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审美活动落实在个体身上，但使个体审美得以可能和如何可能的审美文化则是社会性的，换句话说，审美文化的生产与运作在根本上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机制，由此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审美文化娱乐化取向的内在根据。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宗教、道德与政治分别是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宗教化的社会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成为教徒，道德化的社会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成为善人，政治化的社会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成为革命者，在此，审美被社会强制为传播宗教、道德与政治理念的工具，审美活动中的娱乐被视为既有利又有弊的因素。说其有利是因为它可以使教化的过程变得愉快，说其不利是因为它有使人沉溺于娱乐的危险，因此，审美的娱乐效果总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或禁忌，所谓“乐而不淫”就是“娱乐限制”或“娱乐禁忌”的一种表述。
与传统社会不同，当代社会的显著标志是经济化与世俗化，这为审美文化的娱乐化奠定了基础。我们知道，当经济上升为一种主导性的社会力量后，社会便要求每个成员成为生产者与消费者。在当代社会，人的生活世界被一分为二了：工作与休闲。白天工作、晚上休闲，一段时期工作，一段时期休闲，工作与休闲的界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在传统社会，有所谓劳动阶级与有闲阶级之分，而在当代社会，工作与休闲成了大众共有生活方式，因此，在今天，大多数人既紧张地工作（高度紧张），也放松地休闲（彻底放松）。“工作-休闲”或“紧张-放松”成了现代人生活的基本轮回，这一轮回的背后深藏着资本运作的根本性逻辑：扩大再生产与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社会，充分的休闲不仅是劳动者再生产的基本方式，还是滋生当代娱乐工业的温床。对当代人来说，休闲的基本方式就是娱乐。休闲对娱乐的大量需求刺激了娱乐工业的发展，而现代社会的世俗化又为娱乐工业大开绿灯。传统社会对娱乐有各种限制与禁忌，因此，审美与娱乐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而当代社会不仅不限制娱乐，而且还以各种方式鼓动娱乐，审美就是当代娱乐工业刺激、引诱、指导人们娱乐消费的基本方式，在此，审美与娱乐合而为一了。
过去，我们进美术馆会不由自主地为弄懂作品的意义而煞费苦心，我们会因不懂而懊恼，今天我们再这样做就会遭到一些人的嘲笑：“你累不累？”在当代人看来，进美术馆不是去工作而是去休闲（注意：对大多数当代人来说，生活的空间只有工作与休闲，此外一无所有），休闲就是放松，放松就是别劳神费力，就是身心的轻松与快乐，因此，当代休闲的典型样式是去游乐园。如果说美术馆是传统审美文化的产物，游乐园则是当代审美文化的杰作。在美术馆中我们感到一种艰苦用心的要求，否则我们会与那个空间格格不入，而在游乐园，我们则轻而易举地获得快乐，并很快沉浸其中。
奠基于经济化与世俗化的审美娱乐化几乎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在今天，不仅各电视台的搞笑节目和搞笑主持人日益中心化，就连有某种严肃意图的春节联欢晚会也越来越搞笑了（小品成了春节联欢晚会事实上的看点，联欢成了大众追求的真正目的）。应该说当代审美文化的娱乐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至少它承认了大众休闲娱乐的权利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大众娱乐休闲的需求，但审美文化的娱乐化也令人忧虑。首先，当代审美文化的娱乐化不是审美文化的局部状态，而是一种正在全面开花的趋势，即它正在把所有的艺术审美活动娱乐化。其次，这种正在普遍化的娱乐性审美文化威胁着审美文化的精神性品质，具体而言，它导致了真正的喜剧性和悲剧性在审美文化中的隐匿。在今天，大量的“搞笑逗乐”是没有严肃的人生关切与发人深思的反讽的，在此，“一点正经没有”，在此，除了油滑与痞气，就是对一切神圣与质朴的东西肆无忌惮地开涮。如果说真正的喜剧会引发某种“含泪的笑”，即总是具有某种程度的悲剧性的话，当代审美文化的“伪喜剧化”则只激发一种“反胃的笑”，因而取消了任何悲剧性的意味。当代审美文化除了“搞笑逗乐”地娱乐大众外，还“感怀动情”地娱乐大众，比如大量的流行音乐、滥情小说与电视。