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严重的水危机，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也十分罕见。最初，发生了恐慌和抢购，然而，当11月21日市政府在电视上发布通告，公开说明全市停水的真相后，仅仅经过一天时间，全城便恢复了秩序。电视新闻中不间断的事态跟进和消息发布有效地疏解民众情绪，指导市民日常生活。权威信息的有续和有序，仿佛疾病疗程中的按时服药，让近四百万人口的哈尔滨最终平稳安定、井然有序地度过这一非常时期，没有出现一起与水有关的中毒事件，没有发生一起治安和刑事案件。在这一危机事件面前，信息公开发布制度实现了政府工作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向。事情冒出来，政府没有回避责任，而是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向外界公布污染治理情况，并将水质检验报告通报有关国家。哈尔滨市长还亲赴市民家中饮用自来水，消除外界疑虑。全程理性公开，问题最终顺利解决，公共媒体的信息畅通辅助政府造福公众，中国政府也树立了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2007年1月1日，中国政府正式实施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为境外记者在中国的采访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日本共同社记者松冈诚当年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做过这样一个对比：“1990年，我曾在天津南开大学留学一年，那时候在中国的报纸上，矿难等安全事故类报道根本看不到，现在，凡是某个地方发生了类似矿难的事故，中国的媒体同行都会第一时间跟进报道。一个国家的开放，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建设领域。所以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正在越来越开放地面对世界。”北京2008年奥运会期间，有约四万名国外记者入境采访。他们对中国信息公开的亲身体验反映在他们的报道中，成为中国国际形象发生较大改观的一次良好契机。
2008年一二月份的冰雪灾害，危及全国大部分省份，又恰逢春运高峰，更可谓雪上加霜。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雪灾发生之际，国家各部委纷纷主动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要求对外发布新闻，把自己的言行主动曝光在媒体的聚光灯下。
信息通达保证了舆情纾解：整个灾难事件的应对、处理过程中，政府主动出击，电视新闻紧紧跟进。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等节目中，每天更新“国务院应急指挥中心权威发布”，及时公开政府工作的最新进展；多个新闻栏目从不同角度对事态进行追踪，报道的主体内容积极、正面，主要集中在应急预案可行、备用物资有效调集以及百姓生活得到保障上。有效组织、控灾减灾的整体过程通过媒体及时、准确地予以公开，这对于激励民众、稳定民心无疑有积极作用。在媒体高密度、高透明度的全方位连续报道中，电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得到良好体现。各级主管部门积极应变，在各自的岗位上办实事、办好事，政府也以负责任的勤政姿态赢得人民的支持。
2008年3月的“两会”期间，拉萨极少数人进行了打、砸、抢、烧破坏活动，西藏自治区负责人就此事答新华社记者问，将事件真相及时公之于众。3月15日的《新闻联播》在“简讯”前播出了拉萨现场的真实画面，将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暴力行径公之于众，毫不隐讳，赢得了传播中的主动姿态；2008年3月21日晚，更在《新闻联播》后播出了特别专题节目《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纪实》，完整地展现了事件过程和大量的现场细节；3月22日，在拉萨目睹了现场过程的瑞典游客杨·弗里德里克出镜《新闻联播》，讲述亲见实况；西藏人民医院医生洛桑次仁被暴徒袭击，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受伤孩子，孩子父亲动情地斥责暴徒行径——用周详、全面的事实攻破误读、歪曲和流言。这才是真正的“硬”新闻，也因此为政府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相对应的是，CNN关于此事的报道中本来只用了警车在现场的图片，而没有暴徒打砸警车的场面，这里面暗含着它们在报道中国的此类事件时所持的传统新闻框架——“国家镇压”，结果引发了观众和网民的质疑：“为什么不用完整的录像视频？”纷纷指出其报道不客观，并针对西方媒体对西藏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报道在网上展开攻伐，中国民众对西方媒体乃至西方表现出普遍的不信任和对立情绪。在某网站发动的“全球华人大签名抗议西方媒体歪曲报道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活动中，来自全国各地34个省市地区和全世界1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570万网民踊跃参与，政府得到了民众前所未有的支持。另据《明报》报道：3月19日晚，美国之音记者在四川藏区发回现场采访报道后，主持人电话连线中国民众。第一名听众打进电话后表态，坚决支持中国政府的镇压政策，并对西方媒体报道的真实公正提出质疑。第二名听众则直接攻击美国之音用有色眼镜看中国，并用极粗暴的语言对之进行辱骂。可能是受前两位听众的情绪感染，连续数名听众打进电话辱骂美国之音和西方媒体。
主持人只得暂停连线，播放音乐后转移话题。政府主动通过媒介将信息公开、与人民共享，使人民拥有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人民就能汇聚成巨大的共振力量，和政府上下齐力，在良性互动中建设和谐的政治生态。
3月26日上午，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境内外记者采访团从北京启程，前往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采访“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经过。采访团由境内外19家媒体记者组成。其中，国外媒体包括美国的美联社、《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英国《金融时报》，俄罗斯俄通—塔斯社，日本共同社，新加坡《联合早报》，韩国KBS电视台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香港媒体来自《文汇报》、《明报》、《南华早报》、凤凰卫视和香港无线电视；台湾媒体有“中央社”、《联合报》和东森电视；中国境内媒体有《中国日报》和《北京周报》两名记者。他们在拉萨进行为期三天的采访，获知事件真相。中国政府主动欢迎境内外媒体的监督，这样的开放尺度前所未有。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政府此举是着意强化政治生态的开放性，以赢得舆论先机。
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3月18日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曾说：“要使政府的工作在阳光下运行，这就需要公开、透明。只有政府了解基层和群众的情况，它才能够进步；也只有人民了解政府行为的真实情况，人民才能给政府以有力的支持和合理的批评。”这一说法和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中政府的信息公开行为恰成映照。从2009年新疆“7·5”事件的报道中，我们进一步看到了政府和媒体的主动和自信。
