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虚假的反恐恐慌
美国最大的媒介恐慌是关于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的。反恐战争本身就是媒介恐慌的产物。布什政府无法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这却是媒介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而制造的最大的恐慌内容。整个反恐战争都是媒介框架构建的，反映的并不是真实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现实，而是美国政府建构的现实，并以此使欧洲一同加入其中（Paul Todd，Jonathan Bloch&；Patrick Fitzgerald，2009）。在电视上长篇累牍的“反恐战争”新闻是对于政府与军方政策和议程设置的媒介包装与再现。
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对美国大众传媒通过反恐战争制造媒介恐慌的原因有着独到而深刻的看法，他运用后现代理论，作了深层次的诠释。2001年的反恐战争是解决“意义危机”的尝试，是美国的新保守势力取代冷战的长期替代品。哈蒙德（Philip Hammond）运用鲍德里亚的观点，认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续篇，当时通过大众传媒强调了伊拉克的化学武器、装甲部队等，将一场“非战争”描述为血腥的世界大战（Baudrillard，Jean，1995）。而事实上萨达姆的军队自1991年以来早就萎靡不振。强调伊拉克并不存在的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为了制造恐慌，维持公众的恐惧，达到通过战争来战胜这种恐慌的目的（Philip Hammond，2007）。
广告制造媒介恐慌的手段也被运用在反恐战争中。相关利益人运用媒介恐慌进行对公众的心理恐吓，使公众通过电视等媒体获知恐怖信息并产生恐怖袭击事件就发生在身边的错觉，而且觉得自身的安全遭到莫大威胁，从而使布什政府“贩卖战争”的企图得以实现（Laura Miller，John Stauber，Sheldon Rampton，2004）。
在反恐战争的新闻中，小布什总统一再将恐怖主义和美国的民主对立起来，认为恐怖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摧毁美国的民主与自由。他在演讲中一再强调，美国民众的恐慌都是恐怖分子制造的，原因是恐怖分子恐惧美国民主制度，恐怖分子因此屠杀无辜的美国妇女和儿童。而大众传媒则不加修饰和批判地就把总统的讲话作为重要新闻，没有怀疑也没有争议地照搬、传递给公众，造成“自由与恐怖”对立的媒介虚拟现实，使反恐战争披上了维护自由、为民主而战的外衣（Susan D.Moeller，2009）。事实上，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很多是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反抗，虽然手段是错误而恶劣的，但根源绝不是仇视美国自由民主这么简单。包括乔姆斯基在内的大量学者认为美国在反恐战争上撒了谎，而大众传媒是最大的帮凶，为政府的战争谎言推波助澜，媒介恐慌就是美国政府和大众传媒合谋实现侵略战争的重要手段（乔姆斯基，2006）。
电影作为大众传播手段之一，也参与到揭露虚假反恐警报的行列之中。
获得2004年金棕榈奖的美国电影《华氏“9·11”》由迈克尔·摩尔编写、导演和制作，该片以纪实手法回顾了从小布什当选总统到“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这不同寻常的四年。关于美国成为恐怖组织袭击目标的原因，摩尔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影片甚至惊人地揭露了布什家族和本·拉登家族两代人之间的恩怨和“9·11”事件的幕后交易。摩尔透露，拍摄这部纪录片，他雇用了很多自由摄影师和记者，采访了大量政府官员、美国和伊拉克民众以及参加伊战的美国大兵（何镇飚，2004）。而为了使影片更吸引观众，他以自己的方式给影片加入了许多讽刺和幽默元素。“拍摄这部影片，我的动机很单纯，就是要告诉人们究竟发生了什么。此次，布什是喜剧演员，借他之口，我让人民知道了许多他们从不曾知晓的事情。影片一定好看，因为其中承载太多东西，有愚蠢、有恐怖、有真相。”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摩尔认为，《华氏“9·11”》展现了大众的恐惧。“解放伊拉克人民？给他们自由？世界是危险的，一直都是。我们要使它变得安全，但采取的方法不能是强制，我认为这是影片的要义。”（Michael Moore，2004）
2003年，一本名为《被内容植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书在加拿大出版了，对于该书，连乔姆斯基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书中大量的篇幅不是作者的观点或原创，而是将在伊拉克战争前所有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纸新闻进行汇总，并根据时间和内容程度梳理出线索，进而分析为什么这个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成为了美国士兵付出生命、美国国民付出劳动和金钱的战争理由。作者丹尼·施科特得出结论，是美国五角大楼利用大众传媒制造了全国性的对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慌，从而成功使议会通过了战争决议（Danny Schechter，2003）。
和火星人入侵地球一样，在伊拉克无法找到、事实也基本在战后被认定不存在的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映出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R是几乎为零的，而媒体却就此进行大肆报道，△M非常可观。因而再一次造成了图9.5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媒介恐慌模型S=△M/△R几乎无穷大的状况，媒介安全系数S>；1，不仅是媒介恐慌，而且呈现非常不安全的状态。果然，不久之后伊拉克战争爆发，美国因此陷入长期的国际危机之中。
第三节媒介失语：大众传媒在危机中的话语权丧失
一、媒介失语的定义
所谓“媒体失语”，就是大众传媒在面对新闻事实、尤其是在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中，迫于政治、经济或某种社会舆论的原因，对新闻事实不予报道、评论或报道不及时（庄猛，2011）。媒介失语是对话语权主动或被动的放弃。
后现代思想家福柯指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王治河，1999）话语权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
话语蕴涵、显现并行使着权力，话语权即讲话的权力，是由其权势和某一领域的权威所决定的。话语的拥有意味着对权力的拥有。在媒介话语权的背后是受众的知情权。国内较早由庹继光和李缨提出“媒介失语比媒介审判更可怕”（庹继光，李缨，2005）。
青年学者邵鹏在《媒介失声论：探索媒介雷达与预警功能的病理》一文中，比较详细深入地论述了媒介失声（Media Aphonia）现象，并分析了这一现象的特点、危害及其防范（邵培仁等，2009）。
邵鹏将美国和全球媒介集体失声的深层原因分为四种，分别为“国家和政府控制下的媒介障碍性失声”、“经济势力和利益群体控制下的媒介痉挛性失声”、“过度公司化和高度专业化导致的媒介过用性失声”以及“基于某种病理和自我保护机制的媒介麻痹性失声”（邵培仁等，2009）。
2009年新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特别规定：“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行为。”“有偿不闻”第一次出现在了自律准则中，意为大众传媒为了经济利益而“失声”（属于邵鹏分类中的“经济势力和利益群体控制下的媒介痉挛性失声”），主动放弃了话语权。这种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准则》新加入这个条款也为防止有偿性的“媒介失语”提供了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