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胜
我们这里所说的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指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到1992年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段时间。
应该说，这一阶段，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先是尚处于从“文化大革命”的停滞发展状态逐渐恢复期，后来又进入到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期。为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我国各新闻传媒都埋头于各自的领域，努力挖掘自身的潜力。各媒介之间似乎相安无事，广播、电视发展迅速，报纸依然做着它的“龙头老大”。
但竞争是走向市场后的必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每一个置身于其中的新闻传媒都避不开竞争，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媒介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只是此时的媒介竞争还没有达到那种白热化的程度，这也就使得大多数的新闻传媒还意识不到合作性竞争对传媒组织个体、对整个传媒市场发展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新闻传媒发展的各个层面上都出现了合作性竞争的趋向。这种合作，是各媒介内部的多于媒介间的，且多为偶尔为之的、自发的、低层次的，还没有成为各新闻传媒的有意识行为。
一、联合采访报道出现新变化
作为新闻传媒竞争与合作的一个最基本形态，联合采访报道之前其实已经出现过。如1964年1月，为宣传大庆油田这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革命干劲与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典型，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联合抽调了12名记者、编辑、评论员，共赴大庆采访。那时的合作采访主要还是在上级宣传主管部门的统一组织下，对一些先进典型进行的正面宣传，为的是形成宣传合力，造成宣传声势。这也是我党新闻工作的传统做法，并且至今也还是我们新闻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有效的宣传手段。
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种联合采访报道在报道内容和组织形式上都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报道内容方面，除了正面的典型宣传外，随着批评报道的恢复和加强，这时候的报纸、广播、电视常常为冲破某些阻力，发挥联合的传播优势，联手开展批评报道。如对山西省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的批评报道在社会上就产生了强烈反响。昔阳县是全国第一个“大寨”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地农村纷纷推行生产责任制，落实党的农村政策，而昔阳县还在坚持“文革”时期大寨公社的那一套极“左”的做法。1980年，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组织联合记者组，到昔阳县大寨大队进行调查，报道反映昔阳县存在的这些问题，还向中央写了“内部参考报道”。
1987年5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兴安岭特大火灾震惊全国，而火灾现场有些单位的领导人却在火灾紧要关头只顾“小家”，不管“大家”，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阻碍扑火工作的顺利进行。全国新闻单位有160多名记者赶赴火灾现场采访，《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新闻媒体冲破重重阻力，不仅记录了广大军民与火搏斗的悲壮场面，而且还拿起批评的武器揭露火灾背后的官僚主义弊端。
这样的联合采访报道已经不是统一组织的了，而是各新闻媒体的一种自发的行动。
在组织形式上，这一阶段的联合传播不仅仅是简单地抽调几名记者就某一人或一事进行单纯的新闻报道的形式，还出现了通过组织社会性活动来达到合力宣传的目的的形式。如1991年7月25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主办“风雨同舟情暖人间”大型赈灾义演晚会，各新闻媒体进行现场直播或新闻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灾区人民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二、成立广播电视新闻中心的不成功实践
在“四级办广播电视”的方针下，我国的广播电视发展迅速，数量激增。为加强管理，严格遵守宣传纪律，防止发生宣传口径上的混乱和差错，1983年3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曾经提出，广播电视部将成立新闻中心，统一领导并直接组织中央三台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工作。会议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三个台的新闻宣传口径一致，通力合作同时又充分发挥三个台的特点。省一级广播电视机构，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适当措施进行改革，使中央和地方的广播电视新闻工作同步协调、密切合作。
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后，广播电视部积极开展筹建部一级新闻中心的工作。由于思想认识上不尽一致，加上具体运作起来有一定难度，因而计划未能实现。1983年7月，河南省广播电视厅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与省电台、电视台平行的广播电视新闻中心，旨在加强对广播电视新闻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加强广播电视系统各部门之间的合作，优化新闻传播的资源配置。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统一领导并直接组织广播电视的新闻与评论工作，同时指挥驻市、地的电视记者，统筹各部门所必需的技术设备和节目制作。这个中心于1983年11月19日开始编播电视新闻，电视新闻节目随即由原来的每周四次增加为六次，进而增加到每天一次；从1985年10月开始，又由每天一次增加到二次，内容也比以前更为丰富多彩。
此外，山东等省厅也先后成立了新闻中心，不过组织结构与河南省不一样，山东省是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新闻班子合在一起，改变以往各自为政、信息不沟通、宣传不同步的局面。
然而，由于两台新闻制作部门合并牵涉到人、财、物等多种利益如何协调和理顺的问题，这些地方成立的广播电视新闻中心后来在实际操作中都遇到了很多困难，似乎也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致使这种跨媒体联手合作方式最终没有坚持下去。从总体上看，成立新闻中心这一被视为广播电视新闻改革的重大措施，并没有完全得到贯彻落实。
