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综合命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非传统安全替代传统安全成为时代的重要发展方向。传播学作为年轻的新兴学科，从诞生之初就关注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研究一样，传播学研究也始终关注全球化、恐怖袭击、风险社会等当代重大命题，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本研究从传播学的视野关注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及其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对媒介安全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非传统安全与大众传播在学术研究上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交集，并深刻地相互影响。
第一节从战争宣传到人的安全
一、拉斯韦尔：政治学视角的不安全
拉斯韦尔（Lasswell）被施拉姆称为“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之一，在传播学诞生之前就开始考察传播与安全的关系。他在1926年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指出：宣传是反对一个交战敌人的行动中的三大工具之一，这三大工具是“军事压力、经济压力和宣传（对暗示的直接作用）”（拉斯韦尔，2003）把宣传上升到了和军事力量同等重要的高度。他认为宣传可以带来恐慌和仇恨。“对任何社会中占优势的大多数人来说，以安全和和平的名义攻打敌军是足够充分的理由。”战时宣传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实现本国的安全，而且他用一整章（第九章）来总结宣传的效果。当然，拉斯韦尔所用的宣传是“Propaganda”一词，这个英文单词在今天的大众传播中已经很少涉及，并且具有“煽动、政治性”等特殊意义，我国的宣传主管部门曾经内部发文禁止在英文翻译中使用该词汇来指代“宣传部”。但拉斯韦尔的研究揭开
了大众传媒与安全之间关系的探索序幕。
《世界政治与个人不安全》是拉斯韦尔1935年的著作，他关注的是国际关系给个人带来的不安全感，当时人们对战争和入侵非常担忧（的确，后来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拉斯韦尔认为：在当时那个时代，个人的“不安全”感是强烈而实在的，个人“身份”的认知是一个主要原因（他认为是国家和阶级明确了个体的身份）。拉斯韦尔指出：“环境可以被那些并不确认符号之间关系的客体，所定义和营造出来。”（Lasswell，1965：22）而报纸作为当时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体，则能够营造这种环境，拉斯韦尔把媒体的这种特性称为“第二接触”（第一接触是移民、旅游与政治态度）。拉斯韦尔指出，人们对于本地的接触要比远程的接触更为重视。但是媒体能够把远程的事件变得本地化，“扩展的第二接触可能给国际事件的和平带来危险，因为不安全感可以轻易地被唤起，而宣传不安全可以给本地带来大量的利益。”（Lasswell，1965：141）这些观点可以看作拉斯韦尔在《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之后，对个体安全的关注，也第一次提出了大众传媒对不安全的宣传可以为自身带来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并解释了西方传媒的媒介恐慌现象。
二、李普曼的“虚拟”安全
早期的传播研究者、著名记者李普曼最早探讨了安全与舆论的关系。
“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一词就首次出现在他的《美国外交政策》（1943）中（David Baldwin，1997）。在李普曼看来，安全也是一种“舆论”。
外部世界是人们通过媒介建构的一个虚拟的“头脑中的景象”。他认为战时调控舆论的方式延续到了战后，只是无法达到战时的规模。“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世界的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情感。”“当然，战争提供了许多这种类型的范例：偶然的事实，创造性的想象，情不自禁地信以为真，这三种因素便会产生一种虚假的现实，导致人们作出激烈的本能反应。显而易见，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像对待现实那样对虚构的东西作出有力的反应，而在许多场合下，他们还会制造这种虚构的东西并作出反应。”（Lippmann，1922）
