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媒介实现社会安全的确是依靠大众传媒制造了民意（Kurt Neuwirth，2007）。
诺丽·纽曼在美国的老师拉扎斯菲尔德就类似现象作过研究，但他认为这是一种“框架议题”的权力。媒介所赋予的“议题”重要性或者显著性的秩序会影响到公众对议题的认知（Lazarsfeld，1948）。罗杰斯认为：议程设定与其他若干效果，包括乐队花车效果、沉默的螺旋、新闻传播以及媒介把关效果相关。社会安全是一个几乎所有媒介都会关注的重要议题，议程设定是媒介安全的重要理论依据。而框架建构（frame）理论，可以看作是“议程设定”的延续。
著名传播学者休梅克（Shoemaker）全面梳理了把关人理论，将把关人分为5个层面：个人层次、媒介工作常规层次、组织层次、媒介外社团层次和社会层次（Shoemaker，1991）。媒介安全离不开把关人，这些把关人主要在媒介内，也有在媒介外的。根据休梅克的理论，可以把媒介安全把关人分为三个层次。媒介安全的微观把关人，是媒介工作常规层次的把关，一般由媒体的编辑和记者担任，他们主要从事的是对传播信息（包括新闻）的选择与筛除；媒介安全中观把关人，属于组织层次，在媒介经营管理的层面上制定媒介管理制度，从制度上避免媒介恐慌与失语（甚至失职）；而媒介安全的宏观把关人，则属于社会层次，关注的是如何避免社会性恐慌事件的爆发，如何发挥媒介的安全功能，并以社会制度或法律保障媒介的这一功能合理、有序、正常发挥。
伯格纳的（Bergner）“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被麦奎尔认为是“长期效果理论”。该理论认为，媒体可以维持某种社会结构，使观众对世界的认知符合既有的价值规范和政治经济秩序。涵化理论解释了人们为何可以通过媒体形成自救等安全观念（麦奎尔，2006：122）。
灾难传播学与媒介的“救灾—安全”功能是20世纪80年代的传播学重要理论成果。大众传播在成功进行灾难缓解、救灾准备、及时反应和灾后回复中都具有核心功能。大众传播能够将精确信息传递给公众，给官员与社区领导，同时媒体能减少风险，拯救生命与财产，并且加速社会重建（George D.Haddow，Kim S.Haddow，2009）。
最早从传播学视野进行灾难传播与媒介安全相关研究的是威廉·安德森（William Anderson）。他在1969年的《传播期刊》发表了《灾难预警和两个社区的传播进程》，论文对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夏威夷的两个社区分别进行了针对飓风警报的比较分析，总结了传播中的相关经验。他指出，在飓风灾难频发的区域中，警报信息非常重要，但是地方官员在处理此类信息时，并不知晓哪些是最应该作为重要预警发布出去的，因为同时存在着多次发布的却并未带来真正灾难的虚假警报（William Anderson，1969）。
灾难-应急传播的系统学术研究，始于1987年《传播期刊》（Journal ofcommunication）第三期的特刊，当期特刊以“传播风险：媒体与大众”为标题，发表了关于风险、灾难传播研究的七篇论文。其中美国学者拉夫·索德（Rahul Sod）、杰弗瑞·斯德科德尔（Geoffrey Stockdale）和埃弗雷德·罗杰斯（Everett M.Rogers）的《自然灾害中新闻媒体如何运作》，通过对五个重大的自然灾害进行研究分析后发现，地方新闻媒体持续地发出声音，显示他们愿意通过传播渠道来发布能够援助灾难受害者的信息，而一些救灾机构也愿意为媒体提供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士为传媒联络人，及时发布救灾信息。
这些研究阐释了大众传媒在灾难传播中营建安全的积极作用（Rahul Sod，Geoffrey Stockdale，Everett M.Rogers，1987）。
在后“9·11”时期，灾难传播和应急传播也得到了广泛的重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加内特（James L.Garnett）和亚历山大·库兹敏（Alexander Kouzmin）在《卡特琳娜飓风中的传播：竞争与互补的概念化视角下的危机传播》（James L.Garnett，Alexander Kouzmin，2007）一文中认为，卡特琳娜飓风不是自然界的灾难，而是传播的灾难，指出了该事件中“传播缺陷、错误信号、信息技术失败、监管缺位”等大量不足，提出了“人际影响的危机传播、媒介关系的灾难传播”等四个概念化视角，对于反思教训，整改提高危机传播中的媒介作用，具有积极而现实的意义。英国学者帕克（D.J.Parker），普里斯特（S.J.Priest）和塔帕塞尔（S.M.Tapsell）通过《理解和强化公众针对洪水警报信息的反应行为》一书，提出对于警报信息，公众需要学习如何反应。论文对自然灾害中地方性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予以肯定，而其发展对策的核心之一就是成立隶属于英国环境署的跨媒体洪水警报传播服务系统（Parker，Priest，Tapsell，2009）。
第三节反思与发展：传媒让我们更恐慌还是更安全？
一、安全背后的真相——阿什德的媒介安全观
