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是大众传播的现代功能，这一功能是在大众传播“监视、协调、教育、娱乐”四大基础功能上衍生出的新功能，是由于时代和传播环境的改变而形成的。和麦奎尔的“动员”功能一样，安全功能也可以被看作是大众传播的新兴功能或现代功能。根据默顿的理论，安全功能可以被理解为大众传播的“隐性功能”显性化。
第一节功能论的兴起与传播学发展
拉斯韦尔（Lasswell，1948）认为，传播在社会中的主要功能是监视环境、联系社会各个部分以回应环境和传承文化遗产。赖特（Wright，1960）为描述媒介的各种影响发展了这一框架，将“提供娱乐”添作媒介的第四个功能。
19世纪最后十年到20世纪上半叶，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有一个学派自称为“功能学派”并统治学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功能论提供了理论基础（Alan.B，Jonathan，2005）。功能主义理论建立在生态模拟的基础上，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社会学理论，扎根于19世纪的社会思想，借鉴了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其特征有三：一是将社会作为有机体整体考虑，二是将社会的发展理解为进化过程，三是将重点放在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上。功能主义来自涂尔干等欧洲思想家的观点，却是在美国成为社会学的主流理论，并一度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虽然功能学派在进入70年代以后，就因为无法解释冲突和变化，而一再遭到挑战甚至“遗弃”。但功能主义的理论也在不断完善和修正之中，例如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各种“新功能主义”，以及卢曼的“功能结构系统理论”（Grayson，2001）。
结构功能主义是一种共识理论，假定社会在相互协调的基础上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并视之为一个缓慢的，有序的社会变革进程。重要的理论家有两位：孔德、埃米尔·涂尔干、帕森斯和罗伯特·默顿（Ritzer，2005）。与结构功能理论相反的是马克思立场冲突理论，将社会视为一种压迫的等级制度为基础的世界，是由社会秩序的主导群与社会变化迅速而无序的群体之间的斗争造成的。
传播功能研究来源于西方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并吸收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结构功能学派主要从理论角度研究社会结构，及其组成部分之间在功能上的差异和相互关系。帕森斯的《社会学系统理论的现状和前景》，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其本质是为了谋求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均衡，维持遵循现存的社会行为规范的生活方式。长期与拉扎斯菲尔德合作的美国学者默顿，主张通过把社会与文化现象置于广阔的背景之中，来研究他们在社会中的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也被称为“功能主义研究方法”。
传播学对传播功能的研究兴起于功能主义理论大行其道的20世纪40年代，拉斯韦尔的传播三功能论提出后，得到了社会学界和传播学界的普遍接受。而赖特将“提供娱乐”作为第四种功能提出之后，功能主义理论就已经被“风险”理论等其他社会学理论所替代。因此传播的功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主流。
一、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
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将传播的基本社会功能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环境监视功能。自然与社会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只有及时了解、把握并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人类社会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二是社会协调功能。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分工合作基础上的有机体，只有实现了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和统一，才能有效适应环境的变化。三是社会遗产传承功能。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将前人的经验、智慧、知识加以记录、积累、保存并传给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完善、发展和创造（Lasswell，1948）。
这三项功能是包括人际关系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在内的一切社会传播活动的基本功能，大众传播不仅具备这些功能，而且起着突出重要的作用。
二、赖特的四功能说
美国传播学者赖特（Wright）继承了拉斯韦尔“三功能说”，并在此基础上围绕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问题提出了“四功能说”（Wright，1960）。一是环境监视——大众传播在特定社会的内部和外部收集和传达信息的活动。
二是解释与规定——大众传播并不是单纯的“告知”活动，它所传达的信息中通常伴随着对事件的解释，并提示人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反应。三是社会化功能——大众传播在传播知识、价值以及行为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也称之为大众传播的教育功能，与拉斯韦尔的“社会遗产传承”功能相对应。四是提供娱乐——大众传播中的内容并不是务实的，它的一项重要功能是提供娱乐，尤其在电视媒体中。其中，“提供娱乐”是赖特对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作出的重要贡献。
三、施拉姆的功能学说
施拉姆从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能三个方面对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大众传播的政治功能主要包括：监视、协调、社会遗产、法律和习俗的传递。经济功能表现在：关于资源以及买和卖的机会的信息；解释这种信息；制定经济政策；活跃和管理商场；开创经济行为等。一般社会功能包括：关于社会规范、作用等的信息；接受或拒绝它们；协调公众的了解和意愿，行使社会控制；向社会的新成员传递社会规范、娱乐，等等。
施拉姆分类法的重要贡献在于它明确提出了传播的经济功能，指出了大众传播通过信息的收集、提供和解释，能够开创经济行为。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并不仅仅限于为其他产业提供信息服务，它本身就是知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总结了在那个社会功能论占主体地位时代，有关大众传播社会功能的各类学术观点。他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传播起什么作用”？他用图标的形式总结了传播的社会功能，表略。
