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应上面两种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崔保国曾将媒介生态学分为两大部类：一个部类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另一个部类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研究人与媒介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如上所述，这类研究称为“媒介环境学”更为恰当。这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媒介生态学体系：人与媒介环境的研究是把媒介环境作为社会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它的运作规律以及人与它的相互关系；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的研究则是把对媒介的生存发展影响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等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研究，研究媒介与它们之间的互动问题。美国的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和日本的媒介环境学研究接近于前一种研究；而我国学者对媒介生态学的关注和研究则更倾向于后一种研究。
二、研究对象和内容
在媒介社会，媒介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生命体和生态子系统，媒介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外在生态因素的影响，这些外在因素也各为社会生态子系统。媒介子系统和这些社会生态子系统相互制约、相互博弈和相互利用，通过信息、能量和资源的交换达到某种动态平衡，并在发育、成长中不断自我调节。脱离外部生态因素，孤立地观察和解析具体媒介是永远无法理解媒介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运作规律的。
当前的媒介子系统中，聚焦点无疑是大众媒介。在大众媒介中，电视新闻媒介是主力。
本研究瞩目于“中国电视新闻媒介生态研究”，即以中国转型期的电视新闻媒介为中心，讨论其他社会生态因素（或曰子系统）与电视新闻媒介之间的互动。在这一“互动”中，着重讨论其他社会生态因素（子系统）对电视新闻媒介的影响，这延续了我国学者在媒介生态学研究上的一贯取向。而此研究更偏重于“剖析”，即相当部分的内容是对“病灶”的“透视”，因为转型期的媒介生态正处于动荡、变迁的中途，已有的进步有目共睹、不可否认，但尚未形成生态平衡的合理态势。本书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在有限篇幅内，更多选择从负面着眼，以求映衬和吁求正面效果。正如国内学者对媒介生态学所做的框定中所言，通过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
围绕电视新闻媒介的多层面生态因素（政策规制、经济影响、文化背景和技术应用），具体涉及到重大突发社会事件、意识形态变迁、国际关系、市场交易、媒介管理与产业运作、文化转向与文化多元化、新媒体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使该研究呈现多层次的综合态势。
关于电视新闻媒介的外部生态因素，各章节中列出了细项进行论述，这些细项的选择依据为：是否对电视新闻媒介的生存发展具备某一方面的主导影响效力，由此拨繁去冗，主干分明。
与本书论述相关的电视新闻节目类型，主要包含有几类最具代表性的基本形态：消息、评论、专题、纪录片、直播谈话节目等。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集中明晰地阐述，笔者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各类电视新闻节目间的共通点上，而非分散在各种节目形态的一一剖析上。本书中列举、评析的电视新闻媒介和节目实例并不局限于国内或国外，具体比例依照材料搜集的实际情况和论述需要做取舍。
三、研究意义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动之中，作为当代最显要的“社会公器”，电视新闻媒介如同中流砥柱，对整个媒介社会生态的平衡发挥着重要的维系作用，它在大众传播中的生态失控或失衡会对整个社会生态造成巨大破坏。而社会各层面的外部生态因素持续不断地制约和影响着电视新闻媒介的生存发展，是电视新闻媒介效力是否得以良性发挥的前提和基础。
各种外部生态因素的干扰和媒介自身的发展欠缺，使中国的电视新闻媒介生态子系统遭受了不合理的开发利用甚至破坏，长期处于混乱、无序的不良状态。在缺乏一以贯之明确路标指引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其过程中又承载着自相矛盾的规制要求和生产、生存压力，出现了信息虚假、庸俗化、媒介资源滥用、浪费、媒介功能保守退化等一系列媒介生态危机问题。这些“内患”加之全球化洪流带来的“外压”，对我国媒介形象甚至于国家形象都产生着非常不利的影响。所以，从发展的角度剖析现存的不和谐因素，对我国电视新闻媒介生态进行理论预测和控制，将其引向健康、平衡与和谐，乃是当务之急。
