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塑国家形象的需要
做好与中国有关的全球性议题的报道，也是中国重塑真实国家形象的机会和需要。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国际交往有限和西方基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对中国形成的偏见，中国的国家形象遭到主导全球舆论的西方主流媒体的诋毁和贬损，处于“不佳”状态，难以扭转。“不守规则”、“不负责任”、“损人利己”多是西方媒体强加给中国的“代名词”。
由于全球性议题涉及的公共事件牵涉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所以报道涉华全球性议题便为国际传播媒体创造了一个宣传国家建设成就、推广国家发展理念、进行舆论反击的绝佳机会。例如，借助国际舆论对中国治理环境污染等全球性公共问题的高度关注，中国的国际传播媒体伺机报道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发展，中国政府积极高效的治理工作以及在相关领域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向海外受众传递中国人民的友好和热情，重塑一个真实的、不断发展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中国未来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三、如何做好与中国有关的全球性议题的报道
（一）主动设置报道议题，积极争取话语权，形成利己舆论
1.设置议题的意义
在新闻报道中主动设置议题，其实就是先入为主，提前给受众灌输既定的印象，创造利己舆论。按照传播学的定义，就是“主动告诉受众去想什么”的问题。
全球性议题由于涉及面较广，所牵涉的国家、民族、机构利益相互交织、错综复杂，需要政府或媒体在其中引导受众对事件进行了解、剖析、判断和反思。
为维护本国利益和民族价值，不同国家的媒体往往会做出不同的引导。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设置议题的媒体，就掌握了国际话语权，就能先发制人，在解说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评说国际事件，甚至在制定和解释各种国际规则的复杂竞争中增加优势。
长期以来，中国媒体由于受到自身实力等影响，在涉华国际问题报道中还不能做到主动设置议题，在国际舆论的较量中较为被动。而在这一点上，长期主导国际舆论走向的西方媒体显然经验丰富，手法娴熟。
例如，在2009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之前，尽管气候问题国国有责，但西方媒体在会前的报道中主动设置议题，有意塑造了“全球各方一致认定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理应发挥更大作用”的假定，为西方国家推卸责任埋下伏笔。2009年12月1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报道中欧领导人峰会时，称双方并未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一致，欧盟希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绿色和平组织也批评中国制定的减排目标仍然太低。英国广播公司和日本广播协会还利用专访个别参会首脑之机，反复强调希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并说服其他发展中国家接受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既定印象。
显然，西方媒体设置的议题，配合了本国政府的外交，使中国政府备受压力，必须要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有所反应。由此可见，在许多涉华全球性议题的报道上，如果中国的国际传播媒体能够掌握主动，根据自身利益设置议题，引导舆论朝有利自己的方向发展，就会使中国外交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如今，主动设置议题已经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提出的最新要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8年视察《人民日报》时强调，要“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主动设置议题不仅仅是一个新闻媒体维持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提高一国软实力的重要要求。
2.如何成功设置议题
如何在涉华全球性议题中成功设置议题？国际新闻工作者要善于主动发现问题，并从这些国际性公共事件中发掘出值得决策者和广大受众高度重视的信息。为此，国际新闻工作者需要不断充实各领域知识，培养全球发展意识和人类责任意识，能够敏锐地发现带有全球性意义的重大议题，对之进行深入的、领先一步的研究，以中国视点进行思考和分析，影响和说服海外受众，将之转变为全球性议程。
