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点出的“telling”、“re-telling”以及“genre”，使得以广播电视为载体进行文化传播的庞大体系及主持人功能得到了凸显。按照Denzin的研究总结，广播电视传播构成了每天的意义系统，这一体系的运作方式可以分为四种结构（同上，第79页）：“1)The meaning systems of everyday life divide between the personal and the biographical.2)the technical knowledge discourses of the physical and human sciences.3)the practical knowledge of local and popular culture，and 4)the emancipatory，populist discourses of protest.”而依赖如此的四种结构建立“填满”受众每天日子的“视听”意义，又是主持人以“telling”和“re-telling”的具体方式通过多样化的“genre”完成的。所以，Denzin对这四种结构的进一步分析，使得处于传播体系中的主持人驾驭“能说”方法有了规范化的分类。他这样分析道（同上，第79页）：
These discourse structures are increasingly communicated through the electronic media，producing a new“videocy”，or language of the visual video image.This language displaces the earlier forms of literacy based on orality and the print media.It introduces a new set of media logics and media formats.These new formats alter the person's relationships to the“real”and the technologies of the real.They maintain a narrative and epstemological commitment to the simulational logic of the third stage of the sign.They serve to turn the individual into a new cultural object；an object who produces cultural knowledge and cultural texts via the new information formats.At the same time they become new vehicles for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official ideology.
对于使用非母语英语进行节目主持而要求达到的“口齿伶俐”、“头头是道”、“口若悬河”展示的“能说”，实际上就是以我们一直秉持的“narrative”(叙述、讲述)方式来适应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建构的“情境”。
2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能说”形成的渠道
虽然在受众的眼里，主持人的既到位又流畅的语言表达是“出口成章”、“情随心动”的表现，但是，对于呈现出这种语言能力的主持人来说，实际上是经过长期不间断的训练积累而成的。
那么，这其中的方法或途径是什么呢？
在这部分里，笔者将从三个方面来介绍形成主持人职业化要求水准的“能说”的方法或渠道。
2.1原文式阅读（Textual readings）
由于主持人在节目中通过“能说”体现的语言组织方式最终落在“串词”上，所以，“能说”的前提是手中有了通过编导或节目特邀撰稿人书写的文字内容，而这些文字内容，是经过编导或撰稿人精心推敲后完成的。当然，在主持人的处理环节上，还是需要与编导或撰稿人一次次商榷之后，根据主持人的语言处理、表述习惯修改和润色后，呈现给受众的“口语化”讲述体。
这一过程可以借用Denzin的术语“原文式阅读”（Textual readings）来得到理论的解释。首先，在处理文本化的“串词”时，要求主持人调动所有的积累来获得正确的理解，而这一理解又是涵盖“口语化”的集情感、语气和清晰表达于一体的完整结构。对于如此的要求，Denzin对其有这样的解释（1992，第82页）：
The textual analysis of meanings requir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variety of reading strategies(feminist，semiotic，hermeneutic，deconstructive，psychoanalytic)with examine how a text constitutes an individual as a subject in a particular ideological moment and site.…Such textual readings attempt to show how specific texts create their particular images of subjects and their experiences.
从Denzin的解释中，我们发现了主持人在进行“原文式阅读”（Textual readings）时需要达成的目标，即：如何将文本化的语言转化成适合广播电视传播的“形象化”语言。这也是为何受众会感觉到，通过主持人说出来的话是充满画面感的。毕竟，主持人的任务，就是以最令受众开发想象力的语言表述方式来完成传播任务的。Denzin接下来的解释，为我们提供了更具启发的总结（同上，第82页）：
These readings attempt to examine the narrative-writing strategies that structure the texts'treatment of text and author，presence and lived experience，the real and its representations，and the subject and intentionality.
