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全球化城市的多重影像
多种文化所产生的碰撞与冲突，加上新地理格局的出现，使得城市原有的文化景观发生改变。亚文化群体汇集于城市，并成为城市包容差异的有力证明。地缘的重要性逐渐被网络与电子媒介冲淡，时间与空间的浓缩消减了城市的历史感，这些都成为后现代主义在城市文化中的体现。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对位于洛杉矶的波拿文都拉宾馆巨大的反射玻璃进行描述时，用太阳镜作类比，将其玻璃幕墙作为抵制外部城市的一种方式进行解读。在詹姆逊眼中，城市的后现代特征在这座宾馆身上得到充分显现：玻璃墙使波拿文都拉宾馆获得了一种特有的无固定地点的与周围邻居的隔离：玻璃墙甚至不是宾馆的外层，因为当你试图凝视宾馆的外墙时，你看不见宾馆本身，而看见的只是它所映照的周围一切的扭曲的形象。实际上，与波拿文都拉宾馆的玻璃墙相似，媒介也映射出城市的形象，但极有可能是被扭曲的城市形象。
全球化意味着媒介的飞速发展，所有的现实与媒介影像之间的差异逐渐模糊；空间也改变了原来的意义，区域不再完全是物质的概念，而成了媒介中想象的地理。在这个抽象与具体地理交织的后现代空间中，人们的城市经验被更为庞大密集的人口、异质的文化、商业化的建筑，以及消费至上的观念等所刺激。它们所构筑的符号系统在城市中所呈现出来的，是更复杂的样貌。
一、网络之城：城市地理的颠覆与重建
全球化对城市的影响之一，便表现在通讯、传播方式的变革上。上个世纪90年代，威廉·米切尔就预言了未来城市的形态——“比特之城”与“伊托邦”。这位著名的建筑学家与信息技术专家，以其超人的洞见，重新定义了未来城市的概念。正如他在书中所描绘的那样，城市已经摆脱了地理的束缚，比特摧垮了城市，传统的城市模式无法再与网络空间共存。米切尔为传统的城市形式咏唱了哀伤的挽歌，并宣称：以网络为媒介、属于数字电子时代的新型大都市将会历久不衰。
地理，是传统城市的生命所在。在其物质的地理空间中，城市的地方感之所以存在，除了文化的作用，另外一个原因便是物质距离将人群分散而造成交流的困难。而这个距离正是将人们与一定的文化、习俗相联系的重要因素，同时增加了外来者进入城市文化圈的难度与阻力。因为有了物质的距离与边界，城市才成为一个有限的空间，并建立起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功能区域。所以，我们通常会在城市各处看到围墙、空地、隔离区等等，它们的作用便是制造距离，划分空间，既将人们分散，却又使得彼此交错相连。但这种对城市地理的精心维护，在网络世界中遭到了彻底的颠覆。
正是因为物质距离的崩溃，人们才预言地理的消亡。信息的充分流动导致了对城市的体验不必身临其境，家庭空间功能日益复杂，人们的工作、购物与生活的场所与物质的地理区域不再一一对应。网络使得城市从以往的文化、历史与地理意义中挣脱出来，并在这个新的空间绘制新的城市地图。
网络的出现，对于城市地理而言具有复杂的意义。它颠覆了物质的地理状态。因为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城市中的沟通、传播与通讯都在数字技术中完成，超越了实质的城市地理中的节点与道路。但网络对于地理的意义并非完全是破坏性的，它在消解传统地理的同时，也在建构另一种地理格局。我们关于网络的描述，实际上就充满了地理的隐喻。例如，“网络社区”、“虚拟论坛”、“博客家园”等等。只是这些空间的存在形式并不依赖物质的地理而存在。网络的伊托邦没有边界，所以它不断向周围扩散，在物质城市的基础上建立起流动的景观，并形成新的语言与地理的空间来改变人们对城市的体验。
（一）网络地理的重新划分
经由网络重新建构的城市，不依附于实际的地理而存在。这种新的城市模式被网络中的符码编织成交互式的空间。当然，网络中也存在节点、边沿与界标，指示着人们在其中行走。网络地理与物质地理区域之间的分隔与联系，制造了一种全新的城市景观。
网络给现实的城市地理所带来的变化，其中之一便是对城市的“中心与边缘”的重新定义。在网络的作用下，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并非完全消除或者被抹平，而是表现出不同于物质地理的空间重组。在物质空间中，城市的中心与边缘差异是围绕交通状况、地理形貌而产生。而在网络空间中，城市体系则受控于通讯与网络设施的强大与否。所以，信息网络决定并强化了城市的等级和格局的差异，新的传播技术导致新的区域不平衡。