无论怎么说，这次成立统一的广播电视新闻中心的不成功的实践，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产生了跨媒体合作竞争、实现融合传播的意识和想法了，只是这种意识和想法在当时可能还有些超前，成立的条件也尚不成熟。显然，这并不是在充分竞争的情况下新闻传媒自己产生的合作需求，还依然有行政支配的因素在起作用。
三、电视台纵横联合办新闻
各电视台之间、电视台与其他传媒机构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加强，为电视获取多种信息开辟了广阔的渠道。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本身就是中央与地方纵向联合、携手共办的结果。1986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与有关部门联合开办了每日海洋水文预报节目；同年，《新闻联播》与北京50多家报纸建立合作关系，由这些报纸共同为其提供新闻稿件。在丰富的稿源基础上，当年的《新闻联播》增辟了“简讯”、“报摘”以及“一句话新闻”等口播栏目，从而使《新闻联播》的信息量大为增加。
不难看出，这种中央和地方纵向联合、携手共办一个新闻节目的做法，既是借鉴了广播新闻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广播电视系统“上下一盘棋、互相协调、互为补充”结构布局中的一种最佳选择。
当时的电视台刚刚从广播电台的一个部门中剥离出来的，只能排在大众传媒中最不显眼的位置。除了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少、电视节目覆盖率低、技术设备落后等客观原因外，没有叫得响的品牌栏目引起受众关注，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状况下，借鉴广播已得到普遍认同的“全国联播”方式，实现中央台电视新闻的“全国性”视野，大面积传播，不仅是广播经验向电视领域的衍生和拓展，也是电视新闻传播向广播“第一”地位挑战的信号。
如果说中央和省级电视台联手办新闻还属于沿袭传统做法的话，那么，省级电视台之间通过加强横向联系和合作，台际合作，信息共享，共同创办新闻节目，则是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电视新闻界的一项新举措。
首开风气者是华东沿海地区的一些省份。1980年7月1日，华东地区七个省、市电视台联合开办《华东见闻》，年底又在福州市召开华东地区电视新闻经验交流会，评选1980年《华东见闻》中的好节目。接着，1980年12月，华北五省、市、自治区电视台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首次召开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交流办好电视新闻的经验，研究电视新闻改革“自己走路”的问题，同时商定联合开办《华北见闻》。1981年1月，《华北见闻》开播（1982年改为《长城内外》）。到1982年，各省级电视台大多数都已同全国有关省级电视台建立了广泛的节目交流业务，如1988年，北京电视台与上海电视台建立新闻节目双向交流业务，并在新闻中开辟以社会新闻为主的《各地航讯》栏目。截至1991年底，国内已有16家电视台开办了类似的新闻交换业务。《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92-1993），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社，第477-478页。
“四级办广播电视”，使城市电视台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但“中央批了户口，地方给了锅灶，寻找粮草得靠自己”，于是，城市电视台采取横向联合的方式共渡创业时期的经济和节目难关，并从中发展出一种合作的关系。1985年7月1日，城市电视台节目交流中心正式诞生，起初主要采用物物交换方式调剂节目，后来以合作拍片的方式增强实力，它们的交流活动促进了电视节目的商品化，推动了国内电视节目市场的形成。
与成立广播电视新闻中心的实践相比，电视台的纵横联合显然没有多少行政干预的影子，而更多的是市场因素在起作用，体现出了“竞合”的典型特征：在合作性竞争中做大做强。
四、机构管理上实现了跨行业合并
1986年1月2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播电视部改为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决定》，对电影和电视事业实现统一领导，电影局由原属文化部成建制地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
尽管这样的机构整合依然是以行政命令来实现的，但在其背后，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起作用。应该说，这是在我国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最早出现的跨行业的整合。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不是只讲风格、不计代价的年代了，经济杠杆开始调整行业之间的关系。1979年8月，文化部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电影业实行独立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利润分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断然停止了向电视台供应新故事影片，不少文艺团体也随之提高了对电视台录制新戏的收费标准。而此时，恰值广播事业局要求各电视台增加电视播出次数，延长电视播出时间。一时间缺口大增，使一直备受优待的电视台立即面临断粮绝炊的危险。
1978年，中央电视台自己尝试着拍摄了八部电视剧，虽然艺术质量稍嫌粗糙，但制作周期短，花费少。1979年8月，广播事业局召开首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号召全国电视台大拍电视剧，同时宣布，放眼海外，立即进口国外的影视片，以解燃眉之急。加上此时电视机迅速普及，电视剧这株尚不成熟的幼苗，反过来逐渐让电影界开始感到威胁了。自1981年，电影发行放映各项指标逐年下降。
虽然在有关方面的斡旋下，后来文化部与广播事业局签订了一个《关于供应电视台播放影片的规定》，但协议的执行情况却并不理想，电影公司仍然极不情愿提供新片。
其实，长期以来，由于电影和电视分别由两个部门管理，电影片、电视片不光是在播映方面有矛盾，在题材规划、创造生产、对外合拍、进口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现象，不仅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也影响到为社会服务，影视协调、共同发展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所以，1986年对电影业和电视业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虽然表现为一种管理体制上的调整，但客观上起到取长补短、整合资源、合理分工、团结协作、共同繁荣的目的，这无疑又是一个市场竞争的结果——从对抗性竞争走向了合作性竞争。
〔成文胜：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