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陈光
摘要：情报声像片是一种“共谋”的产物：用具体、通俗的影像方式表现抽象、专业的研究报告。“共谋”是情报声像片最独特、最明显的审美特征。
本文的意旨是通过对编导和观众两者关系的分析，找到他们之间的悖论，即编导和观众之间有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正是这种悖论，令两者在相互碰撞中达成共识，取得共谋，并最终实现共赢。在这一过程中，编导和观众共同完成了一部情报声像片的创作。
关键词：情报声像片、编导、观众、共谋
引言
科技传播是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在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情报声像片是用电视的手法和表现形式来传递某一特定领域科技的研究成果。情报声像片是一种“共谋”的产物：用具体、通俗的影像方式表现抽象、专业的研究报告。“共谋”是情报声像片最独特、最明显的审美特征。从声像脚本的写作到声像语言的选择，从编导的剪辑、制作到观众的评价，可以说，“共谋”体现在情报声像片的方方面面。
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指出：“一部艺术作品的四种总体要素都被用这样或那样的同义词加以区别，予以揭示。首先是作品，艺术产品本身。既然是人工产品、加工出来的东西，那么第二要素就是工匠，即艺术家。第三，作品有其主题，它直接或间接地取材于所存在的事物，从而涉及、表明或反映事物客观状态或与其相关的东西。这第三个要素，不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实物和事件构成，或是由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通常都用‘自然’这个万能词来表示；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用含义更广的中性词‘宇宙’来代替它。最后一个要素是观众，即作品的对象，听众、观众或读者，或者说是作品吸引其注意的人。”如果把情报声像片看成一种作品，借用艾布拉姆斯的论述，情报片、编导、宇宙和观众四个要素，几乎囊括了情报声像片的各个环节。
本文涉及上述四个要素中的两个：编导和观众。回到刚才的框架，编导决定了情报片的特征，也影响和培养了观众。观众的要求和审美心理的变化也决定了对情报片的接受程度，并直接影响了情报片。
本文的意旨是通过对编导和观众两者关系的分析，找到他们之间的悖论，即编导和观众之间有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他们所指涉的标准、话语权不同。但正是这种悖论，令两者在相互碰撞中达成共识，取得共谋，并最终实现共赢。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中，是编导和观众共同完成了一部情报声像片的创作。
1.编导：回归声像的本质
什么是声像片的本质？这里引入一个概念——“电视化”。“电视化”一词来自《电视艺术学》中对电视综艺节目的论述：“抓住了电视化，也就抓到了根本，把握了电视创作的本质。”虽然，这是针对电视综艺节目的一种提法，但它也适用于情报声像片，并且最终指向的是声像片的创作者，即编导。
这里实际上涉及一个标准问题，即什么样的情报片真正具备声像的本质。显然，在这种认定中，编导往往以一种“学院派”、精英的声像工作者姿态出现。他们重视自身的专业经历，强调调度、蒙太奇语言、时空和思维的电视化。比如，他们运用更多的是“电视语言”、“时空自由”、“积累叙事”之类的话语。他们对一部作品的评论用的完全是经典性的理论体系，更关注作品的可视性，更注意整体艺术性的把握。
总之，编导在制作一部声像片的时候，其目的是使声像片更加“好看”。
实际工作中，很多声像片的脚本来自专业的研究报告。报告具有严谨、规范、准确和全面等特点，而这些特点恰恰是电视脚本的“软肋”。作为一种传达视听的方式，声像片的脚本更强调以小见大、反复论述以及口语化。所以，一部声像片的第一步工作就是编导按照声像规律，把研究报告改造成声像脚本。在这一过程中，编导在声像专业方面的训练、经历会对脚本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为了增加条理性和逻辑性，研究报告多进行一、二、三不同等级的标题划分。如果把这种划分原封不动地放入声像脚本，会给观众带来严重的割裂感。既要保证原有报告的等级次序，又要尊重声像规律，这种“戴着脚镣跳舞”的声像制作，促使编导采用某种变通手段，如采用字幕、把标题改作串联词等方式。与其说这些工作是一种变通，倒更可以看做是一种“共谋”。