中心与边缘不再是单纯的地理描述，而是对于城市在网络空间中所占据的相对位置的界定。网络所造成的异步交流使得城市更加依赖于带宽与互联性，虚拟的场所也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的社会交往与贸易关系，是以双方的在场为条件，因此必须建立用于人们现场交流的物质场所。而网络所带来的远程服务，造成了时空的交错与分离。一个网上的界面就可能取代现实的区域，而且各种物质空间可能转化为网络中的任何地方。由于精细的社会分工在网络时代被打乱，这种社会分工所依赖的传统场所区隔也因此而消解。
网络的交流能够使人们的社区意识在虚拟的空间中得以强化，那些关系密切的群体所形成的社会网络跨域国家与地区的边界，形成国际化的社区，多样性与异质性在网络地理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二）隐形的分界
网络对于城市面目的改变，其中一个方面，也是经常被强调的，便是它模糊了物质的边界。人们对城市的观感突破了传统的建筑空间、透视关系以及视觉习惯，而逐渐在一个虚拟的时空中进行地理的感知。当然这种感知的方式也逐渐由在传统地理中对交通、道路等的依赖，而转为对鼠标、键盘、搜索引擎的依赖。
实际上，网络中的城市空间虽然四通八达，但它也存在着区域的划分。只是这些区域并非可触可视的物质存在。根据米切尔的观点，网络依靠新闻组、个性化新闻服务、信息过滤器、软件代理程序等技术手段，将那些思想相近的人联系在一起，并以此表示与他人的界限。广告商、政治家等人将群众和市场作了有效的分隔。不仅如此，更多的人群诸如学术领域里的专家、宗教团体成员、同性恋者、特殊疾病患者、太空旅行者等等，都有界限的区分。在网络中，这些现实世界的群体，仍然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形成各自的空间区域。诸如各种论坛、主题网站、BBS等，通过内容的分类，而创造隐匿的分界线。
网络总是会被想象成一个畅通无阻的巨大空间，但实际上它在破坏物质世界的范畴与分界的同时，也形成并强化了新的分界。网络中没有围墙，却仍有区域的间隔。人们想要进入其中除了需要密码验明身份之外，还需要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与文化积累才能够与他人进行信息的分享与交流。因此，公共与隐私的空间，在网络中仍然存在。
（三）新型城市的复合空间
网络的高速发展改变了城市的内部形态与外部表现。卡斯特尔强调这种新的电子空间与信息的流动将导致城市的“非物质化”。物质地理对于城市格局与功能的限制与作用不再像过去那样强烈。
不过，依赖于网络的伊托邦，仍然不可能完全以虚拟的面目而独立于物质的地理之外。因网络而被消解的物质地理意义虽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强调，固定的场所却不可能消亡，人们也不可能流离失所，而，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中的地理格局更为紧密地组合在一起。比如家庭，其意义不仅仅是人们家居生活的空间，也往往夹杂着工作场所的成分；工作场所与娱乐休闲空间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泾渭分明。但从网络投射到现实世界的地理来看，财富、人口、建筑物集中的城市，往往也是网络发达的城市。网络带来的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改变，也使人们比从前更加希望聚集在那些充满活力的地点，比如硅谷、华尔街等。当然，网络也与边缘的地理交织，将那些地处边远的区域纳入更多人的视野。
物质的地理在网络世界中投射出城市的格局，但网络对于传统意义上区域与边界的颠覆，则使其并非物质城市的简单复制。虽然网络的非物质性形成了虚拟的空间与城市景观，距离不再是交往的障碍，但物质的城市却不会失去意义。相反，在物质与虚拟的双重作用下，城市变为一个复合的空间。网络为人们开辟了新的职业、活动场所与社会关系，这些都在物质的城市中一一体现，网络与物质地理之间的依存与交织形成了新型的城市形貌。