时至今日，电视新闻媒体早就告别了冷战和封闭，来到了信息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时代，政治信息公开是至为开明的做法。冷战思维和掩耳盗铃的舆论战已然是媒体的明疮。通过国家政策规制实现信息公开，则任何政府和媒介的违规操作或不法行为，都会引起公众的指责或促使国家启动制裁机器。这也为新闻媒介的发展潜能提供了生态保证，从而能够更有效地保持媒介生态的平衡和稳定。
第三节 意识形态的生态转型
——媒介报道内核的变化
这里说的意识形态，简而言之就是“主旋律”。
首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概念的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路易·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放在社会结构当中去理解，倾向于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先于个体存在的文化客体、社会结构、思想通道或政治无意识。“因为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这就等于说，既存在真实的关系，又存在‘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是人类依附于人类世界的表现……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
政党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比如说，先有了霍布斯、洛克等资产阶级思想家及其思想，然后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同样，先有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创立，然后才有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蓬勃发展。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各种意识形态在政治实践中广为传播，其社会理想和政治理念，在政党上台执政后转化为治国理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由此，意识形态为一国政治生态的氛围定下基调。这种意识形态作为精神内核在新闻媒体的日常宣传中长期贯彻，就是弘扬主旋律。
意识形态是传统瓦解后，社会重建的特殊文化产物，因此具有准宗教性质、救世性质。“它在长期的主导地位上如果逐步僵化为教条，失去生命力，工具化、经院化，成为保守、萎缩、腐败势力的庇护手段，也会成为社会动乱和解体的根源。”相反，没有主旋律的社会秩序必然混乱，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统合社会精神的信仰力量是任何执政党都不可放弃的。苏共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的典型案例：先是把马列主义神话、教条化，以致执政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不顾时代的变化和人民的所虑所望，思想僵化，理论停滞；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进程中，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导致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失去了主导地位和作用，造成了苏共党内和社会思想的极度混乱，从而使苏共走上了亡党的不归之路。
这是苏共在处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问题时留下的一个深刻教训。
对于今天中国的执政党来说，原初的意识形态对转型期社会的统摄能量正在下降，其原因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实践中的转向产生与意识形态的脱节。以意识形态为基准的政治理论用来指导政党实践，而在实践中，新情况不断出现，政党在应对过程中要不断作出改革和调整，这就有可能逐渐拉开社会实践与原初意识形态的距离。
其次，实用主义思维打破意识形态的封闭状态。全球化和媒体民主时代的到来与发展，促使个人以自己为中心重建思维方式。在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呈现过程中，人们更多地是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审视意识形态并作出权衡。
再者，社会阶层复杂化使意识形态难以统御。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的政治组织，其意识形态是其所代表的阶级、集团对现存世界及其秩序的“整体性”反映与判断，是一元化的；而社会不同阶层的成员和利益群体根据自己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及其生活经验对事物进行的判断和认识是多元化的，与主流意识形态难免有离散。
面对这种原有意识形态被削弱的现状，以及社会转型语境下纷繁复杂的文化思潮，一方面，执政党仍需以意识形态方式确立全社会基本一致的信仰基础和观念体系，在大众文化层面上建立与文化虚无主义和世俗化倾向相抗衡的主旋律；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稳定的组织保障，执政党还要凭借意识形态信仰避免向利益集团滑得更深，以保持其核心独立性。所以，执政党必须积极寻求应对措施，进行理论和政策的调整：
其一，更新思想观念，摆脱传统理论中的某些教条，并适时地进行理论创新，也不妨借鉴和吸收别国先前的经验和教训。比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一国两制”的提出。
其二，在动员民众时，弱化意识形态色彩，把主旋律观念转化为民众能够接受的有效政策。如美国的两党通常被认为是“非意识形态化”的政党。事实上，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光谱看，美国两党意识形态的渊源和歧见是很深的，政党的核心部分也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只是他们在动员民众、争取选民时，既不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与鼓动，也不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和攻击，而是把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化为对选民关心的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解决问题的政策，从中体现出政策的灵活性。
其三，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普适性，缩小与社会多元意识之间的距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趋于复杂化，加之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个性化要求越来越多，结果是社会阶层和个人的多元意识跟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创建和谐社会”是顺应时代要求的。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并对媒体明确要求：“营造舆论强势，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贯穿到各级各类媒体传播之中。”接力棒传到电视新闻媒体手中，要求记者和编辑们在报道新闻、讲述故事时，一方面要选择当前公众关注的事件或话题；另一方面，这种讲述必须纳入一个符合受众接受心理和价值观的叙述框架内。比如，“社会主义优越性”、“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党和政府对人民亲切关怀”等报道取向就是“情感”框架的典型范例。这从转型期以来的几大灾害事件——1998年长江洪灾、2003年“非典”到2008年南方雪灾、“5·12”地震等报道中都能体现得很好，国内电视媒体抓住这一精髓，在新闻的坯子里做足了感情的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