2002年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 L.Altheide）出版了《制造恐慌：新闻与危机建构》一书，虽然全书是在“9·11”之前写成的，但由于出版时正值“9·11”后全美对恐怖主义的高度关注期，因此该书一经面世即成为当时最具争议性的作品。阿什德在序言中指出该书的内容是“关于恐慌及其在公众生活中的延展”。阿什德的这本著作耗时十年，是其学术高峰的代表性作品。其基本观点是，大众传媒“建构了”恐慌。他认为“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娱乐形式，正通过促销娱乐和恐慌，来实现改变社会预期和日常生活路径”，“记者、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众多观察家似乎都对‘错误的事物’产生了恐慌”（David L.Altheide，2002：1）。而阿什德就想探究这种由他人提供的社会生活中的恐慌，是如何成为公众话语的一部分的。首先，他确定“新闻和大众文化被加入了恐慌。两者都在塑造受众预期和自我表征标准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David L.Altheide，2002：9）而大众文化和传播模式是通过改变身份来实现的。首先，在美国和西方，受众与媒体和大众文化有着大量的关联，这通过电视收看时间、电影上映数、音乐和唱片购买量、时装品牌及其其他文化活动中可以计算出来。其次，大众媒体通过对“身份”的推广来满足个体导向的需求与兴趣，包括：广告、脱口秀，都是告诉公众“你应该成为怎样的人”。最后，通过现在与未来的关联来延展审视社会生活的恐慌。例如最近热映的美国电影《2012》虽然有着环保等一系列积极的主题，但毫无疑问，影片通过对当下与未来的描述，在客观上制造了媒介恐慌。阿什德认为，这种未来的恐慌未必存在，真正获利的是成功推出“产品作为身份”的广告商，他们利用公众的恐慌情绪从中获益。
在研究方法上，阿什德通过对“身份的叙述与危机”等话语研究的方法，结合他最擅长的符号互动论和一系列社会学理论，从“恐慌的当务之急”和“传播环境中的恐慌”等多个角度，研究了大众传播和恐慌的关系。2006年阿什德出版了《恐怖主义与恐慌政治》，比《制造恐慌》＿对媒介安全的研究更加深入广泛。在该书中，他重点研究了“大众传媒在社会生活建构中的角色”，“探究作为议程的恐慌”。“娱乐形式、视觉运用、恐慌标识、口号，特别是对恐慌和‘恶魔’框架的强调，提供了大量佐证来解释，恐怖袭击如何造成了恐怖话语的延伸，进而企图进行社会控制。”阿什德用了四年多的时间，查阅了数千份资料，发现“恐慌是如何被社会化建构、包装、并通过大众传媒展现的，恐慌被政客们和决策者们用以保护我们的名义，从而对我们的生活和文化进行更多的控制。”“这个过程被延伸和加大，娱乐导向的大众文化坚持不懈地给我们更多的事物来恐慌，并趋向不断积累，当事件随着时间推移而被人们淡忘时，又会被新一轮的危机所唤醒，他们为受众提供语境和诠释框架，使人们相信‘我们又一次遇到了’危机，而这次危机仅仅是恐慌分子所给我们的那些延伸。”（David L.Altheide，2002：px）“大众媒体是信息和社会控制最重要的来源，因为它们使恐慌成为我们生活、语言和观点的一部分。”“我的基本观点是，恐慌作为娱乐信息的一部分，是大众文化和新闻的产物，制造利润，并使政治决策者能够通过舆论控制受众。这个过程就可以被称为恐慌政治。”（David L.Altheide，2002：1-2）
印度学者温卡塔拉曼（S.Venkatraman）编著的《媒体与恐怖主义》是2002年6月在澳大利亚召开的亚洲传媒信息传播中心第11届年会的论文集。与会专家们就“媒体、恐怖主义与和平文化”的主题各抒己见，探讨了媒体在冲突和恐怖活动期间的作用和影响。书中的主要内容分别是：迈克尔·加尔文（Michael Galvin）的《多元传播体系与“9·11”：个案研究》，彼特·约瑟夫（Beate Josephi）的《媒介恐怖主义还是和平文化报道“9·11”》，安居·格罗夫·查德哈利（Anju Grover Chaudhary）的《媒体在报道恐怖主义时的责任》，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liot）的《次日：美国“9·11”事件的头版报道》，温卡特·艾伊尔（Venkat Iyer）《恐怖主义与媒体：自律是解决之道吗？》（温卡塔拉曼，2006）。作者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忧思，在“9·11”事件中媒体同仇敌忾地站到了政府一边，是不是放弃了媒体的批判立场，以及是否被政府利用挑起了国民的恐慌情绪，从而成为发起针对阿富汗、伊拉克的“反恐战争”的帮凶。
二、话语研究——安全如何被话语建构
2006年，年轻的国际关系学者、哥本哈根学派新一代重要人物莉恩·汉森（Lene Hansen）出版了《作为实践的安全：话语分析和波黑战争》，这是由国际安全学泰斗级人物巴里·巴赞主编的“新国际关系”丛书中的一本。这本著作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国际关系学界第一次用话语分析这一传统的语言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安全问题，这也是哥本哈根学派在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一次突破。
全书的第一章重点讨论了身份的概念，在官方外交政策话语和其反对方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媒介话语，以及文类的重要性可以使作者为自身的能力构建权威和知识。也正是在这一章，莉恩·汉森研究了媒介话语对安全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