二、双重城市（dual city）：乌托邦vs敌托邦卡尔维诺在他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中，描写了一个名为贝尔萨贝阿的城市，而在这个城市上空又存在另一座贝尔萨贝阿城。一个是集合了世界上最高尚的美德与情感的黄金之城，另一个是包容了地上所有卑劣丑恶事物的黑暗之城。二者兼有真实与想象的成分，或者可以这么说，这正是每一座城市的状态：优劣并存。
任何一座城市的意象都是复杂与矛盾的综合体。不同的媒介会提供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解读方式。在全球化之下，新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关系对城市的作用，构筑了独特的城市图景与特征。后现代城市的双重面目，拥有截然不同的表征。洛杉矶就是极佳的例子，它成为“汇聚一切”的后现代城市的代表，“阳光”与“黑暗”在城市中并存。卡斯特尔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信息化与网络作用下的城市并非一个完美的去处，而是在社会和空间分化了的两极。
（一）阳光乌托邦
后现代城市其中一个方面便是全球化给人们带来的迷人景象：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琳琅满目的商品，没有奇异与耀眼的夸张建筑，玻璃幕墙映照着城市本身，人造的景观都以平实、大众化的面目呈现，城市之间的差异被抹平，高雅与通俗也不再界线分明，影像媒介为人们提供所有关于世界的认知，城市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容纳各种价值观念，边缘化的文化群体（女性、少数族群、同性恋等）在城市中被充分包容，而且形成不可忽视的亚文化景观。
一般而言，人们对未来城市的想象总能在上述的描绘中找到答案。各种大众媒介也在极力制造充满诱惑的景象，来吸引人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以洛杉矶为例，“那些令人鼓舞的城市经济发展之梦与阳光、性和成功的神话的结合”，便是一个城市乌托邦，它是“21世纪的城市”，充满了中产阶级白人的乐观想象，并能满足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全球化所带来的信息与人群的自由流动，是人们制造城市乌托邦的基础。
在媒介图景中，乌托邦之城往往也有两种面目。
一种是“乡愁式”的乌托邦。这是一种反现代化的怀旧情结的体现。
当今世界被物质主义、浅易的复制品所充斥，人们自然而然产生了对乡村、前工业时代的怀想。于是城市历史所留下的痕迹，被人们在媒介中加以放大，并赋予其更为丰富的意义。比如北京城中的四合院、胡同等旧时的城市景观，在影视作品中作为城市历史文化的一种表征，也成为人们寄托城市记忆的去处。
另一种是“现代的乌托邦”。鲁斯·伊顿（Ruth Eton）的《理想城市》（Ideal City，2002）总结了城市乌托邦世界的特征。在拥挤的城市空间中，现代乌托邦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幻想，并借助几何线条的规划，达到控制混乱格局的目的。在伊顿的眼中，乌托邦城市和社会与外界的隔绝通常表现得十分明显。当然这种隔绝同时具有物理性质和象征性质。隔绝不仅表现在空间上，它也表现在时间上，乌托邦社会和城市明显地试图与过去和历史相分离。它的目标是对理想完美的乌托邦进行复制。实际上，现代的工业化的进程助长了这种标准化的梦想。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城市观在其著作《明日的城市》（The City of Tomorrow，1922）中就为人们勾勒了一个理想城市的方案，比如以摩天大楼、快速道路、立体交叉和大片绿地来彻底改造旧的巴黎市区。“明日城市”就是对现代城市的一种想象，并一反中世纪古典艺术传统，以几何形体作为形式美的标准。这种乌托邦在现实的城市中最好的例证仍然是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