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媒介失语的成因：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为例
从传播学的历史上看，对媒介失语的研究历史比较短，所以“媒介失声（语）”的确是前沿新论。但“媒介失语”的现象，却已经存在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上个世纪80年代，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产生了大量的核泄漏。但苏联当局并没有及时发布信息，包括西方主流媒体在内的各个传播机构，即使向切尔诺贝利派驻了专业记者和报道队伍，也未能及时掌握话语权，满足受众的知情权，从而使媒介提供的信息无法真实全面地反映客观的变化，导致现实变化远大于媒介变化，△R>；△M，成为重要的媒介失语案例。
这个主题已经被广泛讨论过，因为在此之前没有类似的灾难出现，而且在此之前的唯一先例三里岛也没有引起恐慌。1985年切尔诺贝利的核泄漏以及随后的恐慌本质上并不典型。首先几乎从最初管理当局就知道事实真相，虽然他们并不清楚全部的后果。这起事件发生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之中，媒体被严格控制，之后也只允许媒体发布政府允许发布的信息。当地社会并不富足，多数人没有私家车，因此他们无法迅速逃走，因此也就看不到逃离核泄漏现场引起的交通大瘫痪（Walter Laqueur，1999）。
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大众传媒需要面对的是政府的新闻发布。纽约大学教授大卫·鲁宾（David Rubin）研究发现，对核泄漏事件及信息流的分析显示官方信息源过于乐观，提供事实太少，降低了记者、公众对官方信息的信任度（David Rubin，1987）。这也导致了受众对媒体的怀疑，以及公众因为无法获得及时信息而产生的不安全感。西方对该事件的最严厉批评在于苏联未能就事件的严重性及时警告邻国及公众。对此戈尔巴乔夫反驳，美国政府也用了几个月才告知世界美国宾州三里岛（Three Mile Island）核泄漏事件的具体内容，美国国会甚至是在三里岛事故发生后十天才知道此事。
大卫·鲁宾（David Rubin）比较了美国三里岛和苏联切尔诺贝利两起核泄漏事件并进行了传播学研究，他在《传播学期刊》上撰文认为，三里岛事件中提供的信息比切尔诺贝利更容易获得，时间更短，信息量更大，限制更少。具体表现为，三里岛事件发生后1.5小时至3小时就通知了宾夕法尼亚州紧急管理机构，一小时后，国防官员使用当地广播电台传递消息。早上8点25分，公用事业部官员证实消息并广播。9点，消息出现在美国全国联合新闻网（Kubin，David，Ann Marie Cunningham，1986）。三里岛事件和切尔诺贝利有许多共同点，包括：及时传播计划的缺失，特别是应急传播没有预演和方案；设备不足，记者赶到现场却无法播发消息和新闻；官方故意隐瞒核辐射信息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媒介失语。大众传媒播发的信息基本是现实变化大于媒介报道，△R>；△M中，媒介无法真实反映现实中发生的情况，从而导致媒介失语而无法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在一定程度上因信息不足引发社会不安。
虽然三里岛的官方信息质量不高，媒体的报道质量和时效性也遭到批评，但公众的知情权并未彻底被忽略。宾夕法尼亚州公共事业部通知核管理委员会分支办公室，把信息传递到核管理委员会总部，再呈递到国会。而切尔诺贝利事件中，只是当地广播电台宣布疏散，外界才第一次知道危机的存在。更耸人听闻的是，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则是67小时后才作出报道，承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New York Times，1986）。也就是说，苏联的媒体媒介失语了整整67小时，这对公众的知情权和生命财产安全都是极大的忽视，媒介安全系数S几乎为零。
三里岛在发生事故以后，已经是一个重大的世界新闻事件，而切尔诺贝利却在很长时间只为苏联官方和当地居民所知晓。三里岛没有试图驱赶聚集在核反应中心的记者，其他记者与当地居民可以自由交谈和访问，也没有限制媒体追踪工厂工人进行新闻采访报道。但苏联的情况就完全不是如此，当局设置了20英里安全区，记者无法获准进入，无法观察具体疏散情况，无法与基辅进行通讯通话，也不得访问当地居民和工人（DavidRubin，1987）。
根据记者的观点，核泄漏事件远比地震、洪水和飓风的威胁更严重，但两国的官员都没有意识到事情的高度危险性，不约而同地、非常有信心地在第一时间向媒体否认了事故的可能性，媒介也如实报道了这一权威消息。