这些艺术复制流俗的悲欢离合，因此它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经验性共鸣却很难震惊人的灵魂，它强化流俗的经验与观念而绝不会改变这些经验与观念。所谓“感动也快，遗忘得也快”，这大概是当代审美文化伪悲剧性的显著症状。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49年出版了一本名为《1984年》的小说，在书中他预言自由民主将要消亡，专制独裁将要主宰一切；另一位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1932年出版了一本名为《美丽的新世界》的科幻小说，在书中他预言在未来真正威胁人的不是令人厌恶的专制独裁，而是招人喜爱的审美娱乐。对此，当代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说，不是奥威尔，而是赫胥黎的预言在今天成了现实，一种“娱乐至死”的现实。波兹曼分析说：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剧。
……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重新被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变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物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波兹曼所著的《娱乐至死》的封面上有这样一幅画：画面上一个四口之家的成员坐在一起看电视，他们的服装、姿势以及整体的观看氛围是我们最常见的当代娱乐场景，在此场景中其乐融融但没有头脑。事实上，无思的审美娱乐已是当代大众的日常生活。在波兹曼看来，当代文化的娱乐化是一种致死的疾病，它导致文化思性的消失。没有思性的文化是没有大脑的文化，也是不能为人类生存奠基的文化。当代审美文化的娱乐化加剧了文化的非思化，因此，对它保持一种反思与批判的态度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在放松肉体的同时将放逐灵魂。
五、生活化与无边的审美
有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在王尔德生活的19世纪，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不合法的也是可笑的，审美只是非现实的、非日常的、非大众的活动，它被圈围在艺术沙龙、画廊、剧院、艺术家团体之中，越此界线即有灭顶之灾，比如王尔德的遭遇。在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现代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被允许在“晚上”合法地进行。在鲍德里亚描述的后现代社会，情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审美的夜晚向白天弥漫，正在形成一个审美的白夜。
在后现代社会审美的白夜，王尔德时代的状况发生了根本逆转，现实的主体不再是道德的人（或宗教的人和政治的人）而是审美的人，在这一时代，不是审美而是道德（宗教、政治）成了人们嘲笑戏弄的对象，在今天，一个人讲道德（宗教、政治）就像以前有人爱打扮一样可笑。尽管后现代社会各种道德的信条还在，但它们就像当年的审美理想一样成了过去的遗物，一种遗老遗少的爱物。审美的人成了现实的人，道德的人成了非现实的人。
导致这一逆转的原因很多，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审美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结合。据雷蒙·威廉斯说，“消费”一词最早的用法指“摧毁、用光、浪费、耗尽”。在以“短缺”为特征的早期资本主义时期，“消费”必须受到限制才能保证生产持续的积累和分配的稳定。在这个社会，有限的消费的目的不是消费者的快乐，而是社会补充劳动力和劳动力再生产的手段，由此产生的需求理论有所谓“基本需求”和“额外需求”，基本需求是正当的道德需求，额外需求则是不正当的非道德需求（贪婪）。显然，这种需求伦理以道德的名义表达了短缺经济的内在要求，或者说道德化的需求理论是短缺经济的意识形态，它以道德的名义对消费施加的限制和贬抑在根本上乃是一种经济行为。由于艺术和审美鼓动感性欲望，引诱人走向“摧毁、用光、浪费、耗尽”的消费，因此，在上述需求伦理看来，艺术和审美是不道德的。而在以“过剩”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不再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而是带动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杠杆。大量的过剩产品必须尽快地“摧毁、用光、浪费、耗尽”，即尽快地消费，生产的持续才有可能。巴塔耶就强调必须将经济生产与“过剩”而不是与“短缺”联系起来思考“消费”的积极意义，应该鼓励消费而不是限制消费。事实上，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社会就公开肯定和鼓动消费了。鲍德里亚说，在消费社会，“浪费式消费已变成一种日常义务，一种类似于间接赋税的通常无形的强制性命令，一种对经济秩序束缚的不自觉的参与”。
