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全球化生态下的文化博弈
——媒介内外的传统文化统合
满族人入关后，下令剃发易服，在汉人中引起轩然大波，冲突甚至上升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局面。当时的清政府对此十分不解。实际上，这是背后的文化生态场域冲突的外在表征——汉人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这对于没有经过此种文化教化的满族人来说，简直就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全球范围内，从延续千年的宗教战争，到旷日持久的民族对立，自打有国家有阶级以来，大部分激烈冲突从根脉上看都有文化的内因。正因为文化是抽象的意义世界，比起物质实体来，才更能进入其所统御人群的心智信仰层面，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身居异国的离民能适应完全殊异的生活方式，却终生难除钻骨侵髓的乡愁。人们在长期的文化浸润中和着母乳习得某种思考和行为模式，这个心理上永恒的故乡让他（她）有精神结构上的身份自足感和判断标准上的安全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所知障”，但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人能逃离自己的文化生态环境，就像没有人能够逃离自己必须被养育的童年而长大成人一样。所以，在一国一族的灵魂层面上所聚集的集体文化能量一旦迸发，就可能惊人到难以理喻。例如在国际范围内，伊斯兰国家和基督教国家的冲突绵延不绝，东西方对立长期坚挺。
从理想主义者的角度看，媒体不该是强化裂痕和误解的技术力量。在媒体对文化冲突或战争的报道中，应该展示客观的世象和理性的观点，也应该引导人们认识相互之间不可避免的信仰壁垒，学会对不熟悉、不了解甚至不喜欢的事物宽容，在主客观的平衡中求得和谐。
但事实上，媒体间却在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战争”，因为媒体是由人来管理、运营的，管理和运营媒体的人不是公正、大爱的神，而是有着不同信仰和不同价值观的各国公民。这些媒体人在各自所属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语境中长大，其媒体行为不得不接受本国家或本地区的政治、法律约束，市场化规则也要求媒体将逐利奉为圭臬。于是，没有无立场的媒体，也没有无利益诉求的媒体，在跨国传播中，不同的媒体已经变成了不同利益和立场的捍卫者。
偏偏现代媒介社会里的公民对社会和外部世界的认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接触的新闻和信息来源。一个国家的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在全球文化生态圈中如果失去竞争力，就会受制于人，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因为今天的社会图景，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是经由媒体建构的。
一、历史：全球文化生态中西方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
全球化传播态势下的文化生态涉及到文化中心主义问题。西方文化中的中心主义与中国文化中的自我中心主义不尽相同。西方的自我文化中心论建立在普遍主义的信仰之上，它通常自诩为某种普遍主义的标准，否认任何形式的文化可比性，并借助其经济和军事这些“硬”实力为后盾，几个世纪以来在全球的文化格局上一直是世界的主流。而中国文化的中心观念一般并不否认中西方文化的并存。这种文化中心论基本上根植于一种文化自足的体认，有鲜明的自我意识，但没有太多的对抗意识。尽管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有过多次或弱或强的回应乃至反抗，但在主导社会文化建构的知识分子层面，整体上体现着包容。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电视新闻媒体在主动接受、传播西方文化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两种预存观念的差异导致了在全球文化传播生态大环境中，我们的媒体及受众越来越趋同于西方，而西方的媒体和受众仍固化于前状。
追溯历史我们知道，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长期烙有浓厚的冷战阴影，政治冲击学术的情况常常出现。西方学术所塑造的是一个失真的中国形象，而特定扭曲后的中国形象正是当时西方社会所需要的。西方国家拟定的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西方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在西方民间流行的所谓中国形象，三者之间呈互动关系，只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这种互动关系比较隐晦，不那么容易被人察觉罢了。
如果可以肯定地说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中充斥着殖民话语，那么也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殖民话语对近代以来中国本土的学术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我们常常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我们按照西方人的要求和暗示去从事种种有关中国具体问题的论证。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丧失了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殖民话语的勇气。比如关于人权问题、市场经济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我们与西方国家进行具体的谈判时显得那样被动，原因之一是我们还拿不出一套完全能摆脱西方权势话语的论述方式。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形并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时期，如何保证和坚持自己文化上的主体性，如何加强中国人自身的文化认同，以便在未来的国际冲突中站稳，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现状：西方电视新闻媒介在全球化文化传播生态中占据主动
今天愈加开放的中国，所拥有的新闻入口之多样是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互联网、卫星电视、外文原文或翻译的报纸杂志等等俯拾即是，这使得中国人对国际上新近发生的新闻可以很快获知。而形成对照的是，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并无如此多元、开放的信息源来了解中国。不对称的国际新闻传播导致国与国之间相互了解程度的不对称，在这样失衡的文化生态中展开的跨国对话自然矛盾重重。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归于一些西方新闻媒体国际化运作的成功。
一方面，全球化的传播需要全球化的传播技术和工具，如卫星电视网络、有线电视网络、网站等；还需要有辐射全球范围的组织系统，如本部中枢、驻外记者（站）、制片管理、技术制作、翻译部门和合成播出机构等等，这些都需要雄厚的资本做支撑。当今世界唯有少数的几个西方媒体大亨才有这样的实力。他们制定强势标准，借由自己掌握的媒体，实现全球化的新闻传播和言论表达，从而生成一个有利于自己发展壮大的生态环境。卫星、光缆、互联网带来的全球信息同步正强化着以上趋势，凡有开放媒体之地，文化的同步化、一体化进程分分秒秒都在发生，弱势文化的地方性特征正被磨掉棱角，传统文化的影响日趋微弱，一些闪烁千年的文明在强势文化的新刃锋芒下黯淡消沉。这是什么样的一体和同步？——其本质无外乎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所主导的文化范式扩张的进程。在这样的全球化面前，大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西方化，它越来越世俗化、生活化了，支撑不同国家民族成长的不同的文化语境正在被淡化着，大众几乎变成了大一统的流行符号的奴隶，情感、喜好和意识被媒体以光速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