完成电视脚本的写作后，在编辑、制作方面，编导对整个声像片也有独特的把握。但正是这种“专业”式的思路，恰恰忽略了情报声像片的某些特质。有时，过分强调节奏而忽视了对信息的传达，突出了对效果的渲染而造成客观性不足，过分追求视觉的愉悦而丧失了情报片本应具有的严谨性，等等。然而，这些不足可以通过观众来扭转。
2.观众：双重标准的判断
观众观看情报声像片的过程，并不是小学生的看图识字活动，而是要观看到作品中所提供的信息以及需要观众想象的空白和未定点。用接受美学的专门术语来说，制作完成的声像片是第一文本，观众观看的情报片本身是第二文本。观众观看情报声像片就是将第一文本转化为第二文本的过程，就是将第一文本中的内容具体化、形象化。而这种过程，来源自观众对情报声像片的解读。
依照传播学的观点，情报声像片的终端显然属于小众——带有特定目的、具备一定专业背景的科技人员、专家或领导。但是，如果用更宏观的视角来考察，他们又属于“大众”——每天自觉或不自觉地接触各类电视节目、电影。很显然，日常生活中的观影经验会无意识地影响他们对情报声像片的评价。于是，这就带来了一个矛盾：一方面，观众希望看到科学、严谨、客观、真实的情报声像片；另一方面，经过大量影视作品的浸淫，他们不再满足情报声像片一贯的沉闷、拖沓。正是这种矛盾性，使观众对情报声像片的要求既带有某种共同的审美心理，如追求新奇、感官刺激，也具有一定的专有性，如强调准确、真实。
审美心理是人类在审美活动过程中审美意识的积淀和凝聚，代表了审美文化系统中的核心部分，体现为特定的审美需要、审美理想、审美趣味以及审美价值标准等。所以，观众对情报声像片的需求，不仅有获得信息的一面，还有掌握趋势、了解动态，甚至获得审美愉悦的一面。从美学角度看，观众审美需要的形成受到其自身审美文化心理的影响；与此同时，观众对情报声像片的要求，必然受到自身某种审美文化心理包括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审美价值的影响。一方面，随着观众接触大量的视听作品，他们对视觉传播的手段、规律的认识明显加深，眼界不断开阔。这导致观众必然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和追求。要想满足正在发生变化的观众的审美需求，编导在对其产生原因即审美文化心理作出判断和认识的同时，也需要思考如何回应观众的这一变化。另一方面，情报声像片毕竟不是单纯影视作品，它还要具备科学、严谨等情报片独有的特质。一言以概之，观众对情报声像片的要求是既“好看”，又客观、准确。
显然，观众的这一看似矛盾的要求，反映了某种变化，即情报声像片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四平八稳、老气横秋。情报声像片要在准确、严谨的基础上，突出“可看性”，强调视觉愉悦。
上述要求显然是从观众角度对情报声像片提出的要求。在传统的声像片与观众需求的不断互动演进中，情报声像片相对稳定的作品呈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发生巨大变化。这可以说是满足社会、时代发展需要的具体化，因为社会的任何需要相对于情报声像片来说，都是具体通过观众的需要表现出来的。但这种变化是寓于某种不变之中的，准确、严谨等受众最基本的审美心理从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从这一点来说，情报声像片的变化离不开观众的功劳。
3.编导与观众：难以化解的悖论
按照上面的论述，编导多从自身角度出发，突出自己的“学院派”经历，强调个性；而观众则用普通受众和专业学者的双重标准来要求情报声像片。于是，创作者的创作是一个标准，观众的评价是另一个标准，不同标准“边界”的差距有多大？这个差距能否弥合？另外，编导和观众之间的背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长期存在，因为就目前制作水平而言，还有许多需探索和不确定的因素，对情报声像片本质的探寻之路也在摸索中。还有一点，就是声像片作为一个综合的传媒形式，无论在理论建设上，还是在自身的实践中，都缺乏个性。这主要体现在情报声像片在制作上借鉴电影、电视的元素，在理论批评上借鉴文学、哲学、电影的理论。所以，在情报声像片还不具备完全独立的作品呈现之前，编导和观众之间的悖论是无法弥合的。
按照艾布拉姆斯的理论，在“编导—情报声像片—观众”之间可表示为如下的一种关系：