消费社会的重要任务是如何使大众成为敢于消费、善于消费、迅速消费和无度消费的消费者。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行政手段（放假等）和经济手段（贷款、信用等）外，更重要的是将审美文化手段化。生产过剩的消费社会所渴望的消费需求绝非有限的基本生存需求，而是无限的非基本需求，它憎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服装购买者，渴望一天换几套、穿过就扔的消费者。这种消费者显然不再是道德的人而是审美的人，服装之于他已不再是御寒和遮羞的基本需求物，而是炫耀、展示、摆阔、交际、自我陶醉的审美象征物。作为非实用的象征性审美需求是可以无限膨胀的，这正是消费社会解决生产过剩并带动生产无限度扩大以追求最大利润的关键。就此而言，审美成了使消费得以可能的关键，成了消费社会的构成性要素。正因为如此，消费社会对审美所带来的一系列道德弊端总是默许的，最多做一些表面文章，因为经济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消费审美主义肯定审美消费的绝对价值，也就要肯定非道德的欲望、享乐、挥霍、个性、唯美的价值。M.库利的《流亡归来》研究了所谓“消费伦理”。他指出：新消费伦理最初产生于一些放纵的艺术家和格林威治村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以此攻击基督教伦理。O.S.马斯登在1899年写了一本书，名为《品格：世上最伟大的事物》。在书中，马斯登极力渲染基督教绅士的理想信念：诚实、勇敢、责任、勤奋及节俭的美德。而到1921年，马斯登在新出版的劝世箴言《主导型人格》中则开始强调“个人魅力”和“吸引力”。事实上，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消费审美主义已开始取代道德主义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
在19世纪末的王尔德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审美主义与日常生活的对立。那时，审美活动是非日常性、非大众性的，它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事情，或者是偶尔的闲暇之举，大众的日常生活是被实用功利和道德理性控制的。消费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状况。审美越来越生活化，生活越来越审美化，审美和生活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日常生活世界成了一个“没有围墙的审美狂欢园”，尼采式的“醉生梦死”不再是一小群人在特定时刻和特定地点之所为，而是无所不在的日常行为，它成了现实。
随着消费主义与高科技以及现代媒体的联手，生活世界的审美化速度也日益加快了。在今天，当我们走过一条条步行街，当我们走进一个个大型超市与购物中心，或者走进写字楼与办公区，我们都会深陷在审美的海洋中，美的声浪、美的幻景、美的格局都会扑面而来，令人的五官与心灵为之晕眩。即使我们回到家里，室内装修、家具物件以及电视娱乐节目还会继续让你审美，直到你审美疲劳昏昏欲睡。此外，越来越兴旺的旅游工业正在以审美的方式悄悄地改变着自然，一切都审美化了，没有什么能逃出“审美”的手心。于是，“审美”在当代社会不再是一种与现实生活隔离的艺术，而是造就现实、推动现实、支撑现实机器疯狂运转的根本动力。
随着艺术与生活的张力冲突消失，审美由乌托邦变为现实，一个重要的问题出现了。我们知道，在现代性进程中，审美主义一直是批判现实的思想资源，即所谓审美现代性与理性现代性的对抗，而当审美主义与消费主义合谋进而成为现实后，它转而成了亟待批判的对象。不管消费审美主义作为一种现实给人们带来了多少好处，至少它导致了致命的双重危险：它加速了自然资源的耗尽和价值资源的耗尽。然而，在后形而上学和后神学时代，我们如何批判社会化和现实化的审美主义？显然，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神性主义已不足以成为就手的批判武器了，但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重建神圣的信仰与健全的理性却是我们的责任。此外，还需要一问的是：我们是否得到了审美的生活而失去了审美的艺术？艺术与生活的差异以及艺术的批判功能是可以轻易放弃的吗？没有艺术对生活的超越，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审美意趣进入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