成功设置议题，要求国际新闻工作者重视政策考量，认真解读国内相关政策和法规，通晓所设议题牵涉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掌握报道口径，维护自身利益。不考虑政策因素而盲目跟风，或简单根据轰动效应设置议题，容易被竞争媒体不当利用，影响到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的顺利实施，导致国家形象受损，政府外交陷于被动。
进入21世纪，在各国能源需求不断增长、全球油价飙升的情况下，围绕中国的能源问题特别是石油问题，一些国内媒体先后发表了《中国全球范围开展抢油大战，触角已伸向美国地盘》、《美国人惊呼：哪里有石油哪里就冒出中国人》、《缺油之痛在中国蔓延》、《中国石油的“海外路线图”》等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报道文章。这些报道很快引起国际舆论关注，并被部分人恶意引用作为指责“中国能源威胁论”的重要论据，使中国成为油价上涨的“替罪羊”。这种失败的议题设置就是因为媒体报道没有考虑政策因素。
成功设置议题，还要求国际传播媒体在报道中尊重新闻传播规律，考虑海外受众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做到“主动告诉受众想什么”很容易，但“让受众按照你的引导去想”则相当具有挑战性。全球性议题牵涉利益众多，其中包括受众的自身利益。中国的国际传播媒体在报道中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尊重受众需求，尊重受众感情，报道客观、公正、真实、准确，又不失责任意识，才能被受众所接受和信服。如果不改变过去简单摘取政府文件，只关注自身利益、不考虑他人的做法，或者动辄说教、不摆事实的报道手法，必然会损害媒体自身的公信力，从而影响议题的设置能力。
案例六
“人民时评”：一个中国公民致哥本哈根的信
刊载于《人民日报》2009年12月11日，作者：詹勇。
气候变暖的代价，究竟该怎样由地球上的60亿人分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差别巨大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应该像世袭制一样代代相传？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各国代表：
你们好。这些天来，你们在开着世界上最重要也最难熬的会。你们的争吵，我们都听到了。
我是一个出身农民家庭的普通中国人，刚刚过上比上辈人更好些的日子。拥有更美好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愿望。在我的老家，农民们买电器、盖房子，希望到大城市去转转。在我居住的城市，空调越来越多，汽车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在为一个稍稍宽敞些的家而奋斗。
然而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尴尬的时代。很多人刚想把他们羡慕的欧美式生活从银幕上搬进生活，就被断然喝止。我在农村的父母还没来得及在越来越热的夏天买一台冰箱、装一台空调，听说这些产品就要被征收碳排放税。我同学上班的工厂前些天刚刚倒闭，因为它更换不起符合环保标准的设备。那些生活在岛国的外国朋友就更可怜，据说地球只要再升温1.5度，他们的国家就没了。
我和我周围的人，当然希望有一个更清洁、更凉爽、更少气候灾难的环境，并为此付出我们能够承受的代价。但我困惑的是，这个代价究竟该怎样由地球上的60亿人分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差别巨大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应该永远穷国的归穷国，富国的归富国，像世袭制一样代代相传？假如是这样，我们为未来奋斗的动力在哪里？
我去过中国西南、西北的一些贫困地区。那里的一些人生活还相当艰难，有的人还在为温饱奋斗。但他们生活的环境，已经受到气候变暖的影响：天气更恶劣，风沙更凶猛，灾害更频繁。它们吞食着世界快速发展留下的苦果，而种下这苦果的人和他们的后辈，很多却在万里之外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对后发展起来的人说“到此为止”，仅仅是因为这个世界装不下这么多幸福。
“到此为止”——作为一个进城不久的乡下人，摸着自己的良心，我说不出这样的话。我没有权利要求我的乡亲用自己的落后去支撑他人的幸福，正像我没有权利要求所有富人扔掉别墅、停开房车一样。我能做的，只是人走灯灭、使用节能电器、洗澡时少用点水、穿简朴的衣服……过简单而不失快乐的生活。
好在我的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加入这一行列。他们不仅自己追求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还自发去贫困地区推广沼气和太阳能，去干旱地区帮助改变传统种植结构，去泥石流滑坡地区促改梯田，帮助当地百姓应对气候变化。更有一些人参加环保民间组织，监督企业排放，优化城市规划，维护民众环境权益。低碳、减碳、碳足迹这些新名词，在中国人眼里变得越来越熟悉。
“我们并非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地球，而是借用了子孙的地球。”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行动对世界负责，对子孙负责。我们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将在不远的将来获得回报，即使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也会留下深深的足迹。
