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它是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产物，它孕育于现代主义的母体中，并在二战以后与母体撕裂，而成为一个毁誉交加的文化幽灵，徘徊在整个西方文化领域。
在对后现代主义的评判上，引起了哲学、社会学、神学、教育学、美学、文学领域经久不息的论争，诸如德里达、利奥塔、福柯、罗蒂、杰姆逊、哈贝马斯、斯潘诺斯等一大批重要思想家全都卷入了对后现代主义精神的理论阐释和严重关注之中。
总体而言，后现代主义思潮具有的怀疑精神和反文化姿态，以及对传统的决绝态度和价值消解的策略，使得它成为一种“极端”的理论，使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彻底虚无主义的否定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悖论具有如下的特点：
1.从形式上讲，后现代主义是一股源自现代主义但又反叛现代主义的思潮，它与现代主义之间是一种既继承又反叛的关系。
2.从内容上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源于工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的思考与回答，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剥夺人的主体性、感觉丰富性的死板僵化、机械划一的整体性、中心性、同一性等的批判与解构，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形而上学的在场”、“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与解构。
3.从实质上说，后现代主义是对西方传统哲学和西方现代社会的纠正与反叛，是一种在批判与反叛中又难免会走向另一极端——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过正”的“矫枉”。
【丹尼尔·贝尔】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推出自己的巨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直接从后工业社会理论入手，直观后现代文化，占据了对后现代主义研究中全景阐释的优越地位。
后工业社会理论
首先，“后”字作何解？用“后”有两个内涵，第一，对“超”这个伟大的万能装饰语的使用无以复加——超文化、超人类、超社会、超悲剧——而只能一改“超”字而用“后”字替代，如后工业、后历史、后殖民、后现代、后匮乏等，非“后”无以形容其程度之深刻。第二，一个“后”字，恰到好处地点出了对“生活于间隙时期”的迷惘感受，这个间隙正是处于工业社会不断逝去和先进工业社会来临之间。因之，用后工业社会概念而不用知识社会、信息社会乃是因为在这“间隙过渡”时期，西方社会由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处于历史的巨大变革、动荡之中：旧的社会关系、现有的权力结构以及资产阶级的文化都正在迅速销蚀。
贝尔否定以生产关系划分社会形态，取而代之以工业化程度把世界分成三种：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主要是同自然界竞争，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工业社会则是同经过加工的自然界竞争，注重人与机器的关系；后工业社会则是人与人的竞争，注重人与人的关系。贝尔更进一步将现代社会当做不协调的复合体，认为它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相加而成。他提出三领域对立学说，作为自己文化总体批判理论的出发点。他认为历时200多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形成在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根本性对立冲突。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三个领域之间价值观念和品格构造的矛盾更加尖锐。在经济主宰社会生活、文化商品化趋势严重、高科技变成当代人类图腾的压迫局面下，变革缓慢的文化阵营步步退却，强化自身的专利特征和自治能力。人文科学在自然科学全面侵占的处境下，呼吁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划界”，以争得一块合法生存的地盘。但文化本身的积淀性和扬弃性完全不同于科技的革命性和创新取代性。科技以不断推翻陈说、标新立异而高歌猛进；而文化却不能完全丢掉自己立足其间的历史传统，相反，它因为要寻根而步步退却，不断返回存在的本源去发现生活的意义。
贝尔认为，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其经济冲动力被导入高度拘束性的品格构造，其精力都用于商品生产，并导致一种惧怕本能、自发和浪荡倾向的工作态度。在美术和文学中，资产阶级的趣味也倾向于平庸无聊的英雄崇拜。而艺术家则不断自我膨胀，以人取代上帝，对功利、专利、拜金主义深恶痛绝，大加挞伐，并以其全新的叛逆姿态，否定和批判资本主义传统价值体系，逐步形成与经济体制分庭抗礼的“文化霸权”。造成这一畸形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两面中的“宗教冲动力”因遭科技理性的打击和“世俗精神”的贬斥而耗尽了能量，经济冲动力成为社会冒进的尺度本身，发展与变革即是一切，渎神成为社会世俗化的节日，这个畸形的社会因丧失了终极意义的给出而使人生变得没有目标和意义。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不断宣布新的美学，新的形式，新的风格。然而这些“主义”现在成了明日黄花，所有“主义”现在都成了过时论。没有中心，有的只是边缘。现代主义在这疯狂的一浪压一浪的宣泄中耗尽了自己，创造的冲动逐渐松弛，反叛已经成为秩序，批判也已沦为空谈。现代艺术开始丧失它的反叛力量，像一只泼尽了水的空碗，徒落下一个反叛的外壳，其原有的刚健的震惊力萎缩成花哨浅薄的时尚，它藉以哗众取宠的实验性和超脱感也日益琐碎无聊，甚至艺术试验形式也变成了广告和流行时装的符号象征。
