大变迁表现为民国时代多元的媒介形态定于一尊，民国年间发展起来的政党媒介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媒介居于垄断地位，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媒介制度传统被排除，媒介竞争消除，商业媒介成为历史名词，媒介所有制上的国有化，布局上的条块分割等完全克隆了苏联的媒介制度安排；第四个时段即1978年至今，这一时段内意识形态媒介重新演化为半意识形态半商业媒介，宏观管理上党营性质没有改变，但媒介经营制度上实现了企业化管理，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二元体制”；1978年以来媒介的类型、数量逐渐增多，出现了中国媒介史上的第三个办报黄金时期。
1978年以来的媒介制度变迁既是1949年媒介制度变迁的延续，又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否决点”，这一次媒介制度变迁以渐变的方式发生，至今仍在延续，其演化结果仍有待观察。
可以看出，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基本上与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一致，政治变迁当中的关键节点也往往成为媒介制度变迁中的关键节点，这是因为媒介体制与政治体制的耦合程度极高，政治体制的变迁必然带来媒介体制的演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介制度变迁史与政治史完全一样，因为媒介制度毕竟不同于政治制度。例如1815年在政治变迁史上不是一个时间节点，然而在媒介制度上却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节：西方媒介制度第一次“输入”中国；1919年在政治史上和思想史上可能是一个关键节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大范围传播，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但在媒介制度史上它并不是一个关键节点，将1919年作为“近代媒介”与“现代媒介”的时间分界点显然是受“中国革命史”逻辑的影响，脱离了对媒介制度演化本身的关照。当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来看，任何制度的变迁都是一个延续的渐进的过程，媒介制度变迁既有其自身的演化逻辑，又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划分界限的做法只不过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这四次重大的制度变迁不应割裂开来看。
二、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方式
所谓制度变迁方式，则指“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变迁形式、速度、突破口、时间路径等的总和”。林毅夫先生认为制度变迁有两种方式：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一个历史时段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既取决于制度的成本—收益的对比，又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
如果联系哈耶克所讲的“二元制度”即“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我们可以发现，内部规则的演化过程相当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外部规则的演化过程则相当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是一种诱致性与强制性相互交错的过程，也是一种“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不断碰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最强有力的组织——政府选择外部规则，社会成员选择内部规则，形成了一种“双重秩序演化路径”，自发演进的“内部规则”与政府强制推行的“外部规则”这两种规则之间的冲突与协调贯穿整个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过程。
在制度变迁的方式上，我们还可以用“突变演化”与“渐进演化”来进行概括，其含义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当。“制度系统的突变演化是指同时改变（废弃或创立）一整套具有耦合关系和派生关系的制度簇；制度系统的渐进演化则意味着先改变部分制度，更经常的是在原有制度旁边先增设一些新制度，然后再逐步改变和增设与他们有耦合关系和派生关系的制度，同时待时机成熟再逐步废弃与他们有互斥关系的制度。”“诱致性的制度变迁”一般是属于渐变演化，“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则是突变演化。如果依此来分析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四个时段，我们会发现，有两次媒介制度变迁类似于“突变”，另外两次媒介制度变迁类似于“渐变”。
1840年以前，西方媒介进入中国采用的是一种渐进的方式：先在马六甲、澳门等地建立桥头堡，然后进入内地，遵循着一种先边缘后中心的演化逻辑；而媒介内容上也是先宗教内容，后世俗内容，再到政治内容，渐进演化。1842年，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和通商口岸的开放，外国媒介才直接移植到了内地，中英文报刊大量涌现，这种随着政治条约而移植到内地的演化方式又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从甲午战争到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期间，媒介的制度变迁是一种诱致性变迁，而1911年辛亥革命是以一种“突变”的形式废除了清政府所有的媒介管制制度，显然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1949年的媒介制度设置同样是一种强制性变迁，通过国家力量将所有的私营媒介改造成国有媒介，是一种突变；1978年开始的媒介改革首先是从广告领域和发行领域发起的，以后又延伸到采编层面，遵循了一种诱致性变迁的逻辑。中可以看出，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突变”与“渐变”的反复交错与中国社会的改良与革命的交错是同步的。其原因当然还在于媒介制度系统与社会制度系统尤其是政治体制的耦合程度较高。
如果按照前文的四个大的分期来进行描述的话，我们可以发现，1815～1911年的媒介制度变迁主要是一种“渐变型”。自1815年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现代型媒介在中国开始了它漫长的演化过程，这是一种渐进式的演化过程。从媒介制度的地域传播来看，最早是在中国的外围马六甲，然后传播至通商口岸，再传播至内地。从媒介创办主体来看，最早是外国传教士（或外国商人），然后是在外国传教士那儿工作过的中国人，再到普通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商人。以《循环日报》的出现为标志，中国媒介终于实现了对“邸报模式”的突破，第一次拥有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媒介标本。从媒介的内容与形式来看，先有宗教型媒介，然后有半宗教半世俗媒介，再演化出政论型媒介和商业媒介，这些都可以视作一种渐进演化的过程。但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除了在通商口岸和“租界”是另外一种制度模式外，中国媒介制度依然延续了一种传统的集权主义的管理模式，没有实现大的突破。
1911～1949期间的媒介制度变迁可以归结为一种“突变型”演化。
1911年的辛亥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媒介演化的路径，它第一次突破了集权主义的媒介管理制度，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新闻出版的自由，这次制度突变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的“新闻出版自由”条款为标志，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以后历届政府不管是否真心愿意实施这一制度，但在宪法中无不将这一条写入其中。这次变革虽然短暂，但却无法逆转，在媒介制度层面，它实现了中国媒介制度与西方媒介制度的接轨，换句话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实现了西方自由主义媒介制度的本土移植，尽管多有反复，但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以《大公报》为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成熟媒介，至今堪称媒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