哥本哈根的会议，本意是为了人类的未来，而不是为了争权夺利。发达国家拿出诚意，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节能减排；发展中国家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不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这是我，一个普通中国公民，对共同应对全球变暖的理解，也是我对这次会议的期待。
必须承认，仅凭一篇报道，尚不能够实现成功设置议题、进而形成公共性议程的目的。但不可否认，这是一篇立意明确又让人动容的出色报道。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且十分准确地找到了全球气候谈判的症结所在，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该谁让步”的争论。报道配合了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立场和主张，以一名中国农民的视角，反映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思考和为之付出的努力。报道还充分考虑了海外受众“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关注普通人生活的心理特点。全文文字朴实无华，毫无政治色彩，仅以一名普通人的普通经历和对生活的朴素渴望，讲述了不同的人对气候变化问题解决方案的不同期待，不失为一篇能打动人心、引起广泛思考的出色报道。
（二）针对对华攻击性报道组织回击，澄清误解，维护形象
主动设置议题要求中国的国际传播媒体“主动出击”，营造利我舆论。但在现实中，在国际传媒“西强东弱”的背景下，在涉华全球性议题的纷争中，中国总是陷于被西方媒体各种不实报道、恶意诽谤围攻的“被动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际传播媒体能否“迅速反应，果断回击，变被动为主动，后发制人”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中国的国际传播媒体能在有关不实报道和恶意诽谤刚刚出现之际，及时组织有针对性的报道，严厉驳斥和揭露造谣者的险恶用心，适度披露相关材料，让事实说话，及时遏止有关猜测、疑虑和恐慌，则有助于配合中国外交，澄清误解，扭转偏见，维护中国的国家形象。
针对对华攻击性报道进行回击，要求中国的国际传播媒体改变过去委婉含蓄、留有余地的报道风格，在报道中直截了当、一语中的。全球性议题牵涉各国利益，每个国家都在其中负有一定的责任，承担一定的义务，中国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国际传播媒体在报道中无需回避自身利益和责任，更没有必要掩饰国家在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需要付出的代价。对于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危害我国利益的做法，国际传播媒体更应该直言不讳、据理力争，坦然维护国家利益，在国际舆论面前树立中国不卑不亢、坦荡率直的国家形象。
针对对华攻击性报道进行回击，还要求中国媒体走出报道误区，主动触及全球公共事件中的涉华利益因素、敏感问题和疑点问题。既要给受众提供客观、全面的信息，又要坚持平衡报道，既不“厚己薄彼”，也不“报喜藏忧”。过去，在报道与中国有关的全球公共事件时，中国的国际传播媒体常常是：凡是敏感的、容易惹起争议的题材一律不报；凡是中国官方参与的全球性事务与活动，一律等待政府文件。这种做法不仅造成了自我禁区和舆论缺位，还给西方媒体创造了可乘之机。
要知道，全球性议题由于具有全球影响，必然深得全世界的关注和重视。当其中牵涉中国因素时，最接近事实、最了解真相的中国媒体却采取“回避”、“漠视”和“集体失声”的报道态度，只会引发其他国家媒体和广大受众的怀疑、猜测、迷茫和反感。这种情况一旦被某些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个人所利用，借题发挥，就会给中国外交造成不必要的尴尬。
例如，2009年12月18日哥本哈根会议结束后，西方媒体为本国政府推卸责任，指责中国在会议上抵制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20日专门就此回答了有关记者的提问，对相关问题和质疑进行了澄清，但由于中国媒体报道的弱势，使英国广播公司在22日的报道中称，“面对外界的指责，三天来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回应”。类似报道将会议未达成预期效果的责任推卸给中国，并勾勒出一幅中国理屈词穷的默认情景。
从中可以看出，国际传播媒体主动触及敏感问题、热点问题以及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直接阐明中国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理念意图、决策选择、实施成效等，勇于维护国家主权和自身利益，往往更能争取到世界人民的理解和同情，从而有效掌控局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