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党报集团化
报业发展进入成熟时期，面临产业洗牌压力，集团化成为党报改革的趋势。
党报集团化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这一阶段报业积累了一定实力，将依循报业发展规律高速运转，并引导报业进入产业发展的高级阶段，集团化是必然方向；另一方面，随着报业高速发展，积累的矛盾和问题随之出现，报业需要阶段性盘整。
例如数量发展过快，质量相对滞后，报纸出现“散”与“滥”的现象。到1995年，不仅公开发行的报纸达到2202种，内部报刊也有1.5万多种，这些报纸各自为政，无序竞争。报业集团化、集约化成了推进发展的一种选择。
随着报业宏观体制改革的深化，理论界关于报纸的商品性的讨论到这一阶段戛然而止，转而开始探讨报业集团的问题。
1992年，《广州日报》在国内报纸中首创日出12版，同时办有若干个多种经营公司，从依赖政府财政收入变为年营业收入超亿元、上缴利税数百万元、利润几千万元的大型报社。1993年，广州日报社提出，从《广州日报》实践来看，按照市场规律组建报业集团已经是不得不做之事。1994年5月18日，新闻出版署发出通知，颁布了组建报业集团的规定。1994年6月，新闻出版署举办了全国首次报业集团问题研讨会。1996年1月15日，经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准广州日报社作为报业集团试点单位，组建我国第一家报业集团。
从1998年到2000年，报业集团进入第一次发展高潮。《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示范效应激发了国内各大报社争相申办报业集团的热情。1998年2月，新闻出版署制定《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10年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扶植有影响力的党报实施兼并重组，建立以党报为龙头的报业集团，到2010年，报业集团要有较大发展，经营规模上亿元的报社要达到总数的10％。”1998年，《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光明日报》和《经济日报》等四家报社组建报业集团，新民晚报社和文汇报社合并成立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1999年，《哈尔滨日报》、《辽宁日报》、《沈阳日报》和《深圳特区报》等四家报社成立报业集团；2000年，《北京日报》、《浙江日报》、《河南日报》、《四川日报》、《大众日报》、《解放日报》等六家报社成立报业集团。
（二）党报机制体制的新探索
上述背景带来了党报机制体制的深层次创新。从内因来看，如果说前一阶段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是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增加报社收入，那么这一阶段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更多是为了报业集团的发展。
第一，党报领导体制的创新。长期以来，党报的领导体制多是两种：一是党委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实际工作由党组和总编辑负责。这一体制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其弊端是党政不分。一是总编辑负责制，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交给基层党组织，但是总编辑和编委会仍然要负责行政及经营事务。随着党报经营工作迅速展开，以上两种体制显示出种种不适应。这两种体制最大的弊端是在管理体制上没有体现出经营管理的重要性。例如，80年代的广州日报社，采编线有10多个处级部门，政工线也有好几个处级部门，但是经营管理线尽管收支几亿元，却只有一个经理部。随着报业集团化发展，这一问题更为突出。这一时期，党报的领导体制逐步发展成为党委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下设总编辑负责宣传，总经理负责经营，编委会决策编辑事务，社委会决策经营事务。经营的地位在报社内部获得提升。
第二，创新经营机制。党报经营在这一阶段飞速发展，扩大经营范围，注重外延式经营，从增量上增加经营性收入是各报的一个共同举措。80年代初，一些党报开始尝试刊出周末版，1992年，办周末版的报纸有300多家。而后，各报不满足于周末版这种周期性扩容，纷纷扩版。1992年全国128家报纸扩版，三分之二的党报从四个版增加到八个版。在扩版同时，党报办子报也掀起热潮。这些新办报纸被称为都市报，一般是指以城市居民为读者对象的晚报、晨报及都市报等综合性生活类报纸，多为省委机关报在省会城市创办或在地市级城市新创办的，1996年底已经超过600种。
由于切合读者阅读需求，都市报很快打开了市场，例如南方报业集团的《南方都市报》1995年3月面世时只是一张周报，1997年1月1日，正式改为日报，由对开8版改为四开16版，日均发行量4万份；至2002年，《南方都市报》全年广告额实现8.2亿，日发行量突破123万份。党报集团的扩张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很多报社的利润格局出现了子报养主报的情形。利润分配方法不同，也形成了报业集团内部不同的组织结构。在一些党报，由于报业集团和主报还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其经营部门及子报子刊都是党报的一个部门。子报利润上缴，经营决策向主报汇报。即使是子报经济独立核算的党报集团，党报也享有子报的收益。因而这一阶段，党报的机制体制创新热情较多集中在子报子刊。值得一提的是，党报的多元经营开始有所起色，一些党报设立了实体公司，开展经营。例如1997年长江日报社开始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在报社领导层中充实经营管理力量。把经营管理列入报社领导层的重要议事日程，并成立了经营管理指导小组和长江报业开发总公司，加强对经济发展的筹划和管理。
第三，广告经营机制创新。1993年7月，国家工商总局发布《关于在部分城市进行广告代理制和广告发布前审查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从1993年下半年在全国开展广告代理制试点。
这一制度是把由媒体直接承揽发布广告的经营体制，改为媒介通过广告公司承揽广告业务的经营体制。广告代理制相对于广告自营不仅降低了成本，也减少了媒介的道德风险。1993年，广州日报社广告处开始在国内报纸中率先推行广告公司代理制。1994年，《广州日报》广告收入首次跃居全国报纸广告收入的第一位。《广州日报》采用的是分行业代理制，这是很多强势报纸采取的经营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各个广告公司的优势，充分开发市场资源。同时，通过广州大洋文化连锁店，《广州日报》又可以接触到最广大的直接分类广告客户。《广州日报》广告代理分为市内和市外代理，每年都要通过招标的方式来确定与之合作的分类广告代理公司，对忠诚度高与业绩具规模的分类广告代理公司采取弹性灵活的优厚折让，其广告经营策略为业界所称道。
