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京香
内容摘要：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全球化语境下给予了当代西方文论一个崭新的批评视角，一个充满活力与生机的理论话语。本文论述了它的起源以及三大主要理论流派，指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批判和借鉴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并由此形成了多元的理论批评格局：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
关键词：女性、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文学批评
一、《第二性》与《性政治》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指以“女性主义”为主要立场与角度的文学批评，是当代西方文艺批评的理论之一。它的先驱者是法国的西蒙·波伏娃。1949年，她出版了《第二性》，该书从性别的角度探讨了有关女性的若干理论问题，奠定了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西方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催生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贝蒂·弗里丹、凯特·米特勒、雅克·德里达、伊莱恩·肖瓦尔特这些名字，使人们想起女性主义批评的产生，还有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同女性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1963年，贝蒂·弗里丹，这位美国妇女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和调查研究，撰写了有关美国家庭主妇困惑的文章，因投稿被拒，最后以书籍的形式《女性的奥秘》出版，结果震撼了美国与欧洲社会，掀起了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在这次浪潮中，女权主义者们已不满足于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而将斗争扩大到思想文化领域。文学作为一种反映社会和人生的社会意识形态，理所当然地受到女权运动者们的关注。1970年凯特·米特勒的博士论文《性政治》出版，她在书中剖析了四位男作家的作品，批判了男性作家的大男子主义，揭露了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有意歪曲，抨击了传统的“阳物崇拜”论，确定了重读文本、重新认识性别身份对再现女性形象的重要性，打破了以往以男子为中心的创作、阅读和批评的规范，建构起一种以女性特有的生活经历、审美体验和批评视角，用以对作品进行女性主义的阅读和批评，消解了传统上男性作家在文学中再现女性形象的权威性和可信性。
《性政治》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里程碑，米特勒是最早将女性主义理论引入文学批评的女性。该书出版后，有关女性主义的文学理论和研讨班也开展起来。20世纪60年代，西方文论本身面临着危机，索绪尔的符号差异论、各种形式主义批评的“中性/无性”运作模式已不是文学妇女的兴趣点。法国解构主义的领袖雅克·德里达对传统的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原则提出质疑，提出了多元化的思维方式。德里达认为意义不是在对立、封闭的二元系统中产生的，意义产生于一种能指的在场与其他能指的缺席之间的开放性关系。女性主义者由此联想到社会中男女并非对立的关系，女性不是为男性而存在、不是男性憎恶的对象化，男女之间在社会中应是一种和谐关系。而女性主义批评的骁将伊莱恩·肖瓦尔特则从女性的个体经验中提出，在文学领域，女性需建立自己的体系，而不能依附在男性的话语中。如：她的《迈向女性主义诗学》说，女性经验的表达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的女性主义批评的基本思路，即基于女性体验，建构妇女文学的女性框架，摆脱男性文学的束缚，创建女性文化的新颖、蓬勃发展的世界。另外，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重视意识形态理论也贯穿于女性主义批评之中，女性主义重读“经典”的过程以及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评理论被女性主义者所接受，女性主义批评由此渐渐丰富起来。
二、从边缘走向中心
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以女性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以性别和社会性别为基本出发点，以“从边缘走向中心”为行动纲领，在创建自己的理论过程中把触角伸向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领域，通过借鉴、批判与改造将它们纳入女性主义话语，形成了多元化的批评流派，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三大流派。下面分别对它们加以阐释。
1.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四大理论”与“性别制度”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些具有女性主义思想的学者借鉴经典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若干观点，考察文学领域中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妇女自身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复杂关系、妇女解放条件与途径等，并对其进行修正与颠覆。其主要观点由朱丽叶·米切尔、盖尔·卢宾、凯特·米特勒等人提出。
关于妇女的压迫根源，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认为：第一是私有制的出现；第二是历史上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第三是妇女体力的弱小。其中的关键是经济因素。“妇女争取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另外，妇女解放“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越来越要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融化在公共事业中”。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吸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然而，朱丽叶·米切尔针对妇女受压迫机制提出了“四大结构”理论，即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化。
她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即：妇女体力弱小与受压迫以及私有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进行了修正。米切尔认为，不是妇女体力的弱小将其排除在生产活动之外，而是她的社会劣势使其沦为社会的奴隶。从历史上看，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妇女的体力弱势并没有妨碍妇女参加社会工作，在农业社会，妇女同男人一样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就生育活动来说，米切尔认为，只要生育仍是一种自然现象，妇女就注定要成为社会剥削的对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排除了母亲的生理功能是很大的不足。在性爱机制方面，米切尔指出，性自由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所不愿意提及的，但性自由在一夫多妻制下通常是一种剥削——反过来又变成了一种要求解放的潜在动力，性自由意味着超越当前性制度限制的两性的自由。儿童社会化方面，母亲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母性作用，但由于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孩子身上，自己的素质提高就受到了影响，社会也没有为母亲提供特别的时间、优厚的待遇和各种需要的文化素质教育，社会化程度不会因妇女新的母性天职而简单地提高。在儿童社会化过程和新的母性天职的背后隐藏着社会对母亲即妇女更深的压迫。米切尔指出，只有改变上述四大结构（而不是只改变其中的一个），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在这四大结构中，经济因素（即生产因素）仍然是主要的，但是必须伴有同其他三大因素相一致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直接行动的特殊关头所起到的作用可能会超过经济因素。
美国人类学者盖尔·卢宾不赞同恩格斯的女性受奴役与社会发展同步的理论。她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开始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这时所建立的关系比在生产过程中建立的关系更重要。她提出社会的“性别制度”是建立在交换关系的基础上的，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性别制度。“在以人类再生产为主的社会中，最重要的信物就是女人，最基本的社会流通就是交换女人，婚姻是交换女人的仪式和形式。”卢宾还借鉴弗洛伊德、拉康的“恋母情结”学说，谋求改变性别制度的可能性。她认为如果男女双方在孩子最小的时候一起来抚养，就会从根本上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并有可能根除性别压迫和歧视。这种“性别理论”的研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重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