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价值观的影响
由于译制片属于文化产品，所以人们在欣赏译制片的同时必然会与片中夹裹的思想观念发生碰撞。电视译制节目就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点。中国的电视节目从无到有，再到今日的百花齐放，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而这个发展历程也正是中国社会价值观念慢慢转变的阶段。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传统取向的价值观念逐渐被现代取向的价值观念所取代。而引进类电视节目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不仅迎合了这种价值观念上的转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人改变价值观念的推动力量。假如把我国的引进类电视节目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那么，这三个阶段正好见证了我国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
1.初始期：“学习先进，振兴中华”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中国社会从狂热回归到理性，从政治时代回归到经济时代的阶段，同时也是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传统思想向开放思想转变，人们开始关注外面的世界，开始意识到中国要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与世界接轨，必须学习国外的先进思想和技术手段。“形而上”的理想主义和未来主义，被“形而下”的实用理性原则和现世主义所取代。正是在这样一种巨变的环境下，中国的引进类电视节目悄然出现在荧屏上。早期的引进类电视节目一种是丰富民众文化生活、开拓民众视野的专题性节目，如《世界各地》、《外国文艺》、《动物世界》等；另一种，就是外国电影和电视剧。
比如，1980年播出的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主题是个人奋斗、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价值观念正好与当时中国人在艰苦条件下为理想而奋斗的现实相吻合，许多人受到“阿信”的鼓舞，开始为了幸福生活而艰苦奋斗。而整个中国也在高呼着“刻苦学习，振兴中华”的口号。
2.发展期：“实现自我，科教兴国”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进入市场经济全面发展的时期，人们长期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全面解放，青年人要求个人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一时期，引进类电视节目在全国范围内随之兴起，此类节目的传播有力地促进了“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比如，日本电视连续剧《命运》、《排球女将》，南美电视连续剧《女奴》、《卞卡》、《诽谤》、《坎坷》等译制片屡屡掀起全国收视狂潮。《排球女将》中小鹿纯子乐观向上、超越自我的精神曾经激励了无数有志青年，“纯子头”也成了当年最流行的发型。80年代中期，美国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中那些可爱的动画形象俘获了许多中国儿童和大人的心，同时也把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心理习惯和生活方式带入了中国。合众国际社1984年2月19日电，中国的第一家西式快餐店——“义利快餐厅”开张，这是唐老鸭带动的食品革命。
再比如，以《世界影视城》、《世界名著·名片欣赏》等栏目先后播出的《战争与和平》、《魂断蓝桥》、《傲慢与偏见》、《悲惨世界》、《威尼斯商人》、《卡萨布兰卡》、《简·爱》、《居里夫人》等名著名片为代表的大批优秀节目，让人们在娱乐的同时学到了知识、认识了世界。
3.繁荣期：“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社会转型向深入发展，社会价值观念处于古今中外的时空交汇点上，进入“多元并存，新旧交替”的阶段，表现出多种因素同时并存和除旧布新、推陈出新的特点。
这个时期，我国的引进类电视节目也步入了繁荣期，其中多元化成为电视传播价值取向的主要趋势。
比如，20世纪末，日韩青春剧、励志剧在中国电视荧屏上流行，这些剧目中的一个主题是对生活品质和人生理想的大胆追求。以人为本的本位价值观念，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自我发展的重要性。日韩影视剧中时尚化的装扮、现代化的生活和大都市的气息都让中国观众眼睛一亮，享受生活、打造有质量的生活成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再比如，中央电视台2000年的《地球故事》栏目把美国的电视“真人秀”节目《幸存者》介绍给中国观众，这个节目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竞争意识给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影响。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念在这样的节目里受到了动摇，人们发现，即便是在一个集体中，人与人的竞争依然存在，只有最强的人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进入21世纪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人与自然》、《探索·发现》等与自然科学有关的电视节目让中国观众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有了更具体的认识，也意识到了环境保护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一系列与环境有关的节目和影片的播出，在不断地向中国观众传递着环境保护的观念。2004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引进并播出了法国大型纪录片《迁徙的鸟》。庞大的制作、真实的纪录让这部优秀的纪录片在中国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生态环境、构造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思考。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法制建设和企业管理等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一些有关法制和经济的电视专题节目也开始出现在引进类电视节目之中。许多地方电视台都引进了由美国探索频道制作的法制类节目，如《推理探案》、《FBI档案》、《犯罪现场调查》等。这类节目推动了中国本土法制节目的兴起，让法制成为人们持续关注的热点。另一方面，一些关于国外知名企业、品牌和财富人士的专题片也陆续在中国播出，把世界先进的品牌发展思想、企业管理策略介绍给了中国观众。
总之，越来越丰富的引进类电视节目，让人们对世界的感受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全面。译制片给人们带来的是新的思想、新的认识和新的生活方式。
由此看出，译制作为组织，其产品的集合在实现审美消费价值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发挥着思想意识的影响功能。译制工作通过有组织、有目的的选择、加工、播出等机构性手段实现着思想移植的价值。