我国的媒介生态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亟须充实和发展。就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媒介生态研究还“非常散乱，没有焦点，也存在许多的争议，总体来说还是停留在研究，而不是一种学问或者成为科学”，具体到电视新闻媒介生态理论方面更是乏善可陈。因此，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研究电视新闻媒介与社会的互动，通过系统的阐释和梳理，形成这一领域理论框架的雏形，有助于中国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更加丰满和深化。
本研究将从对电视新闻媒介生态的剖析，且着重从负面的剖析着手，引向对这一问题的正面思考。在转型期这一有限时段内，探求电视新闻媒介生态发展与变化的规律、趋势，以期优化、提高电视新闻媒介的生态质量和信息传播效果，继而在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范围内赢得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四、研究思路
（一）创新性
本研究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专门针对电视新闻的媒介生态做细化、具体的研究。目前，单就这一方面进行完整阐释的论著尚缺。
电视新闻媒介生态作为研究对象，自有其特殊性和确定性。当然，在进行专题研究的过程中，各种客观存在的、与电视新闻媒介发生关系并影响其生态状况的现象都会从各个方向进入研究视野，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研究又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
（二）研究方法
媒介生态学是一门边缘学科，是多学科的协调交叉，在研究方法上必然需要一个多元的方法论体系。
首先，本研究试图运用传播学和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与知识，对电视新闻传播过程中受众、媒介和其他社会生态因素（子系统）之间的生态关系进行探讨和分析。
其次，观察描述和比较研究等实证研究方法将作为贯穿本书的基本研究方法。一方面，本书的研究论题无疑是和我国国情及媒体实践紧密相关的，运用观察描述的方法旨在通过大量典型的鲜活实例展开对研究对象多维、全息的审视和剖析；另一方面，电视新闻媒介生态从来都是动态的，在历史进程中随着各种生态因素的消长互动而嬗迭，这使我们不得不回望过往，对照现实，在反观和内省中获得更清晰的理论定位。同时，在全球开放互通的媒介生态大环境下，电视新闻媒介间跨越国界的冲撞、融合频繁，促使我们必须在内外比较中权衡利弊。
再次，以问题带研究，展开媒介批评。“问题一般是媒介生态‘病征’和危机的突起点，抓住了问题就抓住了媒介生态系统中的突变和动因，进而可以把握整个媒介生态系统的动态。”媒介批评的态度和立场将贯穿本书的始终，大部分章节的论述都将以建设性的批评为主，以“破”求“立”。这样，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更利于去除沉疴，获得新生。
最后，就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个体电视新闻媒介生态子系统的传播、经营、管理行为和具体节目形态的演变归于微观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生态因素（子系统）和全球化的宏大背景归于宏观研究，宏观与微观之间须臾不可割裂。所以，必须有深入细致的样本分析，同时还要具备开放的视野。
（三）研究材料来源
研究材料方面，资料取样和媒介直接取样并举。具体来源包括：有代表性的电视新闻媒介机构、新闻栏目和节目，与电视新闻有关的书籍、刊物、网络文本，以及业内人员（包括自身）的实践经验，等等。
材料收集中的现实困难主要集中于理论参考少和采样范围大两个方面。如上所述，国外“媒介环境学”的研究取向跟本书所关注的“媒介生存环境”（即“媒介生态”）方向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不可直接参照。而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目前尚处于新兴阶段，针对电视新闻媒介生态的专向研究更是零散和缺乏系统性，从立论到阐述框架都需要从头构建；本研究的采样范围涉及国内外电视新闻媒介，国内又涉及各级电视新闻媒介，相关信息量很大，且更新迅速。在实验条件比较缺乏、调查时间有限的情况下，研究确实存在压力。
因此，笔者将既求助于已有的电视新闻学、传播学、媒介生态学专著、专业刊物及相关网站的资料库，同时及时跟进最新鲜、最典型的传媒材料，把基础工作夯实。在消化、吸收有限的既有理论的基础上，用心控制电视新闻媒介和电视新闻节目的选择范围，精选出最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媒介生态实例，根据对事实的归纳梳理大胆设论、细心求证，并在此期间不断自省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