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媒介在全球化传播中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一个显著问题。近年来，笔者曾到欧洲、北美、南美、澳洲、非洲的多国旅行，在所住过的旅馆、饭店里，只有非洲一些国家会把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列进电视机的预设频段，部分原因可能是出于跟中国的长期交好。在卫星信号覆盖全球的今天，世界大多数地方都可以接受上星的中文节目，但由于中文不是国际通行的强势语言，就失去了英语那样的先天优势。同样的例子还有：在国外公共场所上网，电脑终端上往往没有中文输入法，而永远都有英文。英语而非汉语或其他语言，成为国际通行语所带来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发达国家通过他们的英语媒体替中国和其他国家塑造了形象，这种“塑造”的内核是发达国家自己的意愿和目的。全球化新闻媒体提供给全球观众的是他们想要观众知道而非观众需要了解的事实。
比如在连续多年的以巴冲突中，尽管绝大多数丧生者是巴勒斯坦平民，亲以的美国媒体CNN选择的大部分画面还是被巴勒斯坦人体炸弹袭击的汽车、建筑和集市，以及巴勒斯坦市民残忍对待以色列士兵的镜头，而几乎从未播出过被打死的巴勒斯坦人的尸体的画面。这种被新闻媒体扭曲的冲突事件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正确理解，无益于地区局势的改善。有人说，全球信息传播把世界上的一切事情同时地方化和全球化了。事实上，由于语言的限制和传播策略的差异，并非所有地球村的角落都能平等实现这一命题。西方国家主动向外传播的跨国媒体相较于他国媒体自然强势得多，同时，在那些使用缺乏全球认知的语言的国家和地区，其信息流动的河床还是只能向内严重倾斜，就像一条本来可以双向行驶的马路因为有一边缺少看得懂的指示牌而车流稀少。而已经占据国际信息传播高地的“列强”们并不愿改变现状。
在《东方学》一书中，萨伊德教授曾提醒说，近代以来西方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充斥着殖民话语，西方是主体，东方是客体，东方世界是被西方丑化、弱化、异化了的不真实形象，西方人往往以“白人至上”、“白人中心主义”的文化地位，利用其语言优势，不顾他国语境和实际指手画脚。这让我们不得不自知：在当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文化建设中，如果我们摒弃自己的文化生态内核，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按西方文化的生态发展要求和模式去从事有关中国具体问题的论证，有可能使我们的文化日益丧失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殖民话语的勇气，被催眠般亦步亦趋，最终元神散尽，失却自己的文化根脉。
三、未来：中国电视新闻媒介和语言通路的外展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文化、外交等方面，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有大幅提升。“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2006年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中国软实力的崛起和美国软实力的提升，两者并不矛盾。相反，这两者应该相互补充，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良好的中美关系。他甚至建议中国在国际上推广传统儒家文化，以此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副校长弗罗拉说：“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和’的观念为主，在这个准则影响下，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内珍视家庭团结，对外与友邻和睦相处，这也是中国要向世界展示的文化核心。”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世界研究学院的帕特拉教授说：“与麦当劳、好莱坞在中国的风靡相比，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实在太少了，他们需要更多了解这样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东方文明。”
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有足够包容的基因和强大的生命力，重要的是如何向全球散播和发芽。
从1992年开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陆续在北美、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中南美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落地；1996年凤凰卫视开播，面向全球华人播报；2000年CCTV-9（英文国际频道）开播；2004年以来，CCTV西班牙语国际频道、CCTV法语国际频道、CCTV阿拉伯语国际频道和CCTV俄语国际频道陆续开播；作为中国电视“走出去”工程的一部分，2004年和2005年，长城北美平台和长城亚洲平台接连面世——这些在“政治生态因素”一章已有详细介绍，在此不作赘述。
文化的国际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当然不只是电视新闻媒体业内的事情。既然是工程，就不得不打好地基再求高度。近年来“打地基”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在全球范围建立“孔子学院”。
