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分析
本章是对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历时性考察，以期通过对党报机制体制创新历程的梳理，透析党报机制体制创新30年经验及问题。党报30年机制体制创新可概括为三个阶段：以“企业化”为特征的萌动期、以“集团化”为特征的探索期、全面创新的高潮期。
第一节 党报机制体制创新30年回顾
从1978年至今，党报机制体制创新已经历经30年，笔者以为这30年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以“企业化”为特征的萌动期
（1978～1992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这两个富有跨时代意义的时间标志对于中国各项事业的改革几乎都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笔者亦把这一时段内党报机制体制创新视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最重要的特征是“企业化”。
（一）创新背景
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企业化”探索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联系的。
1.政治经济环境
回头来看，这一阶段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勃兴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
1984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十三大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继续、丰富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的30年。
改革开放成就的取得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改革开放为动力的。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实现了思想大解放，也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主基调。此后十几年间，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富民为宗旨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为生产力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2.报业大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报业发展，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报业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拨乱反正之后，报纸种数和发行量大幅度增加。“1978年全国有邮发报纸253家，截至1989年，全国统一登记的公开发行的报纸为1618家，是1978年的6.4倍，平均每年递增18.4％。在此期间，曾出现过三次创办报纸的高峰，即1980年、1985年、1987年。”“据1985年全国报纸基本情况调查，自1980年1月1日至1985年3月1日，全国新创办报纸1008家，平均不到两天就有一家新的报纸问世。”“1978年全国邮发报纸每期发行总数为5542.5万份，到1989年底领有全国统一刊号的报纸的每期发行总数为15428万份，是1978年的2.75倍。”
报业的大发展使党报的生存环境发生变化。首先，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报业也从原来的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其次，发行量上升，规模扩大，带动了生产方式的变动，党报需要创新机制体制以适应大生产的需要。再次，报业大发展，报纸种数激增，也催生了报业竞争。
3.新闻观念的革新
新闻观念的变革给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这一阶段，新闻媒介自身的规律得到认可，学界和业界肯定了读者需要论、社会需要论，重新确认新闻价值是新闻必不可少的标准，信息传播功能是媒介重要的功能。1985年1月，《新闻知识》刊登了报业从业者张达的文章《谈谈报社的企业化》，首开报业经济研究的先河，此后对报纸及新闻的商品性的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例如陈力丹《再谈新闻商品性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闻在相当程度上还要保留商品的形式，或者说它具有商品性”。新闻具有商品属性的观念实则改变了媒介组织的生产观念，其影响是突破性的。
（二）党报机制体制创新肇始
这一时期党报机制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对报社“企业化”管理的适应性改造。
1978年，财政部批转《人民日报》等首都几家报社要求试行企业化管理的报告。根据当时的政策，报社属于事业单位的限制不变，但可以从事一定的经营活动，经营所得一部分可以用于增加职工收入和提高职工的福利待遇，也可以用于改善报社的办公条件和技术装备。1979年4月，财政部颁发《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实施办法》，再次明确报社是党的宣传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上试行企业管理的办法。1985年国家开始对报纸“断奶”，实行以“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以收抵支，差额补贴，超额自留”为主要内容的新的财务管理机制。这不仅意味着党报财务收支由政府统包统管逐步变为自收自支，而且也意味着党报将由生产型组织变为生产经营型组织。
实施“企业化管理”以后，党报机制体制创新主要体现在报社经营机制方面。
首先，党报发行机制创新，部分党报开始尝试自办发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全国报纸经理会议”和“第一次全国人民邮政会议”决议，中央决定我国报刊发行实行“邮发合一”体制，报纸于1950年起陆续交邮局发行。邮政发行的特点是，从事发行的员工人数多，40多万邮政职工中从事报刊发行的有15万；网络覆盖面非常广，邮路既承担信函的发行，也承担报纸的发行；邮政网点数以万计，即使最基础的乡邮所也有邮政网点。但是由于邮政部门的体制问题，邮政发行时效性差，灵活性差。1985年1月1日，《洛阳日报》告别邮发，实行自办发行。
