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出版社组织结构现状
传统上，我国出版社一般按图书出版过程的业务需要，分设编辑、出版（或称印制、生产）和发行（或称销售、营销）三个基本业务部门，同时建立为保证这些业务工作进行而设的财务、人事及其他管理职能部门。一些规模大、出书范围广的出版社还单设纸张材料部门、新产品开发部门等。机构层次一般为二级或三级。在转型过程中，各出版社的组织结构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调整，在未进入新世纪以前，“主要趋势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要求和出版社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化”；近10年来，随着出版社企业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出版社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但是出版社组织结构变化的速度远比预期缓慢，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制度弊端在不同程度上仍然制约着不同类别的出版社进行组织结构创新，出版社的组织结构转型还远没到位。
总的来看，目前我国出版社组织机构形式主要有以下三个类型：
1.直线—职能制
直线—职能制是一种典型的集权式组织结构，它是在各级领导人之下既设置一定的专业性职能管理机构，又赋予它们决策和直接指挥下级机构的权力和职能，它们只作为同级领导者在某一专业管理范围内研究和处理问题的参谋和助手，只在专业范围内对下级机构有业务上的指导作用，直接的领导和管理仍由上级领导者承担。这种结构形式既可以保证领导人对下属机构的统一领导，又可以发挥专业管理机构和人员优点，职责分明、管理细密。其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是：“企业经营的单一性和经营环境的简单性，还要加上企业经营者的权威性和决策能力”。在计划经济时代，出版社只是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的“车间”，管理者所考虑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在既定资源条件下完成任务，这非常符合直线—职能制的条件要求，所以，当时的出版社基本上都采用这种结构模式。但是，目前我国大多数中等规模甚至大规模的出版社仍然采用这种组织结构模式，如人民教育出版社、海燕出版社等。这种组织结构一般采用社长（或社长、总编共同）负责制，出版社的生产经营活动按照功能被分成编辑、出版、发行（或营销）等不同的垂直管理系统，每个系统直接由社级领导，实行高度集权的决策管理和财务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组织结构的弊端就表现得很明显：第一，组织职能部门重复设置，导致各职能部门所关心的目标与组织本身的目标常常不能一致，容易发生工作上的脱节现象，也不利于培养熟悉全面情况的管理人才；第二，在实践中，各职能部门都会认为自己对组织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进而引发部门之间的矛盾，甚至互相推诿；第三，出版社的管理者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很难有足够的时间顾及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的研究。所以，直线—职能型组织结构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社的发展。
2.事业部制
事业部制是一种实行分权管理的组织制度，它按照产品和地区的不同，在总部领导下设立多个事业部，各事业部拥有独立的产品和市场，作为一个独立的利润中心，实行独立核算，事业部在经营管理上拥有自主权。事业部制现为世界上众多大型、超大型企业所采用，在国内企业中也有相当的应用比例，如联想、海尔等国内大型企业均采用事业部制。进入新世纪后，先后有一些规模较大、走内涵式扩张道路的出版社开始在组织制度上进行变革，抛弃原来的直线—职能制组织结构，在出版社内部成立二级机构，如事业部，或出版中心、分社、控股份公司等。财务上大多采取预算管理，出版社对事业部（或出版中心、分社）设立分账户，单独核算。
选题决策权和用人权下放，事业部每年要完成一定的经济指标，拥有二级分配权。为了与这种管理体制配套，出版社组建了发展规划部、运营管理部、对外合作部、印务部等配套的职能部门，引进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到2006年，全国约有近40家出版社采用这种组织结构，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等。
事业部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使出版社的经营权和决策权分离，同时也引发了出版社对绩效考核、分配制度、人员的重组与调配、产品结构以及重要部门的职能进行配套改革。相对于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科层制组织结构来说，事业部制无疑具有相当的优越性：第一，有利于通过内部分裂推动出版社战略扩张；第二，有利于通过完善管理层分工和加强激励提高经营绩效；第三，有利于通过决策权向下延伸增强出版社市场应变力。但这种结构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第一，机构重复难以避免，造成人力、渠道等资源的浪费；第二，各事业部容易出现部门本位主义，若协调不足会影响出版社全局利益；第三，对以政治和文化导向为主的出版社来说，“分权”所承担的失控风险要大一些；第四，组织变革必然和流程再造、考核标准重估、人事更迭等管理要素相联系，从而加剧了变革带来的内部震荡。所以，在产权制度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事业部制对于处于扩张期的出版社来说，是一个比较可行的组织结构变革方案，但并不适合所有的出版社采用。
3.母子公司制
这种组织结构又称为控股型组织结构，通常应用于大型企业集团，其中母公司作为投资公司，其主要经营活动是对其附属的子公司进行投资，以及管理子公司的收购和剥离等资本运营活动。其子公司可以是完全控股子公司，也可以是相对控股子公司。子公司的决策经营活动完全独立，因此母子公司结构是一个分权度非常高的组织结构形态。目前我国的出版集团基本上采取这种结构模式。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的出版组织就开始了集团化的发展道路，在二十多年里，出版集团化经历了“出版单位松散联合——行政联合的出版集团——资产为纽带的国家试点集团——出版集团企业化改制——出版集团公司的股份化改造（含上市）”的过程。目前，在中央有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地方除了新疆、海南、西藏等少数几个省、自治区外，其他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都组建了出版集团，总数在30家左右。这些出版集团基本上都是在行政力量的作用下合并而成的，由于改革的进度不同，出版集团的组织性质和组织结构有所不同：少部分进度慢的仍然保留着事业集团性质；相当大一部分已完成转企改制，成为国有独资出版集团公司，如吉林出版集团、广东出版集团等；少部分进度快的，在公司制的基础上已经实现了股份制改造，成为国有资本控股下的产权多元化的现代出版集团公司，如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有的甚至已经成为上市公司，如辽宁的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的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我国出版组织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出版“旗舰”，由此可见，我国出版集团的组织形式应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主，依据股票上市与否，分为非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目前，我国出版集团中上市公司的数量还很少，占主流的是非上市公司。这些公司它们大多已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原则和出版业特性要求，建立起明显区别于事业单位性质的出版集团组织结构，吉林出版集团是较典型的代表。