通过对虚拟的反应的研究，李普曼提出了“虚拟环境”的新概念。“对于所有这些事例，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锲入在人和环境之间的虚拟环境。他在虚拟环境中的表现就是一种反应。然而，恰恰因为那是一种表现，那么产生后果的地方（假如它们是一些行动），就不是激发了那种表现的虚拟环境，而是行动得以发生的真实环境。如果那种表现不是一种实际行动，而是我们简称的思想感情，那么它在虚拟环境中没有出现明显断裂之前，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一旦虚拟事实的刺激产生了针对事物或他人的行动，矛盾就会迅速发展……会因失调而痛苦。毫无疑问，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人对环境的调适是通过‘虚构’这一媒介进行的。”“直接面对的现实环境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太短暂了……虽然我们不得不在这个环境中活动，但又不得不在能够驾驭它之前使用比较简单的办法去对它进行重构。”（李普曼，2006：13）
李普曼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虚拟环境建构的目的之一便是获得安全：“人们如何才能以这种而非那种方式去构想自身的利益呢？通过向往安全、荣耀、统治或者含糊其辞的自我实现吗？人们如何理解安全……什么是他们想要实现的那个自我的概念呢？……这一事实便足以证明，他们的虚拟环境，世界在他们内心形成的图像，是他们思想、感情和行为中的决定性因素。”（李普曼，2006：21）
李普曼所说的“虚拟环境”主要就是大众传媒建构的，虚拟环境决定现实感情和行为，是李普曼在舆论学研究中的重大发现。正是因为媒介能够制造虚拟世界，对媒介安全的建构才变得更加重要和极具意义。
从李普曼开始，舆论学就认为舆论是可以制造和调控的。最新的成果来自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大学政治传播学教授大卫·摩尔（David W.Moore），他在2008年出版了《舆论制造者》一书，第二章标题就是“生产舆论（Manufacturing Public Opinion），摩尔认为舆论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加以调控和“制造”，包括对于恐惧或安全的舆论。（David W.Moore，2008）这种舆论在一定条件下不再只是“虚拟”的，而是可以转换为真实的安全或恐慌。
三、施拉姆的传播安全观
施拉姆在《人类传播史》（1988）中多处涉及媒介的安全功能。他认为，罗斯福的“炉边夜话”通过广播使美国人民不再恐惧法西斯的威胁，为美国的公共政策争取到了舆论的支持，这可以被看作是大众媒介发挥安全功能的实例（施拉姆，1994）。
而在《传播学概论》中，施拉姆也多次提到安全问题。“用社会雷达来比拟传播的社会功能是不错的。一艘船的船长在夜雾中必须知道船的位置：对面是准？岩石和暗礁在哪里？驶向安全港口的航道在哪里？我们大家也必须继续不断监视一年比一年复杂的环境。那是谁？是朋友还是敌人？本地人还是陌生人？是危险还是机会？我们深深地需要一种附属感，要有一种属于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社会的感觉，感到在我们的周围环境和生活方式中有一定程度的稳定和亲近。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在一个新的地方往往显得极其不自在，除非是在他手里有一张地图并且能确定自己在什么地方。因此。我们每天修改我们工作地图，在越是不熟悉地点位置和缺乏经验的时候，就越是依赖我们的社会雷达。”（施拉姆，1984：34），施拉姆此处所提到的大众传媒的雷达功能，将在第七章论述中成为现代的“安全”功能。
施拉姆同样阐述了大众传媒如何影响公众对战争和国家安全的理解。
“珍珠港事变发生的时候已经懂事的美国人永远不会忘记1941年12月7日下午，电台正在播送纽约交响乐团演出实况的过程中插进去的一则简短新闻公报产生的影响，不会忘记它使整个社会传播系统一下子亮了起来，使受到震撼的美国人放弃了星期日下午的娱乐活动和追求享受的打算，打破了他们认为美国的安全固若金汤的信念，成为绝大多数新闻报道、闲谈议论、暗自思忖的主题，并且使人们的注意力不可移易地集中于夏威夷珍珠港发生的这一事变而能引起的种种后果之上等这些情况。”（施拉姆，1984：108）
施拉姆已经意识到，大众传媒已经不仅限于为公众提供信息，而是开始发挥安全作用，将公众的意志引导到国家安全上来。
