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话语实践分析教学法的基本要素
语言学和语言研究的范围包括语言学的各个分支领域，如词汇学、语义学、语法和语言学等；而后者对于社会文化与语言学的交叉领域中则包括对社会学、政治学和传播学等诸领域的研究。其中的著名学者包括安东尼奥·葛兰西、路易斯·阿尔都塞、米歇尔·福柯、尤尔根·哈贝马斯、安东尼奥·吉登斯、乌尔里希·贝克等。
1.话语文本分析
教学分析的对象是语言文本。文本分析可以被概括在四个主要标题之下：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结构。词汇主要涉及个体词语，语法涉及与分句和句子连在一起的语词，连贯性涉及分句和句子如何被连接在一起，文本结构涉及文本的大范围的组织属性。这些在传统的语言教学中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但缺少对于话语实践流程和环境特点的分析。分析本身是一种解释的过程，话语能够得到历史的、动态的研究和分析，其根据是话语类型在话语过程中变化着的结构，并根据诸如此类的变化如何反映和建构更加广阔的社会变化过程。在社会学意义上，话语是建构性的，建构社会主体，建构社会关系，建构知识和信仰体系，而话语研究则侧重于话语的建构性的意识形态作用。此外，话语分析不仅关注话语中的权力关系，而且关注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如何构成和改变一个社会或机构的话语实践。
在由斐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开创的传统中，“话语”被认为是禁不起系统研究的东西，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个体的行为：个体根据他们的希望和意图以不可预测的方式来利用一种语言。话语本身存在于把语言使用当作社会实践这一前提下，而不是像索绪尔所言，是一个纯粹的个体行为或情景变量的折射。话语既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行为形式。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一种辩证的关系：话语被社会结构所构成，并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受制于社会层次上的阶级和其他关系，受制于诸如法律或教育等特殊机构所特有的关系，受制于各个分类系统，受制于各种规范和习俗——它们既有话语的性质，又有非话语的性质；另一方面，话语在社会意义上是建构性的，话语有助于社会结构所有方面的建构。因此，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和建构世界的重要力量。
2.话语实践分析
教学中的话语实践牵涉到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这些过程的性质根据社会因素在不同的话语类型之间发生着变化。例如，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文本以特殊的方式被生产出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要将语言文本生产过程中的主观动机、文化环境和技术条件等因素全面地展现给语言学习者，让学习者充分了解并掌握目标语言，特别是习得过程中使用文本资料的生产背景以及环境要素。文本的分配和消费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文本的生产环节。文本在不同社会背景下也被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消费。文本既具有话语类的可变结果，也具有话语的可变结果。有些文本引导人们走向核战，有些文本使得人们获得了工作，还有些文本则改变了人们的态度、信仰或者实践。有些文本具有简单的分配方式，偶然的谈话只属于它所发生的当下的环境背景，而其他文本则有着复杂的分配方式。由政治领导人生产出来的文本或在国际军备谈判中产生的文本，在不同的机构领域内分发，其中每一个领域都有其自身的消费模式，有其自己的用语再造和改变文本的日常事务。文本的消费过程则是最终决定文本效能的重要环节。
一个文本的力量是它的行为的组成部分，是它的解释性意义的组成部分，即它被用来发挥社会效用的东西是什么，它被用来履行的是什么样的“言语行为”（发布命令，提出问题，制造威胁，作出承诺等）。话语实践设计的主过程，不论是文本的产生，还是解释和消费，都在双重意义上受到社会的制约。首先，它们受到可获得的成员资源的限制，后者被有效地内化于社会结构、规范和习俗中，包括话语秩序以及刚才所论及的那种关于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习惯做法之中，而且，这些成员资源已经通过过去的社会实践和斗争被建构起来。其次，它们受到自身的作为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的特殊性质的制约，后者决定了什么样的成员资源要素可以得到利用，以及它们被如何（以规范的方式或以创造性的方式，以接受的方式或以反对的方式）利用。话语实践的分析是微观和宏观分析相结合的过程。文本微观分析可以准确地说明参与者如何在其成员资源的基础上生产文本和解释文本，但宏观分析有利于了解成员资源（包括话语秩序）在生产和解释文本过程中的性质，有助于了解成员资源是以规范的方式被利用，还是以创造性的方式被利用。语言学习者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解释文本，是一个需要独立加以研究的问题。
3.社会实践分析
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凸现意识形态与权力的交织过程，可以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解释文本分析和话语实践过程中诸多关于真理和导向的问题，透彻地看到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中的实质。“真理不在权力之外……真理是此案世界之物；它只有依靠多重形式的限制才能产生。这就引发了权力的各种规定效应。”社会实践分析将话语放在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中进行讨论，将话语置于一种作为霸权的权力观中，置于一种作为霸权斗争的权力关系的演化观念中。
（1）话语的社会实践与意识形态
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著名学者阿尔都塞早在1971年就雄辩地论述了意识形态的三个不同方面的内涵。首先，他认为在各种机构实践中都有一种物质存在，它为研究作为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开辟了道路；第二，意识形态对于行为主体具有严格的规训和约束作用，话语因而具有显著的建构主体的作用；第三，诸如教育和大众传播这样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阶级斗争中既是场地，又是利害关系所在，这表明在话语中的斗争中，关于话语的斗争是以意识形态为方向的呼吁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为现实（物理世界、社会关系、社会身份）的意义和建构，这被建构到话语实践的形式和意义的各种向度之中，它也致力于统治关系的生产、再生产或改变。此外，人们可以在批判语言学中看到意识形态的象征。虽然文本的形式和内容的确承载着意识形态过程和结构的印记，但从文本中不可能逐字逐句地读出意识形态的原貌。因为，文本对于各种解释都是开放的。意识形态适合于作为所有社会实践的话语，而不仅仅适合于作为此类实践的契机文本。意识形态主要被设置于两种东西之中，一是结构（就是话语秩序）——它们构成了过去实践的结果和现在实践的条件，二是实践本身——它们再造和改变它们的条件性结构。某些累积的、自然化的方向既被构建到规范和习俗之中，也被建构到一个正在进行的工作之中——就是在话语实践中使诸如此类的方向自然化和去自然化的工作。
