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出版业转型，作为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每一项具体的制度变迁都受各种社会的、技术的条件约束。本章主要从转型期我国出版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和制度渊源角度，分析出版业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和特点。
第一节 转型期出版业制度变迁的环境
一、制度变迁理论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在讨论经济发展时，往往忽视制度因素，要么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因素，要么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情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在研究中发现了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他的新经济史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使其在经济学界声名鹊起，并因此获得了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部分，主要包括制度变迁的主体、动力、轨迹、模型等。
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是“institution”，而不是“system”。“system”通常指“体制”，例如社会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诺思称之为“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制度环境是一国的基本制度规定，决定、影响其他的制度安排。在制度环境中，宪法和法律结构是至关重要的。而“institution”，即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诺思称之为“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制度安排指的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制度安排旨在提供一种使其成员通过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诺思所讲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都是指这一意义上的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制度变迁时，利用了“需求-供给”的基本方法，认为制度变迁源于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不一致状态。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它是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出来的，这就是制度的供给。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制度的供给是有限的、稀缺的。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或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人们会不断提出对新的制度的需求，以实现预期增加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使人们的需求满足时，就会发生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就是对制度不均衡的反应。
制度变迁的主体主要有两种，即“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两者都是决策主体。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步骤：第一，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第二，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主要方案；第三，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第四，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第五，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根据充当第一行动集团的经济主体的不同，可以把制度变迁分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所谓“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是指由个人或一群人，受新制度获利机会的引诱，自发倡导、组织和实现的制度变迁，又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所谓“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充当第一行动集团，以政府命令和法律形式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又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然，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则。
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质。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的循环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错误的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lock-in）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而导致停滞。一旦进入锁定状态，要摆脱就十分困难。诺思研究发现，决定制度变迁路径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不完全市场和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就前者而言，由于市场的复杂性和信息的不完全，制度变迁不可能总是完全按照初始设计的方向演进，往往一个偶然的事件就可能导致其改变方向。
就后者而言，人的行为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报酬递增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诺思接着指出，在一个不存在报酬递增和完全竞争市场的世界，制度是无关紧要的；但如果存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时，制度则是重要的，自我强化机制就会起作用。
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具有极强的制约作用，并且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如果路径选择正确，制度变迁就会沿着预定的方向快速推进，并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来从事收益最大化的活动，促进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这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制度进一步变迁的重要力量，双方呈现出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局面。如果路径选择不正确，制度变迁不能给人们带来普遍的收益递增，而是有利于少数特权阶层，那么这种制度变迁不仅得不到支持，而且加剧了不公平竞争，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经济衰退，这种“锁定”局面一旦出现，就很难扭转，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教训深刻。因此，制度变迁的国家必须不断解决路径依赖问题。
以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引入我国后迅速被接受，许多学者用此理论来分析中国转型期中的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在媒介研究甚至更具体的出版研究领域，该理论也多有应用。
二、出版业转型的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规定，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基础规则，它决定、影响其他的制度安排。三十年来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体制的巨大变化，构成了转型期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它决定和影响了出版业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路径。从此角度说，出版业制度变迁是制度环境变化的必然结果。
1.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在该体制下，由政府制定的国家计划不仅控制着整个宏观经济运行，而且覆盖到企业和居民个人的微观经济活动。这种体制严重压抑了企业生产和经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适应人民消费需求的多样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它的缺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提出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的方针”；1987年党的十三大又进一步提出要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召开的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明确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把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建设目标之一。经济体制变革遂从局部的修补性改革演变为持续的经济体制转轨。
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市场是“一套促使各项交易顺利实现的制度体系”，市场经济就是在市场制度的体系内，利用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的经济模式。对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是简单的产权和管理方式的改变，它蕴含着深刻的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在我国当前的体制转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囊括全社会的、巨大而统一的行政等级组织，政府是资源配置的唯一主体。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要提高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适当限定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随着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中国经济逐渐展开了全方位的转型，主要包括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经济发展路径从封闭到开放，经济结构从城乡二元化到一元化发展，经济形态从短缺到过剩转变。从物质生产层面看，出版业和一般的产业一样，其产品具有商品属性，所以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后不久，出版业也开始了商品化改革，继而进行了集团化、企业化、资本化等改革。总的来看，经济转型推动着出版转型，并为出版业转型提供了外部市场环境和道路、方法上的借鉴。
2.政治：由极权政治向现代民主法制政治转型
1949年后中国建立的经济体制事实上是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的移植。与这一体制相应的政治结构就是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党在一切领域实行排他性的一元化领导；国家权力无限制地对社会每一个领域形成全面控制，社会空间几乎不存在，整个社会都被“国家化”，出现所谓“全能主义国家”；国家的权威体现为领袖个人魅力和能力，其合法性基础是意识形态教化和施政业绩，国家的统治和管理的主要方式是“人治”；存在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及“大民主”的政治文化。
极权主义体制在建国初期起到了它应有的历史作用，特别是适应了国家政治整合和大推进式现代化赶超战略的要求。但从20世纪50年末期到“文革”期间，此种体制的缺陷和危机就逐渐暴露出来了。
1978年，当中国经济开始商品化、市场体制转型后，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的极权主义体制就失去了经济基础，自然对原有政治体制提出了变革要求。1980年，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表明中国在启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思考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共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思路，并提出了继续改革和完善政治体制的任务。中共十三大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规划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独立而紧迫的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并提出了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和长远目标，这标志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启动。改革的核心，还是直指我国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即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问题。1992年春，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取向，进入深层次改革阶段。中共十五大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作了新的概括，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任务。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而使两个文明建设发展成三个文明建设，并提出：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共十七大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指出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
政治体制转型必然要求国家意识形态和公众政治参与方式的调整，建国初期所形成的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出版业和出版活动，逐渐从政治和政党的依附地位中脱离出来。出版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得以重新定位，出版的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先后得到承认，出版物种类迅速增加，出版业的发展空间不断扩大。
3.文化：由单一的事业体制向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协调发展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借鉴苏联文化体制的模式基础上，中国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即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所有制结构，由此确定了文化行业的“事业单位”属性。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文化行业的经营管理也开始按计划经济的模式运作。同其他事业单位一样，文化行业的经费按主管部门核定的预算，逐月或逐季拨付，统由国库开支；基建和增添设备的费用，另行申报，专款专用；生产资料按计划调拨，生活资料按计划供应。出版业和传媒业在经济上依赖国家拨款，按行政级别配备资源，审批制度高度集中。
这种文化体制基本上是为适应当时的历史情况建立起来的，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曾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它也存在政治统领文化、政事不分、管办合一、忽略文化生产和传播的规律等严重弊端。
1979年10月，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为后来的文化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中共十四大提出了“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事业的有关经济政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催生了文化产业概念。
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发布，指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强调文化体制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理顺国家、单位、个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国家保证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
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发布，提出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