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概况
1866年，《形态学大纲》在德国面世，在这本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首部教科书中，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提出了“生态学”（德文为“Oikologie”）一词，并将其定义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关系的一般学科”。作为专门研究生态现象的生态学自此起步。后来，在生态学定义中又增加了生态系统的观点，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归纳为物质流动及能量交换。时至20世纪30年代，已有不少生态学著作和教科书阐述了一些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和论点，如食物链、生态位、生物量、生态系统等。
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现代生态问题愈发醒目。20世纪初的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危机引发了西方知识界、理论界的深度反思，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乃至哲学、神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开始逐步加入到生态问题的探讨中来，生态学开始了它的“人文转向”，而“生态”与媒介的结合最终培育出“Media Ecology”（直译为“媒介生态学”）这一媒介研究的分支学科。
1934年，技术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出版了其代表作《技术与文明》，在“技术与文化”关系的论述中最早包含了“Media Ecology”的思想。由于芒福德的研究涉及了对整个科技文化体系的批判，因此我们倾向于将其看做是整个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
《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集成典范的规划化》（另译为：《面对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范式集锦》）是关于媒介生态学这一领域的第一部主要文献。在这份1973年的博士论文中，作者克里斯汀·尼斯纯（ChristineL.Nystrom）将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的论述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在威廉·昆斯（William Kuhns）1971年编纂的“主要媒介生态学者名录”中，也将芒福德名列首位。
继承芒福德的基本思想，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发展了“技术决定论”。他认为，媒介是技术的主要代表，媒介的产生会极大地改变人们感官的均衡状态，从而产生一个新的环境，影响社会的发展。由此立意，麦克卢汉与英尼斯共同创建了传播学的“媒介决定论”。
“Media Ecology”这一术语由麦克卢汉首创，而真正衍生成一个学科则要归功于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许多学术著作在波兹曼的领导下得以整合，形成了媒介生态学的经典理论基础，并在纽约大学设立研究学位课程，最初主要研究科学技术对传播的影响。
近年来，这一学科引入国内，代表作品主要包括：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保罗·莱文森的《数字麦克卢汉》、《思想无羁》、《软边缘》和《手机》，约书亚·梅罗维兹的《消失的地域》，詹姆斯·凯利的《作为文化的传播》，等等。
在引进之初，我国学者将“Media Ecology”直译为“媒介生态学”，旅美学者林文刚亦同。但这一“媒介生态学”与国内学者首创的“媒介生态学”在研究取向上可谓大相径庭。
从整体上看，西方学者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技术或者说是以媒介为代表的技术力量对文化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影响。二是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反思技术理性，企图恢复人的本性和人类与社会各子系统和谐健康的关系；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一定的互补关系。两种研究都以人为中心，同时都围绕着技术或者媒介技术对社会环境产生的影响，媒介本身作为一种生态环境，是整个文化系统的一个部分。在他们眼里，“媒介生态”概念实际上就是将“媒介本身视为一种环境结构”。也就是说，“Media Ecology”等同于“媒介环境”，这与波兹曼定义媒介生态学是“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是一脉相承的（从上个世纪中期至今，日本学者在指称“Media Ecology”时长期使用的亦多是“媒介环境”这一概念）。此类研究在西方学界已经有比较深厚的学术根基，也积累了许多研究成果，基本上属于宏观研究和文化研究。
我国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起步于传播学者的主体自觉，与美国学者发起、延续的媒介生态研究和日本学者开展的媒介环境研究并无内在渊源。从研究伊始，中国学者们的关注点即不谋而合，侧重于媒介生存发展的环境方面。邵培仁关于媒介生态研究的开山之作《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等，张国良的媒介生态的实证研究课题“关于上海市民媒介接触情况的调查研究”，童兵的《入世一年的中国传媒市场新格局》，张立伟、李之侠、杨飚、邓斌的《入世一年四川传媒生存环境的变化与基本对策》等文章都是类似的研究意向。甚至台湾学者臧国仁在1987年提出的社会相对论，也是探讨传播生态环境中政治、经济等因素对传播媒介的影响的。崔保国在《媒介是条鱼——关于媒介生态学的若干思考》一文中对当前国内外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与发展现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比较，并得出结论：“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从一开始学者的关心就侧重在媒介的发展生存环境研究方面”；“我们国家的媒介生态学研究目前的切入点，主要立足于媒介，方法上接近政治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
尽管目前国内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尚显模糊，但从本质上，我们已可以把它视作是“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负责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的一个领域。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5年，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李明伟和丁未三名学者考虑重译北美“Media Ecology”学派的中文名称，在与台湾政治大学的陈世敏和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的林文刚两位教授经过几个月的切磋后，决定根据该学派的根本性质和主要追求——强调人在媒介研究中的作用，研究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将译名替换为“媒介环境学”。2006年，林文刚在其编撰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一书中，正式启用此名。2007年8月，在中国传播学高端学术研讨会上所做的主题讲演《三代学人的薪火传承》中，何道宽谈到“Media Ecology”学派的历史传承，也统一使用了“媒介环境学”这一译名。
海克尔首次提出“生态学”概念的时候，“生态”一词系指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在这里，环境是“构成主体生存条件的各种外界物质实体或社会因素的总和”。至于媒介生态，与媒介产生互动关联的环境则可以被看成是媒介生存的外部生态因素，比如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这些因素和媒体的互动构成完整的“媒介生态”。
长期以来，西方的媒介生态研究将论述集中于技术或者媒介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而忽视了人类社会中诸方面生态因素对媒介所施以的作用力，尤其对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分析十分薄弱。而这些被忽略的部分恰是“媒介生态”构建和发展的重要凭依。这显示出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不足：没有体现“媒介生态”的互动性，仅专注于技术理性的批判和人文主义的反思，而忽视了社会控制因素对媒介的反作用，在“诠释现实时具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雷蒙德·威廉斯曾经批评过这种倾向：“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忽视控制和使用媒介的机构和人，断言媒介的技术特征决定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避而不谈社会意图问题。”
由于起步很晚，中国在媒介生态学方面的研究与西方相比显得薄弱得多，特别是对理论的本体进行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很少。但我国的媒介生态研究是以媒介为中心开展的，这与西方媒介生态研究形成了互补——如果说西方的媒介生态研究关注“作为环境的媒介”，国内的研究则侧重“媒介的生存环境”，两相契合则能完成“生态”原初意义上的“互动”。我国的媒介生态学主要研究影响媒介存在和发展的一系列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等，这种取向与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和媒介状况联系紧密，更符合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