而对于媒介安全的审查，施拉姆以英国为例展开论述。英国的媒介一向是世界上最“自由”的，英国记者报道的新闻以其真实可信、不受政府控制而著称于世。然而英国的全部广播事业一直由公营企业掌握，近年来私营电视机构才在广告的支持下被允许同英国广播公司同时并存。一个专门的皇家委员会不时要求新闻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这个委员会的睿智与公平的决定足以为所有对媒介进行调查管制的机构之楷模。英国不对新闻做事先的检查，但是新闻记者有时由于写了被认为有害于国家安全的消息因而触犯了官方保密法的时候，也会受到沉重的罚款和徒刑之类的惩处（施拉姆，1984：184）。施拉姆认为，这是属于社会控制与大众媒介的研究范畴，这位传播学创始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忽略如何对大众传媒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控制，从而更好地发挥社会作用的研究。
四、议程设定——舆论背后的安全考量
麦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在著名的《议程设置》中指出：舆论可以“制造危机”，“媒介构造并呈现给公众一个拟态环境，而这个拟态环境极大地塑造了公众看待世界的方式。”（麦库姆斯，2008：26）值得注意的是，麦库姆斯发现：“公众对犯罪行为的恐惧以及对犯罪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媒介议程之间的联系远远超过了与地方街区、市区或者国家中现实存在的犯罪活动的联系。”也就是说，公众对犯罪的关注并不是和现实存在的犯罪活动相关，而是与媒介的报道相关。媒介所报道的安全的程度（或犯罪情况）会直接影响公众的安全感。《纽约时报》的社论指出：“夸大恐惧要比减少恐惧容易得多，这是人类生活的一条简单真理”。（麦库姆斯，2008：32）麦库姆斯还研究了“全国对毒品问题的关注”、“犯罪恐惧”、“发现环境问题”、“惊觉”等领域，并得出结论：“我们头脑中的图画有着广泛的来源。在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方面，大众媒介的作用尤其显著。”“在新世纪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萨菲尔重新诠释了李普曼的拟态环境观点，他这样简洁地概括现实与新闻的关系：‘在政治中，媒介与公众所广泛感知到的事物是虚拟的真实。”（麦库姆斯，2008：38）议程设定是大众传播理论中，最经常被用于“安全议题设置”的，也是经常被非传统安全研究所涉及的大众传播理论。
第二节传播带来安全：风险、危机与灾难中的大众传媒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府把一些战时有效的传播管理措施保留了下来，某些军用的通信传播管理手段被用到了民用领域，美国批判传播学的领军人物席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中指出：全美国的电信系统都由一个动员机构管理，电信管理主任被任命为应急准备局局长。美国政府非常关注与遥远的“麻烦”地区的即时通信，这成为其国家安全议题中高度优先的事情（席勒，2006）。
一直反思德国为何会诞生纳粹的伊丽莎白·诺丽·纽曼（E.Noelle Neumann）在研究“沉默的螺旋”时发现，“大众媒体不得不被视为在制造民意（公众舆论）：媒体提供环境压力，使人们的反应或敏捷、或默许、或沉默。”（Noelle Neumann，1974）她的研究假设是，相对犯错，个人更加害怕被孤立。
“这一种对自我孤立的恐惧（不只是害怕被区隔，而且还是怀疑自己的判断能力）是公共舆论所有过程中一个整体的部分。”个体为了逃避被孤立的恐惧，选择了相对安全的沉默。（在学理上，她引用了托克维尔的观点。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叙述了蔑视神权如何成为了一种在18世纪的法国广泛传播的主流激情。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是法国教会“陷入沉默”：“那些依然执着于旧信仰的人们，害怕成为仅有的保有这种信仰的人，而且相对于犯错误，他们更加害怕孤立，他们加入到大众之中，即使他们并不赞同主流人群。”）因此，可以推断出，个体保持沉默其实是一种追求自身安全的行为，而造成个体选择这种安全的沉默，则是大众媒体传播的后果。沉默螺旋在安全议题上有积极的一面，当危机爆发影响到公众的安全的时候，放弃个人的质疑甚至部分的独立思考，实现社会的整体安全，是合情而且理性的选择。例如那个在我国全国哀悼日因为不能游戏而通过视频骂人的女生，最终遭到了社会的唾弃。如果她能保持沉默，成为“沉默的螺旋”中的一员，对个体和社会都是最优的。
沉默的螺旋被学者用来解释“9·11”事件以后，全美的媒体为何一致支持反恐战争。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个体都选择了沉默，甚至支持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