于是，这为媒体失语创造了很无奈的信息源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谣言危害安全创造了舆论空间。大众传播的首要功能——监测和预警功能几近彻底丧失。这是媒介失语的第一种情况，被新闻管制，无法获得有效信息，可以被称为“政策性失语”。
学者沙罗·弗里德曼（Sharon M.Friedman）、卡罗·高尼（Carole M.Gorney）和布兰达·依果尔夫（Brenda P.Egolf）运用对切尔诺贝利事件中新闻的内容分析来研究和解释媒介失语现象。他们认为，报纸、电视没有能够提供足够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信息和风险警报，虽然他们提供的有限的信息是恰当的、公正的和保守的，但这些恰当的信息却是牺牲了新闻的时效性和透明度换来的。学者们的研究发现，除了政府的新闻管制，记者相关知识不足，也是造成媒介失语的重要原因（Sharon M.Friedman，Carole M.Gorney，and Brenda P.Egolf，1987）。大卫·鲁宾（David Rubin）的研究也发现，记者对相关事件的报道保持怀疑，一方面是对官方信息的质疑，另一方面则是对信息理解的不明确。因为对相关科技因素及其观点的不确信，导致了对所报道的危险的不确定（David Rubin，1987）。通过新闻内容分析和记者访谈，研究者发现，几乎没有记者对核泄漏有专业的知识储备，对于相关术语、解释和专家意见也大都一知半解，为了避免因报道失误产生恐慌，媒介不得已选择了失语。由于知识结构的技术性原因，使出现在媒体的信息△M远远小于现实的△R，从而使媒介安全系数S虽然不是接近于零，但也远小于1。这就是媒介失语的第二种情况：“技术性失语”。
在对切尔诺贝利事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还可以发现第三种媒介失语的情况，媒体困惑于如何帮助公众理解他们个人所面对的辐射危险，为了避免新闻媒体经常被指控制造轰动效应，避免可能产生的不必要的媒介恐慌，在缺乏权威新闻源，难以进行一手采访的情况下，媒介自己主动选择了失语，放弃了对真相的探究，选择等待官方信息。学者罗伯特·彼得·盖尔（Robert Peter Gale）把这类媒介失语称为“计算风险失误”（Robert Peter Gale，1987）。这属于媒介失语的第三种情况：“策略性失语”。
三、媒介失语是实现媒介安全的手段么？
2010年，在国内少数地区发生了针对幼儿园、小学生的杀戮行为。有观点认为，是媒体的过度报道导致了模仿。如果按照这种观点，那么这是一起典型的媒介不安全事件。但问题是，媒介不报道，或者封锁消息，就是其最有社会责任感的最优选择么？南京大学杜骏飞教授在他个人的微博中表示：恐慌源自封锁，而不是因为大众传媒对事件的报道引起的。《时代周报》评论部编辑彭晓芸认为：“作案手段、地点、对象等方面信息要素，对于防范犯罪的一方和潜在的罪犯来说，其信息是开放式的，对双方来说是信息对称的，绝不可能做到完全隐匿，如果媒体隐匿这样一种犯罪手段的存在，那么对于公众来说，不仅仅是知情权受到剥夺的问题，也包括防范犯罪的机会就此丧失了。”（彭晓芸，2010）
针对前节论述的媒介失语的三种形态：政策性失语、技术性失语和策略性失语，没有一种情况给社会带来安全，反而是更多的无端猜测、流言和恐慌。媒介监管并不是媒介失语的全部原因，事实上，对媒介的监管世界各国都有，问题是，这类监管使社会更安全了么？使公众避免恐慌和恐惧了么？
实现了非传统安全了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所以，我们必须回到现实变化和媒介变化，即△R和△M的关系上来，S=C1/C2，只要媒介失语，就会导致分母变小，大众传媒就不能真实反映现实变化。媒介监管者会以为，如此一来，受众就会减少对现实变化△R的关注，殊不知此时是各类谣言产生和传播的最佳时机。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消息，谣言是对权威的一种返还，谣言是一种反权力（卡普费雷，2008）。研究表明，谣言就是在官方信息缺位的情况下产生的，而谣言的安全性显然要低于官方信息，谣言由于缺乏新闻源，也会使大众传媒陷入两难，从而坐失媒介安全的良机。
大众传媒是发布官方信息最好的渠道，而政策性的由监管方造成的媒介失语，使官方信息失去了传播渠道，也失去了受众认知、认可官方信息的机会。大众传媒由于在关键时刻失语，也失去了公信力，为以后有效传播官方信息造成了负面影响的积累，其传播效果也将大打折扣。可见，媒介失语是政府、监管方（有时是一体）、官方信息、大众传媒和受众各个方面全输的情形，没有任何一方从中获利，更没有任何一方成为赢家。同时，媒介失语非但不能造成安全，反而会因为给了谣言更大的生存空间而造成新的社会恐慌，从而为下一阶段的媒介安全，增加了辟谣的媒介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