报社内部建立起一套发行组织机构，成立了发行领导小组，随时处理发行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报社建立起了畅通快捷的销售网络：16个发行所分布在九县六区一市，负责报纸的销售工作；斥资建立运输车队，边远乡村当天就能收到报纸；各发行所全部配备微机，计算机自动化网络管理系统初具规模。《洛阳日报》自办发行带来的变化是：“第一，缩短了投递时间，市区早晨7点、县区上午10点、大多数边远乡村也可在下午看到当天的《洛阳日报》。第二，提高了投递质量，服务到门，上门征订。各发行所均开展破季、破月、破天征订业务，只要一个电话，读者足不出户就可订到《洛阳日报》。第三，发行费用减少，过去靠邮局发行，发行费高达35％～40％；而当时在报纸扩版、发行任务增加的情况下，发行费率仅为20％，仅此一项每年都能为报社节省资金数百万元。除此之外，报社每年都能一次性收回报款，使资金在正常循环中增值。”《洛阳日报》的经验很快得到推广。1986年，《太原日报》等六家报社转入自办发行。1987年，《武汉日报》等11家报社转入自办发行。“到1990年底，在全国300多家公开发行的市委机关报中，已有128家退出了邮局发行系统，自己建立发行网络。1990年自办发行的市委机关报的数量比1989年的92家增加了32家。”
其次，党报广告运行机制初步确立。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率先恢复商业性广告，而后商业性广告迅速推开，这一时期，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经济信息交流，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社中有92％的报纸开展了广告业务。“据统计，1990年中国的四大广告传播媒介营业总额为23.3亿元，其中来自报纸的广告收入居于榜首。”广告业务迅速发展，使得党报迅速建立起一整套广告运行机制。但是，当时在报纸依赖财政支持、报纸版面少广告客户多的情况下，多数报社只是随意抽调几个人，设个广告部门负责接稿、安排版面，并无盈亏、生存、发展之忧。
再次，党报经营机制初步建立，积极开展同新闻事业相关的服务性经营，开展多种经营。例如，随着技术发展，报社印刷能力提高，设有印刷厂的报社，在保证本报及时出版的前提下，开始积极承接其他印刷任务，增加收入。“据国家新闻出版署1988年对15个省、市、自治区的175家报社的调查统计，当时开展多种经营的报社已达95家，占54％。”按照当时报业市场报纸种类构成情况分析，175家报社之中党报占相当大比例。
这一时期党报的机制体制创新是内生型，创新的主要动力来自报社内部。党报实施企业化管理主要是为了解决党报经济发展问题。当时，中国纸价上涨，发行费率上升，报纸订户下降，报社亏损额增加，国家财政支付困难，一些党报转而谋求创新，这是非常可喜的一步。但是也应该看到，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新闻媒介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一直在事业制度下运作，报业在管理体制上实行国家“统包”，权利高度集中、指令性计划管理、行政干预过多、财务统收统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企业化管理，党报管理体制仍然带有很强的事业单位管理的烙印。
二、第二阶段：以“集团化”为核心的探索期
（1993～2002年）
与第一阶段不同，这一阶段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外在推动力量逐步增强，以集团化为核心的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显示出上下结合、共同推进的特点。
（一）创新背景
1.政治经济环境
这一阶段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时代背景发生深刻变化。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对我国经济体制的一次根本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是十多年来党进行理论探索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也是社会主义认识史上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十四大以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提速。
十年间，党和政府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外贸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范围之广、影响之深都前所未有。
十年之中，以下几件大事给党报改革带来深刻影响：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全会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两个根本性转变”标志着我国经济建设将朝着深化体制改革、提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1997年中共“十五大”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一纲领对于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
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入世给中国政府和企业带来挑战，对政府加快转换职能、依法行政，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加快结构调整、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提出了新要求。
2.传媒业产业化
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区别社会制度的标志，而是社会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意味着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了传媒业产业化的进程。
这一阶段媒介经营热情空前高涨。广播电台开办系列台，有线电视的兴起使电视台频道数量大大增加，在报界出现了扩版热，都市报迅速崛起，媒介市场空前繁荣。
管理部门的政策供给在这一阶段出现很大转变，由试验转为全面推广。
1992年9月，中国报纸协会在江西举行了全国报社经营管理经验交流会，首次提出“报业经济”概念，并认为“我国报业已经进入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开发报业经济的新时期”。
199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报刊经营管理”正式列入第三产业。这是报业产业化的一个转折标志。
1996年，国家把广播电视和报刊经营管理列入需要加快发展的第三产业行列。
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明确提出，三年后包括报社、电视台在内的大多数事业单位要实行自收自支，传媒因而被推向市场。
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在中央全会文件中使用了“文化产业”这个概念。
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公布了新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其中新增了“传播文化产业”（L0101）和“信息传播服务业”（L120），范围包括了“书、报、杂志、资料的出版业”。
这一阶段大众传媒具有“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信息产业”双重属性的理论逐渐得到广泛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