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的叙述方式，是观察角度、解析深度、语域规格和思辨力量的总体呈现；而表达样态，则是语言功力、新闻敏感、艺术分寸和话语活力的具体表现。同样的时间、地点、事件、人物，由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阐释，就会作出不同的评价和结论。即使是评价和结论基本一致，但是，由于叙述方式不同和表达样态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出现不同的吸引力和导引力。我们在研究“怎样传播”的时候，应该十分注意话语的叙述方式和表达样态，而不要只是关注思维方式和词语序列。
我们当然要以正面宣传为主，不过，正面宣传并不意味着使用同样的话语结构，同样的词语序列，同样的叙述方式，同样的表达样态。那种同义反复、同一形态、同向路径、同类组合，肯定会造成人们的厌倦，或称“视听疲劳”，反而加强人们的求异倾向，“不得已而求其次”。在“正面宣传”的过程中，应该专心致志地讲究突出“这一个”或“这一次”的特殊性，既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又机动灵活地“另辟蹊径”，避免重复和单调。这是以正面宣传为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却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不会“一蹴而就”的。
我们也要“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现象里的“黑暗面”。但却不能“为揭露而揭露”，一定要遵循“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根本方针，为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略，去进行批评以至批判。如果一味追求“零距离”，却缺乏积极向上的引领，并无诚意和善意的关怀，只是把现象展览出来，这对于阴影的消除和心灵的慰藉又有什么帮助呢？有时竟会导致方向的迷失、信念的淡漠，何谈体现时代精神，何谈人文关怀？
我们的宣传，的确“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毛泽东语），而不应只讲宣传口径，不探索宣传艺术。宣传，或传播，是政治，但不同于政治口号和政治纲领，而应是能够深入人心的、准确鲜明生动的艺术性言说。一定要讲“倾向性”，不过，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倾向性“越隐蔽越好”，不要那么直截了当、不讲策略，不要那么生硬老套、缺乏活力。在语言传播中，必须与时俱进，必须不断创新。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应该有其特有的表达方式、言说方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语言文字的规范化，说普通话，写规范字，为我们打开了语言传播的通衢大道，为我们开辟了语言传播的广远时空。我们在如此宽松、和煦的语境中，应该发挥个人的智慧和群体的能量，迅速强化“怎样传播”的意识，把大众传媒的社会潜能充分调动起来。
三、有声语言的生命活力
自从秦始皇“书同文”之后，文字语言的普遍使用，逐渐形成了汉民族的书写规范共识，人们在识字、用字方面，已经克服了交往障碍，实现了传播和接受的“共同体意识”，达到了理解和沟通，并且鲜明地表现出历史轨迹和本土特色。虽然，在语法体系中，还未能完全实现民族语言的独立建构，还带有不少欧美语言的印痕，但是，在实践上，特别是现代白话文典范著作，早就具备了本民族语言的优良传统和本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浩如烟海的名篇佳作，有力地证明，我们的文字语言，确实是十分优秀、十分精妙的。
至于有声语言，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地域广阔，方言复杂，人口流动频繁，语言教育滞后，特别是“重文轻语”（重视文稿写作，轻视朗读说话）观念的纷扰，至今仍然处于被冷落、受挤压的无奈境地。就连使用有声语言的人们，大多也认为思维重要，写作重要，朗读只是“照本宣科”，没有什么学问；说话只是“随心所欲”，不必严格要求。这样下去，我们的有声语言还能够净化、强化、美化吗？还能够精致、精彩、精妙吗？这一点，正是有声语言日益滑落的根本原因。其他的问题，都是由此而来。