2004年11月，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在韩国首尔挂牌，向非学历人员教授汉语。由此，全球将陆续建成100所孔子学院。从近年有关我国外交事务的电视新闻中，我们已经屡屡见到，在对方国家建立孔子学院的内容被包含在了外交会谈的正式成果中。政府正通过政治手段推动中国在海外的文化推广。
从以前派汉语教师出国讲课，到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这适应了近年来全球持续上涨的中文热，另外也是旨在打造推广中国和平外交思想的文化驿站。作为中国古代“和”文化的推崇者，孔子主张“和谐”、“和睦”、“和平”，强调“和合之境”、“和而不合”，加之孔子在全球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儒教的英文单词“confucianism”直译即为“孔子主义”），恰为我国一贯奉行的“和而不同”外交政策的形象代言人。龙永图把此种软实力形容为“对全世界人民的一种亲和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卢明华教授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也在上升，导致了各类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出笼。在疑惑、猜忌的眼光中，中国以“孔子”之名来介绍自己的文化传统，对于推广中国“和平外交”的思想很有好处。
在国内西风劲鼓、鲜有人尊孔尚儒的当下，在全球范围我们却高歌猛进地开办孔子学院——这不是围魏救赵，更不是文化守成，而是自有其外向型文化生态的建构目的：通过建设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连锁店”，以简单而有效的品牌推广和产品经营方式普及中华文明，进而逐步扩大有利于中外文化相互沟通和理解的话语圈。据悉，海外孔子学院目前面向的主要社会人群恰是一些希望能够更多了解中国的人士，如记者、主持人、教授、商界人士等。这些人士作为该国的各界精英和本土舆论主导人群，身体力行地与中国文化亲密接触，因熟悉而亲切，因亲切而代言，经由这些星星之火的燎原，中外文化的对话基础就会愈加平等和宽广。由于文化生态的“底色效应”，长远来看，这还会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政治、经济生态的改善。
目前在全球已建成几十所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正趋形成“中国文化连锁店”，以春风化雨之势浸润地球上越来越多的角落。由于孔子学院目前招收的学生大多并没有汉语基础，所以，听、说、读、写等基本功训练将是第一阶段的学习内容。有人说，孔子学院现在就是教教汉语，中国那么多博大精深的传统国粹外国人一时难得领会。可馒头总要一口一口吃，对于文化来说，语言就是通路，路不通，其他再好的东西都运不出去。
据近年的统计数字，在国外使用和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近亿，西方文化开往中国的单行道有望拓宽成双行道，我们早晚要加大油门驶出去。
今天全球化生态下的文化博弈，如同多色跳棋，走得快的棋子占据了棋盘的中央和其他棋子的大本营，走得慢的则偏居一隅，形成分布极不均衡的棋局。由于文化生态缺乏强制性，而且更大意义上是在与媒体的相互构建中成长，作为社会神经和国家形象的媒体更要秉承传统文化的精髓，主动发出响亮的声音，促进一个有助于多元并存和持续发展的全球文化生态大环境，鼓励、倡导对话和文化共享。中国的电视新闻媒体作为中华文化的构建主体，须凭智慧放远眼光、执子落局。
转型期以来，文化生态演进的一大趋势就是大众文化取代精英文化主导了社会的精神气质。电视新闻媒介的姿态同步扭转，从传统精英文化的宣传阵地演变为大众文化的生产工具，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信息需求。而消费文化、娱乐文化在电视媒介中的合并也催生出一种局部繁荣、整体失衡的媒介文化生态，电视新闻的本体在对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的传播中间或恍惚难辨。
当前中国电视新闻媒介的多元分层格局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文化“归位”现象。长期以来，电视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媒介在文化信息的传播上囿于单调和封闭，改革开放催化了中国观众的多元文化生态需求，这种需求投射到电视新闻领域，唤醒了电视作为民用媒体的身份自觉，进而推动了中国电视新闻传播布局的重构。
改革进程中的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接纳了西方文化的涌蓄，后现代的媒介文化带来全球性的大众流行文化，中国的民族审美特征在全球化的同质风暴中变形，传统的东方道德观和文化韵味被电视里来自四面八方的“超现实”文化图景所稀释。作为整体的“我们”是谁，已经是一个让国人茫然的命题了。加上社会多元分化，每个人都有极大的选择自由度，这让大一统的权威、规则和舆论体系不复存在。而新的问题出现了：当不同文化身份的人相遇在公共空间，各执一端、各说各话的发言就像不同地方口音的人在一起交谈，沟通起来不仅缺乏效率，而且还可能互相干扰。面对涉及多方利益的公共事务，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错失或延宕解决良机。转型期文化的统合重建成为必行之举。在文化几乎就等同于媒介文化的当代社会，电视新闻媒体大任在肩。
以电视文化为一角的中国当代文化，应该是一种多元、丰富的开放文化，也应该是一种有传统内核作为传承和引导的文化。“它应该是一种话语多元的文化，一种阶层与阶层、主流与边缘、民族与民族、国际与本土乃至中央台和地方台等多方面相互补充、相互参照的并存和互动的文化，它承认所有人的文化权利，它尊重人们所有的精神需求。”我们需要树立媒介文化生态的整体观念，需要政府和民间的共同推动，在电视新闻中搭建基于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对话台面，各落其座，各就各位，宽容、冷静、坦然地展开公开、合法、负责的舆论监督和理性批评，歧见、冲突和危机才能及时化解，整个文化生态方能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