这种组织形式的优越性显著，既充分体现了公司制度的内在要求，也顾及到党在集团中意识形态领导作用的发挥；实行了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有利于解决政企和事企不分的痼疾；在内部实行了母子公司结构，有利于产权结构的调整，也有利于出版集团实行企业化、集约化管理。
但是，在我国出版集团的现实运作中，这种结构仍存在不少弊端：第一，在缺乏充分市场化整合的情况下，集团仍带有行政捏合的色彩，一些出版集团和成员公司之间只存在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而无资产纽带关系，致使企业内层级增多，管理体制上并没有本质变化，成员公司的经营自主性和积极性并没有显著增加。第二，在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出版集团对加入其中的出版社及其他成员单位没有进行业务重组，出版集团实际上是若干个经济实体的集合体，导致集团层面缺乏统一的战略规划和决策，成员单位之间要么在横向业务上存在重合、冲突之处，要么在纵向合作上存在脱节现象，相对于市场来说，集团并没有带来交易成本的降低。第三，从全国分布看，出版集团的组织结构模式高度重合，基本上是以省级行政区域为单位的出版、印刷、发行等部门一体化的出版集团，这在客观上为构造出版市场地区壁垒提供了更便利的组织基础，不利于全国竞争性出版市场的发展。
除了如上三种组织结构外，还有出版社采用了其他组织结构。如南京出版社采用项目组制，全社由管理中心、营销中心和若干个项目部组成，其中管理中心和营销中心形成出版的管理、服务、信息、发行、财务等统一的运作平台，不同的项目部由相对稳定的项目部主任和若干自由组合的项目部成员组成，集中开展图书的选题策划、编辑加工、版权交易等出版核心业务，从而使出版社组织结构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呈现出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还有出版社采用编辑部—项目组型组织结构、编辑部—事业部型组织结构等。
三、现代出版社组织创新的意义和原则
从前文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社组织沿着企业化、集团化、股份制的发展道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目前我国的出版社组织结构在整体上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仍有差距，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当下，我国的出版社组织改革已经全面铺开，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按照中央确定的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到2010年底，我国将完成中央党政部门在京出版社、高校出版社以及所有地方的出版集团、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任务，一部分还要完成股份制改造任务，在转制、脱钩之后进一步推动产业集中和企业重组，组建中国出版的旗舰。可见，除了少部分公益性出版组织，我国的大部分出版社面临转企改制的任务，这一过程必然要求出版社进行组织结构的创新。
1.出版社组织结构创新的意义
在全球化、数字化背景下，通过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出版组织，对于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中共十六大以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成为我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出版业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有效性和稳定性问题。而出版业的政治功能需要通过具体的出版组织来实现，所以，出版组织制度创新，不仅是提高出版组织竞争力的需要，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
第二，是我国出版业进一步改革发展的需要。从上文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出版社的组织形式相对于改革初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整体上仍处于过渡状态，体制和运行机制仍是出版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政企、企事还没有完全分开，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还有待建立和完善，出版组织的活力和效率还没有发挥出来，还没有出现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目前，紧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进度加速，推动着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入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我国的出版机构按照现代出版组织的要求深化改革。
2.建设现代出版组织的基本原则
第一，政治属性原则。出版组织的政治属性来源于其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性，它承担着意识形态宣传、政策执行与政治教育的政治任务。一般而言，出版组织的这种政治属性还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征，它通常不会因社会变迁而受到削弱。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版组织的政治性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第二，经济性原则。作为文化生产单位，出版组织需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需要引入市场机制，谋求生产、经营和管理的最优效率，经济效益必然是出版组织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出版组织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目标之间应该相互兼容、互为前提、相互促进。只有当出版组织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建立了高效的管理体制，组织的竞争力增强了，党在出版组织中的政治地位才能够得到长期地牢固确立，出版组织的各项政治功能才能够很好地发挥，出版组织的社会效益才能很好地实现。所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现代出版组织应当在两个目标之间实现平衡，注重出版组织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的整体性发挥，不能“一条腿”走路，社会效益是组织的根本，而经济效益则是实现社会效益的手段。只有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才能赢得主动；只有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文化宣传方向，社会主义出版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企业制度原则。由于中国出版组织的企业化改革不彻底，出版组织的性质、形态、功能结构等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使得出版组织的商业运行模式仍然存在较大的问题，因此中国出版业需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发展。另外，出版全球化发展可能对中国图书市场形成压力，同时，市场竞争的失利意味着出版组织的政治社会功能可能被弱化。所以，中国出版组织面临着更加迫切的制度创新任务，只有坚持走制度创新之路，中国出版业才能既维护执政党领导地位又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