第四节 系统管理与安全审查
既然译制片是跨语言、跨文化的影视交流方式，那么译制的行为必然涉及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互动，因而译制活动也必然纳入国家文化管理的范畴。事实上，我国的译制工作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便一直是国家影视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国家通过政策法规、行业自律、从业者的自觉意识等各个层面实现对译制工作的有效管理，使译制成为有利于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手段。也就是说，译制的系统管理价值是通过国家、机构以及个体这三个层面得以实现的。
一、许可政策
首先，译制不是完全商业化的活动，因为不管是引进电影还是引进电视节目，国家都通过许可政策加以指导和规范。比如，《电影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342号令）、《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规定》（广电总局第42号令）等法令法规对译制片的引进、播出以及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从政策导向上把影视译制业限定在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范畴之内。虽然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家对引进的电影电视配额有所放宽，但限制性、规范性的基本政策不会改变，这是由国家制度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需要所决定的。比如，我国引进的电影完全是由国家指定的几家单位来完成译制工作的。也就是说，由谁引进、引进什么要得到国家的许可，这是第一道关。
接下来，由谁来译制、怎样译制也要得到国家的许可，这是第二道关。可以说，译制片的文化意识取向基本上由国家掌握，而不是交给市场、任其左右。
可见，许可政策是国家对译制活动实行文化管理的基本保证。
二、审查制度
经过译制单位加工的外国影片还要通过审查才能最后发行、上映，这算是最后一道政策关。审查一般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政治审查，二是技术审查。
国家把引进的权力和译制的权力委托给指定的单位，但是具体到每一部作品，其内容是否与政策吻合，还需要进行“质量把关”，这相当于产品“质检”。
译制好的成品要送审，得到认可后，才能拿去播映。事实上，这一环节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有了审查制度等于有了质量标准。如果外国影片中有涉及不尊重中国国情的情节，由于政治审查的限制，我们国家可以将其删减。例如《加勒比海盗3》中有一个情节讲的是周润发饰演的印度船长朗诵中国的诗词，参加审查的多数人认为这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结果整个段落被删除。
电视引进节目的把关同样十分重要。按照张子杨（原中央电视台国际部主任）的观点，译制片的引进，既要尊重异域文化的差异性，又要适应本民族的欣赏习惯，更要考虑到国家的文化安全。对一些过分宣扬暴力、犯罪细节、色情以及极端的宗教信仰而导致的迷信痴狂等方面的情节，要施以相关措施，包括对剧本的修改。CCTV引进节目的选择、译制和播出标准首先是考虑本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立场，这是一条根本性的原则。
奖励机制也是把关中的重要环节。如果说审查找的是不合格的典型，那么，奖励是树立好的样板。政府电影奖“华表奖”，每年都有“优秀译制片奖”（从2000年开始，此项奖改名为“外国影片优秀译制奖”。显然，从名称的变化可以看出，奖励的对象更加明确：不是影片本身，而是对影片的“译制”）；同样，政府电视奖“飞天奖”，也有“优秀译制片奖”。这说明，国家对译制的管理是两手硬，把关也是双管齐下，有奖有惩。这体现了政策的完整性、系统性。
三、保护手段
如果撇开国家政策规范、机构审查制度的制约，仅从活动本身来看，译制的方法既是克服语言障碍的必要途径，同时又是保护民族语言的有效手段。这种双重功能主要是通过翻译的基本职能表现出来的。而这种双重性是由人类社会语言的多样性决定的。
按照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观点，上帝变乱人的语言其根本宗旨是让人活在多样性之中，因为说一种语言、过一种集体生活会给人类带来致命的打击。每一种人类的语言都用不同的方式描绘世界。不同的语言创造出不同的历史、酝酿出各异的梦幻，人生因此不再百无聊赖、味同嚼蜡。由于不同的语言会激发不同的思维、产生不同的创造精神，因此世界就不再整齐划一了。按照达尔文生物进化的模式，任何物种如果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虽屡遭灾害却仍然能永远生存下去，重要的一点在于个体与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人类语言是一个大系统，而每一种语言就是单独的个体，人类语言这个系统如果趋同，人类就可能退化，甚至死亡。人类要在生死存亡的环境中具有竞争力，就必须有创新能力。而千差万别的语言系统恰恰提供了激发创新的基础。
由此可以看出，翻译的策略不是消灭差异而是界说差异，以求同存异、各得其所、共同繁荣。人类的存在不是趋同，而是同中有异，全球化不是同质化，而是多元共存。翻译的本质就体现在这样一种既促进沟通又维护对立的双重使命之中。换句话说，翻译通过在不同语言系统之间传递知识信息表达了不同语言的个性和灵性，从而维护了语言的多样性；翻译通过在不同文化系统之间传播思想观念彰显了不同文化的身份和认同，从而保护了文化的多元化；翻译通过在全球网络中沟通信息交流压缩了过载信息、过滤了垃圾信息、删除了有害信息，从而维护了有效信息的流通秩序。
认识译制的这种双重功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撇开汉语对于外来语言文化的关系，仅从国内的民族视角来看，译制的特殊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我国是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如果全国统统采取汉语普通话的规范来生产电影、电视，那么，对于许多民族地区来说，在交流上会存在巨大的障碍，是根本起不到宣传、教育作用的，也不利于促进民族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译制（民族语译制）对于保护民族语言、文化，对于促进民族间的文化沟通、增强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第五节 结语
对译制的认识不能单从某个点或某个面出发，因为译制既是译制从业者个体的行为，又是译制机构的组织活动，同时也是国家意志的表现。我国的译制业就是这样一个从国家到机构再到个人的有机系统。所谓译制的主体性正是由这个系统的动力机制和协调机制决定的。国家政策界定了译制文化使者的身份，机构把关赋予了译制思想建设的职能，而每个译制工作者的自觉劳动打造了译制艺术的光环。译制主体所创造的价值就体现在艺术再造、思想移植和系统管理这三个层面里。
译制的存在，说到底就是采取艺术的方式再现“屏幕魅力”，依照“拿来主义”的原则传播外来先进思想、通过系统管理来保证译制文化服务于国家影视文化建设的宗旨。或者说，对于引进系统而言，译制作为一种手段，其目的就是要从全人类的影视文化成果中吸取精华、为我所用。如果从对外输出系统来说，译制也将同样采取艺术的方式向世界展现我国影视文化产品的“屏幕魅力”，宣扬我国的先进思想，从而为世界文化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