这一总结，就进一步强调了转到主持人手中的文字化“串词”，实际上是编辑或撰稿人在遵循广播电视节目报道的写作规范的前提下而完成的，所以，在主持人的第一印象里，手中的文字稿就已经具备了“朗朗上口”的基本状态。当然，在“英播”对主持人的培养理念里，就强调了集采编播一体的记者型主持人所具有的“编辑”和“撰稿”能力。加之，如此的主持人时常是在完成亲临现场的采访后，对采回的素材进行编辑和内容“串词”的书写的。而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主持人在对整个聚焦的报道时间进行了“从头到尾”的“文本式阅读”（Textual readings）。经历了这样的阅读过程，由主持人呈现给观众的“能说”内容，就更是发话人自身从心底“油然而生”的表述体。
不言而喻，主持人的“能说”，不仅仅是对语言进行符合广播电视新闻学要求的规范化组织，更是结合自身知识积累后又融合“恰当”的情感因素后的表述体。那么，这一“表述体”就成为主持人需要完全掌控的部分。在涉及相关理论的描述里，这一“表述体”由术语“告知体”来体现。
2.2告知体（The telling）
随着广播电视节目形态的丰富多彩化，除了“硬新闻”主播的单纯播报化处理外，他种节目形态的主持人的处理方式更趋向“平民化”的“亲和力”。如此的趋向，使得主持人的语言表达方式更显“生活化”、“叙述化”。这样的语言表达出发点形成的“口语化”节目“串词”，就是面对受众而建立的“告知体”了。
因为是告知，所以，主持人心理定位引导的神态、语气、语速及词语的选择，都更加平实而显生活化了。那么，这一“告知体”所具有的效应是怎样的呢？Denzin对“告知体”（The telling）进行了这样的解释（1992，第84页）：
At the level of the telling of the experience，interpretation focuses on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self-stories that people tell one another.Self-stories are told in the“context of a specific set of experiences，”while personal experience narratives are“stories people tell about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elf-stories make sense，through the process of telling，of the self and its experiences.Personal experience stories frame self-stories within larger narratives that connect the self to the oral tradition of a group，family，or relationship.
可见，“告知体”（The telling）所涵盖的范围，也是为主持人的“能说”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创作“空间”。当然，这一“空间”是由多种类型的“情境”衬托的内容构成的。也正是这些不同的内容，使得主持人的风格就具备既有主持人自身魅力的一面，又有了受众眼里“艺术化”的表现。
然而，主持人的“能说”又不仅仅局限在节目本身上。毕竟，今天的广播电视传播已经完全不是固守于某地、某国的范围内，而是向着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进行全方位的“渗透”。如此的传播生态，使得主持人的“告知体”（The telling）走向了受众看不见而又离不开的媒体传播市场里。
由此，就形成了主持人的语言表现力“能说”，又成为书写“语言化”的人物故事，表现为“自传”或“别传”形式。于是，就有了符合媒体传播特点的“声像化”文化产品。这样的将文化产品通过媒体传播输送进全球化传播市场的载体，就是今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对外广播”。进而，由主持人的“能说”建构的“告知体”以卫星传送为载体，形成庞大的“文化产品”输出的局面。
2.3将报道转化为文化产品（Turing stories into cultural commodities）
当以广播电视节目为载体而呈现在受众面前的主持人的“能说”建构的“告知体”，成为媒体传播之“文化产品”后，就具有了“商品”的特质。既然是“商品”，就需要“包装”。在以广播电视节目形式呈现给观众的“文化产品”所具有的“包装”，就是节目赖以立足的“风格”或“叙事结构体”。对于支撑对外广播的节目形式“软新闻”类来说，“社会新闻杂志类”就具有跨越文化疆界的传播能力。这也是今天对外广播将报道转换为文化产品的丰富矿藏。
Denzin对以“社会新闻杂志类”形式表现“软新闻”的广播电视节目转化为“文化产品”的现象，进行了这样的总结（1992，第85页）：
…news magazines purport to fill out the glossed stories of the daily news with versions that connect and join people.Often these are about people，and they may evolve into(auto)biographical texts.Conversely，some news magazine stories condensed from biographies and autobiographies.Such magazine accounts express valued forms of subjectivity.…In them，the self becomes both a commodity with an exchange value and a new cultural subject.These subjects becom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elf-models for other members of the culture.
不言而喻，当新闻人物或事件被以体现“软新闻”类型的“社会新闻杂志类”的广播电视节目呈现给受众后，就已经成为了媒体传播文化产品。那么，这种产品具有的影响效应是在受众群中间的个体形成的。这种影响效应的产生，既有被聚焦的人物或事件本身的“新闻效应”，又有主持人建构的“告知体”具有的使受众有效接收的因素。
撇开节目聚焦的人物或事件具有的“新闻爆炸性”因素不谈，实际上，单就主持人在这一传播环节上所起的作用而言，是采用了“能说”前提下建构的“告知体”提供给主持人担任“讲故事者”（storyteller）的创作空间。这里的“创作”，并不是指主持人可以对“故事”进行创作，而是对如何讲述故事进行风格的“创作”。如果说受众对很多主持人形成的独特播讲魅力念念不忘是大家都有的体会的话，那么，形成这种体会的，就是主持人经过思考后，对故事的播讲方式进行了艺术化创作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