第四，关于党报的人事管理机制的创新。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事业单位，党报进人基本是两种方式，一是招收大学毕业生，一是通过组织从基层选拔优秀宣传干部。这种人事制度的弊端逐渐显露：一是人员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报社内部效率不高；二是缺乏造就人才的竞争机制。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党报创新人事管理机制，一方面，增加激励措施，鼓励竞争；另一方面，秉持“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改革人事制度，即对报社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老员工采取老办法，对于新进的人员采取聘任制。在报社内部实行人事双轨制显然不利于组织的公平和效率，但是作为转轨时期的一种探索，有一定的合理性。
此外，党报在财务管理机制、采编运行机制方面也有很多尝试。客观分析这一阶段党报机制体制创新加速的原因，除了报社自己的努力以外，国家和地方的政策亦是一个重要因素，有的党报集团组建，甚至就是行政手段推动的结果。不过，来自行政力量的整合，虽然有助于全面推动党报机制体制创新，但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一时期，中国的媒介市场还未真正形成，党报虽然进行了机制体制创新，但是还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党报改革还有深层次内容尚未触及。
三、第三阶段：全面创新的高潮期（2003年至今）
2003年以来的党报机制体制创新可以称为高潮期，党报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带动了党报一系列机制创新，可谓全面开花。
（一）创新背景
1.政治经济环境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阐述了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这是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这三大重要方略是一个重要转折，中国改革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改革继续深化，一方面前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开始逐步消解。
这一时期对党报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文化体制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强调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又将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深化和明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分别提出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经营性文化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这也是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提法，它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体制改革的认识更加深入，直指事物的本质。
2006年1月，《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是：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要形成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
2006年，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在这个纲要中，出现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一种新提法：“改进对公共文化单位的扶持方式，促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虽然没有进一步阐述，但意义重大。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开始，我国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在地方开始启动。2008年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再次提出，要适时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原则，对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要逐步转为行政机构或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要逐步转为企业；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要整合资源，强化公益属性，加强政府监管。同时，配套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相关的财政政策。这对于事业单位属性的党报而言，意义深远。
2.报业深幅调整开始
这一阶段报业环境整体体现出转型期特征，创新和发展成为报业主旋律。这主要表现在：报刊数量停止增长，基本维持在报纸2000多家、刊物近9000种的水平上，报刊总印数增长速度也明显趋缓；广告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一些地方出现报刊经济总量增加、成本快速攀升而效益下滑的局面；新媒体发展迅猛，给报业带来冲击和机遇。这种情形下，报业开始倡导创新与突破：报业上市、异地联合、跨区域办报、跨媒体投资、资本运营等悄然涌现。
（二）党报机制体制走向全面创新
这一阶段，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是全面创新，遍及采编、经营等各个运行环节。
首先，最具突破性的是党报管理体制创新，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方面，产权制度创新。在这一时期，报业集团的管理体制革新聚焦在产权关系这一层面。通过产权来调整的关系有政府管理部门与报业集团（报社）的关系、报业集团与集团公司的关系、集团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关系。涉及党报主报的主要是最后一对关系——党报主报与报业集团之间的关系。
在党报集团内部，党报是龙头，很多党报集团都是以党报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所以形成了党报在集团中的绝对地位。
这一时期，党报集团的管理体制改革进展不一。一些党报集团甚至只是党报翻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内部机制和管理方式基本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