为什么我们的有声语言缺乏生命活力？为什么我们的有声语言缺乏表达经典？首先应该引起所有使用者、把关人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关注。在广播电视中，我们的总监、编辑、记者和主播们，有的人为什么会眷恋方音、欣赏土语，有的人为港台腔所陶醉、因油腔滑调而击节赞叹？更有甚者，以洋泾浜为时尚，时时夹杂几句外语，显示了殖民地文化心态。列宁早就指出：“学洋泾浜的法国话，就等于学俄国地主阶级中那些学过法文而没有学好，又把俄语糟蹋了的最没出息的人物的最没出息的东西。现在不是该向破坏俄罗斯语言的现象宣战了吗？”（《论纯洁俄罗斯语言》）我们仍然应该坚持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基本观点：“这种语言混乱现象的继续存在，在政治上是对于人民利益的损害，对于祖国的语言也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破坏。”“我们应当坚决地学好祖国的语言，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至于那些有意无意地干扰语言文字规范化进程的言行，那些公开地宣扬“混乱是语言有生命力的表现”、那些片面强调语言的“不纯洁”而忽视语言共同体建设的言论，终究会被历史的潮流冲洗掉，我们还是勇往直前吧！“他们在这里私语干你什么事呢？你随我来，让人们去谈论吧！”
有声语言的生命活力，首先来源于“言为心声”。老子说：“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走路不留下脚印，多么轻快飘逸；说话摒弃污浊错乱，多么高雅明晰！鲁迅说：“案言为心声，岂可衰飒而俗气乎？”（《集外集拾遗补编》）这里，把那些低级庸俗的言说排除在外了，因为那里本就没有真正的生命价值。
有声语言的生命活力，还来自有声语言的内涵和表达形态。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又反作用于内容。“说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是国内外大事还是生活琐事；是平民生存状态的积极反映还是明星大腕绯闻的刻意炒作；是集思广益“汇天下之精华”还是集怪猎奇以荒诞为诱饵……但是，“怎样说”同样决定说得“对不对”、“准不准”、“美不美”。有的内容相当好，只是由于没有表达好，而适得其反，甚至产生歧异，造成误解。琼生有一段话评论培根的演说，说得很好。他说：“若论说话干净、准确、有分量、最不空洞、最没有废话，谁也比不过他。……听众不能咳嗽、不能回首他顾，咳嗽一下或回一下头，必有损失。”“每个听他演讲的人唯恐他结束。”（《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有声语言的生命活力，在培根的演说里，不是一种精确的阐释吗？斯大林叙述列宁演说的情景时，说道：“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语句，没有半点矫揉造作的色彩，不玩半点令人昏眩的手势，不用半句故意刺激听众的辞藻——所有这些，都使得列宁的演说比通常‘国会’演说家的演说高明得多了。”（《论列宁》）我们的播音主持人员，在话筒前、镜头前，不是常常有人用“矫揉造作的色彩”和“令人昏眩的手势”，迎合低级趣味，追逐流行，招欢买笑，以招徕受众么？对他们来说，信息是否真实准确、是否迅捷密集、是否具有美感，都抛到脑后了，他们只是一味追求“眼花缭乱”和“胡聊乱侃”，追求“人际化”、“生活化”——可以挤眉弄眼、撸胳膊挽袖子，可以敞胸露肚、叉腰跷二郎腿……以此作为哗众取宠、追名逐利的招数，还美其名曰“为大众”。
鲁迅说过：“不过，也不能听大众的自然，因为有些见识，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如果不给他们随时拣选，也许会误拿了无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所以，‘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是绝对要不得的。”鲁迅接着说道：“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贬义，并非指戏曲演员——引者注），也不看轻别人，当做自己的喽啰。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这一段话，简直就是对今天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工作者，特别是对播音主持人员的最明确的言行告诫和最严肃的职业规劝。
在“怎样说”的逻辑起点确定之后，我们再来看有声语言真正的活力。
恩格斯所说的“非说不可”，是指说话的强烈愿望。被动地说、不得不说、冷漠地说、懒散地说，都会造成愿望的缺失和懈怠，自然不会产生活力。