（2）话语的社会实践与霸权
西方著名“左派”知识分子意大利人葛兰西正是利用霸权的概念来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和西欧革命策略的。霸权为研究话语的社会实践提供了一条与权力关系演化相关的理论变化道路。霸权作为以经济因素限定的阶级特性之一，在整体上与其他性质的社会力量结成联盟，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但霸权并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唯一形式，即统治阶级以霸权逻辑编码的各种话语符号以及这些符号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解读，在解码过程中带给编码者以地位和权力。这种权力大多通过话语符号的表征作用为客体所直接感知。如霍尔所言：“表征是在我们头脑中通过语言对各种概念的意义的生产。它就是诸概念与语言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我们既能指称“真实”的物、人、事的世界，又确实能够想象虚构的物、人、事的世界。”编码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机构型的，而解码模式则更加贴近公共性。不过，大部分话语并非都是在国家政治的层次上对特定机构（家庭、学校、法庭等）中的霸权斗争产生影响。“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话语，不仅仅是权力斗争的场所，而且也是权力斗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话语实践利用了那些孕育了特殊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习俗，而这些习俗本身，及它们的表达方式是斗争的焦点。”从某种意义上说，霸权既为语言编码提供社会实践的基本模式，又为实践提供分配和消费的灵感源泉。
以上三个向度的话语分析框架为我们由文本符号到思想形态的追溯提供了一条完整的研究和实践路径。“任何具有某种符号功能的，与其他符号一起被组织进能携带和表达意义的一种系统中去的声音、词、形象和客体，都是一种语言。”在语言教学中，如果能够参考这一话语分析范式，即文本话语分析－话语实践分析－社会实践分析，就会大大加深语言学习者对目标语言背景文化、历史、政治逻辑的理解深度，从而为更加合理的使用语言服务，达到提高语用效果的目的。
三、话语实践分析的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以因特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的推动下，全球化过程和现代化过程在社会的不同角落整合着各种资源。其中，作为显示表征和思想表达符号的话语体系也在经历着诸多变革。正在发生的话语秩序变化中存在着集中明显且广泛的趋势，这些趋势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结合起来能使其社会效应更加突出。
当代社会话语的三种变化趋势可以概括为：民主化、商业化和技术化。话语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是指消除话语权利和语言权利、义务以及人类群体声望方面的不平等和不对称。商品化是这样一个过程：借助于商品化，社会领域和机构变为根据商品生产、分配和消费而被组织起来的富有观念意义的要素。教育话语的商品化不仅是一个词汇的问题，它更是一个文类的问题，教育的话语秩序正在被广告文类殖民化，而广告本身是一种绝妙的策略性话语，这使得教育文本充满高度的目的性和浓重的商业色彩，使人们忽视了对教育本质的思考。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日益趋向于对人们生活的越来越多的组成部分进行控制。哈贝马斯根据由国家和经济“体系”所构成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来描述这一点。福柯也指出了这个一般趋势，他对技术和技巧作了分类，后者是为现代“生物权力”而服务的。福柯关于权力技术的分析可以被延伸到话语上面。我们能够有效地涉及“话语技术”以及作为现代话语秩序特性的某种“话语技术化”。民主化和商品化也许看起来是简单的对立物——前者是对控制的削弱，后者是对控制的加强，但是，诸如虚假的人格化这样的现象表明，其中的关系要更加复杂。这些趋势之所以不能被看做是简单的对立物的另一个理由是，商品化实际上包含着民主化。
话语秩序的民主化、商品化和技术化为话语实践分析提供了诸多演进和发展这一理论范式的方向和思路，对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分析和社会实践分析的影响是深远和复杂的，但同时也昭示着话语实践分析框架的合理性与发展空间，同时又对具体的语言教学实践提出了诸多挑战，这尤其需要语言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理论基础，做到与时俱进，才能引导语言学习者习得既鲜活生动，又全面深刻的语言素养和知识。
结语
综上所述，话语实践分析作为考量和记录社会变迁的重要研究框架对提升语言教学效果具有实际的意义，通过语言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分析和社会实践分析，有利于从根本上提升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和语言素养，同时能加深其对背景文化、历史和社会的理解。面对逐渐商品化、民主化和技术化的话语秩序的发展趋势，我们希望语言学习者在习得语言过程中能够培养起批判的语言意识。这种意识是由诺曼·费尔克拉夫在上世纪末提出的。所谓“批判的语言意识”的目的是利用学习者自己的语言和话语经历，帮助他们对自己作为文本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介入的实践有更多的意识：“更加意识到构成它的社会力量和利益；更加意识到介入其中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更加意识到它对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的影响；更加意识到话语在文化和社会的变化过程中的作用（包括话语的技术化）。”这种深刻而不失全面的批判的语言意识要求语言学习者不但要掌握与必要的符号和规则相关的知识储备，更要具备观察、分析、适应和利用话语秩序进行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能力，这正是话语实践分析教学方法关注的焦点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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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版。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书简》，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