依据这个关系架构，编导和观众共同参与完成了一部声像片。德国的接受美学非常强调读者的作用。他们认为，作家创作的文本仅仅是未完成的作品，处于不确定、潜在状态，只有读者参与，文本才可以被激活。“文学作品并不是对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观察者都以同一面貌出现的自在客体，并不是一座自言自语的宣告其超时代性质的纪念碑。而是一部乐谱，时刻等待着阅读活动中产生的不断变化的反响，只有阅读活动才能将作品从死的语言材料中拯救出来并赋予它新的含义。”（尧斯）这段话对我们研究声像片编导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很有启发。目前的问题是，在传者—
受众这一过程中，两者缺乏一种有效的沟通。编导往往沉浸于自在个体对创作的无限迷恋中，而忽视了观众的感受、反应。于是，这样制作出来的声像片是有缺陷的。
漠视观众，情报片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另一种现象是，观众对情报片的评价往往不尊重声像的特定规律，甚至动用行政手段对其进行干涉。比如，就声像片的脚本而言，声像脚本肯定不如研究报告严谨、讲究因果关系、注重逻辑，用研究报告的标准来要求情报声像片的声像脚本显然并不合适。但现实工作中，这种现象并不鲜见。
于是，这就造成了编导和观众之间的第二层悖论：两者争夺情报声像片的话语权，造成了编导与观众地位的失衡，打破了“创作者—节目—观众”的均衡态势。可以想象，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情报声像片的传播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4.情报声像片：编导与观众的共谋
从标准的失衡到两者对话语权的争夺，编导和观众之间的悖论似乎很难弥合。
事实果真如此吗？
当我们考察情报声像片中编导和观众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实际上也是在研究声像片的特点，找寻它的特质。我们发现，和其他影视作品相比，声像片的因素更加复杂，也更难以把握。影视作品具有自身明显的规律，电视台的栏目要有收视率，节目要好看；电影、电视剧要有动人的情节、有号召力的明星，等等。情报声像片与前者有很大的不同，它的声像脚本源自研究报告，从创作的一开始，编导就要考虑将来的作品是否准确、客观，相关的领导、专家是否满意，在这一过程中，编导还希望在作品中加入自己的艺术理想。此外，作为一种非主流的话语形态，情报声像片又渴望获得主流影视话语的认同和关注。最后，情报声像片也需要一定的艺术追求，那么，如何处理艺术和准确之间的矛盾，也是情报声像片需要考虑的。
然而，当对情报声像片的编导和观众关系进行探究时，我们也发现另一个现象，就是情报声像片的某种变化。当下是一个大众文化、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相互参照、渗透的时代，在各种文化相互借鉴、参照的过程中，出现了某种“共谋”：编导和观众为了特定目的，彼此妥协。一部情报声像片在展现具体事实、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不忘掺杂精彩、令人过目不忘的镜头、动画。同时，情报声像片也十分主动地寻求与观众的共谋，比如，尊重观众的意见，重视情报声像片的条理性和逻辑性。在这种融合中，情报声像片日渐失去自身的指认标志，呈现出编导和观众共谋这一审美特征。
对情报声像片而言，共谋的一个最直接的好处是提高了审片通过的可能性，增加了其获得主流话语认同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共谋是否会削减声像片的个性特征？是否把情报声像片引入更加尴尬的位置？这些问题都引人思考。同时，这种共谋也使对声像片编导和观众关系的探究更加困难。
当下的中国社会有两个突出现象，一是影像等视觉文化大行其道，人们阅读文字的时间持续降低，社会进入“读图时代”；二是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信息呈现泛滥的趋势。这一方面包含了消极的因素，另一方面也为情报声像片的大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可能。上述的变化是否会影响编导和观众间的关系？两者难得的平衡是否面临再次失衡的危险？这就更需要批判的立场和冷静的反思，以及对现象和文本的细致解读。
（蒋陈光：硕士，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