“有的放矢”，是指说话要有目的：有重点，有主次，有对象。
“有感而发”，是指说话要有动因：有比兴，有语境，有灵性。
“有动于衷”，是指说话要有感情：有感受，有情绪，有情感。
“控纵自如”，是指说话要有技巧：有顿挫，有抑扬，有分寸。
总起来说，就是：理解是基础，目的是统率，感受是关键，感情要运动，声音要变化，状态要自如。
要排除干扰，时刻把国家民族利益和广大受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放在心上。在汲取西方先进经验的时候，不要忘记国情民意，把他们的价值观念奉为圭臬，效仿他们资本扩张的生存模式，“让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时候，不要舍弃本土的优秀传统，让殖民地文化心态浸染神圣的智慧心灵，让投机取巧、低声下气、轻浮虚伪、庸俗低贱取代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要努力创新，殚精竭虑、全力投入，不放弃每一个机会，不浪费每一次创作，走进广播电视，融入具体节目，当好热情主人。抛弃懦夫的模仿，拒绝懒汉的“克隆”，自重、自尊、自强、自信，研究和创造传播个性、节目个性、语言个性和艺术个性。不必迷恋于“明星效应”——“一举成名天下知，成名就能知天下”，什么节目都请明星作嘉宾，明星们什么话题都敢发表意见，由于修养欠深、专业所限，难免闹出笑话。这不过是商业运作的神话，为什么还要趋之若鹜；不应追赶时髦，所谓“说”，并非万能，并非唯一，除了节目需要，除了平铺直叙，只会耗散信息、迟滞信息，削平艺术、放逐美感；不要拾人牙慧，“读报”可以作为一档节目，但是，不宜多，不宜烂，而且不该“聊报”、“侃报”。广播电视是最现代化的舆论工具，怎么能依赖报纸的消息转手告知呢？各个台、各个频道都一窝蜂地“读报”，而且添油加醋，枝蔓横生，弄不清哪是报纸上说的，哪是“读报人”说的，远不如简要介绍什么报纸有哪篇文章可读来得清楚爽快。
至于“个性化”，应该是指“艺术个性”。因为“自然人完全是为他自己而生活的；他是数的单位，是绝对的统一体，只同他自己和他的同胞才有关系。公民只不过是一个分数的单位，是依赖于分母的，它的价值在于他同总体，即同社会的关系。好的社会制度是这样的制度：它知道如何才能够最好地使人改变他的天性，如何剥夺他的绝对的存在，而给他以相对的存在，并且把‘我’转移到共同体中去，以便使各个人不再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人，而只看做共同体的一部分”。大众传媒中的公众形象，更不能脱离社会、脱离传播群体而独立存在，他们的个性化，必须服从于、服务于传播的任务和需要。当一个人走进传播、融入节目以后，应该“强化、美化节目所需要的那部分自我，弱化、淡化节目所不需要的那部分自我”，以便适应广大受众的需求。所谓“张扬自我”、“张扬个性”，容易导致自我和个性的膨胀、变形，失去道德关怀和社会责任。“……人本主义哲学家对自我的关注并不是要美化人，而是旨在将自我在宇宙中的地位恢复为一个自由的负有责任的个体。他们继承了威廉·詹姆斯的观点，将尊重自己的个性与尊重他人的个性视作尊重生活本身的一部分”。
孤立地强调“个性化”，不能解决内涵与外延的确定性，很难起到引领作用，反而造成同尊重他人的个性割裂开来，甚至拒绝尊重他人的个性。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区分个性的“善”与“恶”，以使个性，包括艺术个性，提升到真善美的境界。恩格斯在1859年5月18日从曼彻斯特给斐·拉萨尔的信中，鲜明地指出：“您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总而言之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此外，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我们看到，当前的所谓“个性化”，要么眉飞色舞，要么故作深沉，要么口若悬河、不知所云，要么囫囵吞枣、自我欣赏，在“怎样做”上真是自作聪明，还自称形成了什么“风格”。现在，仍然应该反对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同时凸显有意义和有责任的个性化，大力提倡焕发时代精神、洋溢人文关怀的传播个性、节目个性和公众形象个性。在“德才兼备，声形俱佳”的前提下，各显其能，不断提高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创造个性美，生产欣赏个性美的大众。
生活大树常青，传播魅力永驻。
2004年9月27日于播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