贝尔认为，作为反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进一步推进而达到的巅峰状态，是现代主义极端扩张而导致的文化霸权主义，它意味着话语沟通和制约的无效，它鼓励文化渎神与信仰悼亡。作为反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之目的是通过对人的感觉方式的革命，从而对社会结构本身加以改革，以反文化的激进方式，使人对旧事物一律厌倦而达到文化革命的目的。因此，这是一种以反文化为其内容的新文化，对传统文化而言具有特殊的历史蕴涵，它既是终结，又是开端。
后现代主义的美学特征
1.后现代主义反对美学对生活的证明和反思，张扬非理性，这必然导致对本能的完全依赖。
2.艺术成为一种游戏，后现代主义打破了现代艺术的界限，认为行动本身即艺术，艺术即标新立异。
3.艺术和生活的界限消失了，艺术所允诺的事，生活就会加以实践。
4.抹煞艺术和生活的界限是艺术种类分解得更深入的一个方面，绘画转化为行动艺术，艺术从博物馆移入环境中去，经验统统变成了艺术，不管它有没有形式。这一进程大有毁灭艺术之势。
后现代主义的美学本质
后现代美学是一种视觉美学。视觉美学否定的单一等级观念，视觉文化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方面。电影、电视造成的巨大冲击力、晕眩力，成为审美主导潮流。视觉艺术为现代人看见和想看见的事物提供了大量优越的机会，这与当代观众渴望行动、参与，追求新奇刺激、轰动效应相合拍。至此，传统艺术解体了。传统艺术所持的观念——艺术不是生活，因为生活是短暂的、变化的，而艺术却是永恒的——也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抨击，后现代主义认为艺术和文化的轨迹，已经从独立的作品转移到艺术家的个性上，从永恒的客体转移到短暂的过程中。艺术不再是观照的对象，而是一个行为，一个事件。这标志着艺术家感情化魅力的匮乏，已经退化到直接震动感官的地步。
贝尔的焦虑
在分析了后现代文化特征后，贝尔对其文化混杂倾向和所谓“反文化”的偏激冲动表示深切的忧虑，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造成这种信仰危机的原因均来自于人所具有的内外两种体验世界的方式所出的问题：从外部来说，外部世界的迅速变化导致人在空间感和时间感方面的错乱；从内部来说，宗教信仰的泯灭，超生希望的失落，以及关于人生有限、死后万事空的新意识则铸成自我意识的沦丧。后现代艺术原是想超越这些苦恼：超越自然，超越文化，超越悲剧——去开拓无限。可惜，它的动力仅仅出自激进自我的无穷发展精神，因此，当它以破碎的艺术去对抗破碎的世界时，就已注定它最终无法将破碎的心灵重新聚合。如此，人生就只能走进一个生命意义匮乏的“空白荒地的边缘”。因此，必须重新依靠一种新的宗教来拯救。
【杰姆逊】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长期执教于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杜克大学等高等学府。1985年来华讲学，其讲稿后来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为书名出版。杰姆逊教授对后工业化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艺术现象以及其他社会现象进行了整体研究，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创的观点。
后现代主义文化形态
杰姆逊将三种文化形态与三种社会形态一一对应，认为市场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是现实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出现的是现代主义，而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是后现代主义。这三个社会阶段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对世界的体验和自我体验。而与之对应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也分别反映了一种新的心理结构，标志着人的性质的一次改变。
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
1.空前的文化扩张。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文学与俗文学的界限基本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成为商品，甚至艺术美学理论和文化理论本身也成为商品，商品化的逻辑浸渍到人们的思维中，也弥散到文化的逻辑中。至此，后现代文化宣布自己已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展出来，打破了艺术和生活的界限，文化彻底置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成为众多消费品中的一类。
2.语言和表达的扭曲。后现代人已不同于现代人，其原因是，他赖以立身于世的语言发生了重大变化。后现代语言已经完全不同于现代主义语言。按后现代语言观看来，存在主义式的人说语言、语言是人存在的家、人是语言中心的看法业已失效。在后现代，并非我们控制语言或我们说语言，相反，我们被语言所控制，说话的主体是“他者”，而不是“我”。换言之，说话的主体并非把握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非“我说语言”。人从万物的中心终于退到连语言也把握不了而要被语言所把握的地步，其结果表现在艺术家那里，则是昔日那种写出真理、终极意义的冲动，退化为今天的“无言”。
3.作为一种“后哲学”的理论，不再宣布发现真理是自己的天职和使命。后现代社会是一个“他人引导”的社会，理论不再提供权威和标准，而是以一种怀疑的态度进行不断的否定。理论不再讨论什么真理、价值之类的话题，而是在一种语境中，谈论语言效果，是一种关于语言的游戏、关于语言的表述、关于文本的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