施拉姆认为：这些功能中每个功能都有一个外向的方面和一个内向的方面，像所有的传播一样，有人寻求或提供信息，有人接受和处理信息。因此，我们也许可以在我们的图表上构成某种索引（施拉姆，1984：19），施拉姆对传播的社会功能的总结是传播功能论的顶峰，之后传播功能论就鲜有如此高而全的研究成果了。
四、第五功能说
不过如果我们认真研究就会发现，媒介的“第五种功能”的说法也曾经多次出现，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著名传播学者麦奎尔的“动员”说了。麦奎尔在他的《大众传播》一书的“媒介与社会理论”一章中指出，传播的第五大功能是“动员”，即“大众传播广泛应用于政治和商业宣传，促进政治、战争、经济发展、工作与宗教领域的社会目标的活动。”（麦奎尔，2006：67）社会学家梅尔文·德弗勒在他的著作《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中，对大众传播的功能作了补充，不过他没有提出传播的新功能，而是认为：传播行为是“一个表达团体规范的手段，通过这个手段行使社会控制、分配各种角色、实现对各种努力的协调，表明对未来的期望，使整个社会进程持续下去……要是没有这种影响的交流，人类社会就会崩溃。”（德弗勒，2004）除此以外，大众传播的功能还被研究者们认为有“社会麻醉功能（拉扎斯菲尔德，默顿）”、“报道、解释、忠告、娱乐和广告五种类型的功能（王洪钧，1998）等等。
对于传播的功能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止过，和社会学功能理论的进步一样，传播学视野下的传播功能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了新的研究意义、研究必要和研究成果。
功能论起源于生物理论，阐述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可以发现，媒介生态正是传播功能论沿着生物学的发展轨迹而形成的、关于大众传播的功能的新发展。也就是说，即使传统的传播功能论成果不多，但媒介生态理论可以看做是媒介功能论在新时代的延伸与进化。大众传播第五功能说提醒着学者们，大众传播的功能从三功能到四功能，也很有可能会有五功能，甚至六功能，这是有着传播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理性的，核心在于时代提出了怎样的问题，大众传媒是否能够发挥了时代所需要的功能。
第二节危机中的大众传播：安全功能的产生背景
大众传播的功能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时代，传播功能的重点和特点各不相同。功能论并不是落后的、被淘汰的理论，相反，媒介的传播功能是传播与社会以及传播效果的重要研究内容。
在当今时代，危机和风险几乎成为全新的时代主题，人类从来没有如此地为自己的未来感到焦虑。正如贝克的理论，当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其标志性著作《风险社会》于1992年的出版，标志着“风险社会”理论在学术上的全面确立。风险社会理论是近年来最有影响力和最有激发性的社会科学理论（Ga be My then，Ulrich Beck，2004：15）。其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学术范围，而是产生了深远的对全社会的影响。贝克认为：“风险生产和分配的逻辑比照着财富的分配逻辑（它至今决定着社会理论的思考）而发展起来。占据中心舞台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它们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不像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与工厂相联系的或职业性的危险，它们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跨越了生产和再生产，跨越了国界线。在这种意义上，危险成为跨国界的存在，成为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风险。”（乌尔里希·贝克，2004：7）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这些问题经常以危机的形态出现。因为时代的危机，“范式”理论得以诞生。库恩在他划时代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第六章和第七章的标题分别是：“危机和科学理论的涌现”以及“对危机的反应”（Kuhn，1962：66）。库恩指出：“于是，让我们假定，危机是新理论出现所必需的前提条件，然后问科学家们对危机的存在怎样反应。
首先要注意，当科学家们面临甚至很严重而长期的反常情况时所决不去做的事情，就能发现一部分回答，这是很重要的，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他们会开始失去信心，然后去考虑另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但他们并没有抛弃把他们引进危机的规范。”（Kuhn，1962：77）“如此明确的认识上的崩溃是很少见的，但是危机的效应并不完全取决于对它的自觉的认识。我们能说这些效应是些什么呢？它们中只有两条看来是普遍的。一切危机都是从一种规范变模糊开始的，接着就使正常研究的规则松弛了。在这方面，危机时期的研究很像前规范时期的研究，但前者差异化更小，而且是更清楚地规定了的。同时一切危机都随着规范的新的候补者出现。以及随后为接受它斗争而告终。”“一个新规范出现，至少在酝酿时，常常在危机前已经发展到某种程度，或者已经被明确地认识到了。”（Kuhn，1962：86）
库恩的观点表明，危机可以带来新的规范和范式。而我们当下所遇到的危机，正是大众传播安全功能的“前提条件”。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经常被称为“后‘9·11’时代”，而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危机，就是关于“安全”的危机。超级大国美国在“9·11”以后成立了“国土安全部”（Homeland Security，也可直译为“祖国安全”或“本土安全”），而国际传播学界也一再重视关于传媒、传播与安全的问题。
第三节大众传播传统功能中隐性化的安全功能
大众传播在当下不仅具有之前论证的四大基础功能，而且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了新的功能，安全功能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功能。安全功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传统四大功能中的隐性功能，本研究所做的只是将这一隐藏在四大功能中的隐性功能显性化，并从四大功能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现代功能——安全功能。
首先，当我们论述大众传播的功能时，这些功能并不是在其被学者们发现、提炼之后才出现的。相反，自大众传媒诞生起，这些功能就逐渐地产生、发展，直至引起学者的注意和重视。因此，大众传媒不是缺乏功能的发挥，而是缺乏功能的发现。大众传播的四大基础功能也是被逐渐发现的，而且之后，还有新的功能被不断发现。例如麦奎尔的“动员”功能等“第五大功能”。
其次，大众传媒的功能是伴随着时代的变化、大众传媒自身的技术和文化发展，以及时代对大众传媒的要求而产生、发展的。例如娱乐功能的出现，和大众传媒自身与时代的发展密不可分。安全已经成为当今风险社会的主要命题，社会对大众传媒也提出了安全的要求，大众传媒也积极提炼和适应时代的要求，这就为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最后，四大功能中都不同程度地蕴涵了安全的功能、作用和内容，在四大功能中“安全”功能是隐藏其中的，是一种隐性功能。四大传统功能中也有无关安全的部分，梳理并提出以四大功能为基础功能的现代功能——安全，是基于严谨的学术论断与推理而形成的，是将大众传播隐性功能显性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