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当下都市言情剧创作，不得不将焦点集中于时下热播的电视剧《手机》。《手机》由于原著和电影版的先在，以及强大的演员阵容使其受到广泛关注。简言之，《手机》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言情而不泛。《手机》相较于电影版而言，虽弱化了“手机”这一细节，但仍是剧中负载意义指向而高度提炼的艺术细节，其在情感叙述中揭示了真诚与信任缺失的现代婚姻问题。手机可以诞生谎言，亦可揭穿真相，于是通过“手机”引爆了无数夫妻间“侦察与反侦察”的博弈，改变着无数婚姻的命运。其二，言情而不滥。《手机》剧的另一高明之处在于摈弃了矫情的迷惑性。该剧没有局限于严守一、费墨周旋于妻子、情人情感关系间纠结的爱恨情仇，节制的情感呈现在被矫情充斥的荧屏上尤其可贵。其将严守一、费墨的感情嵌入式地插入其日常生活的环节，具有极强的日常性和与其他方面的联系性，在避免类型化的同时获得更为宽广的、表述社会其他问题的影像空间。
例如，其以调侃的姿态对以“有一说一”为代表的媒体真实性质疑、对以费墨为代表的精英文化权威的解构，对当下如超女选秀、百家讲坛、奶粉事件等社会现象的影射，全景式地观照和反思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使得一部都市言情剧获得了社会宽广性和历史纵深感。其三，言情而不俗。该剧与大多数都市言情剧情节线最大的不同在于与都市叙述线索上并行的乡村表达，这种对比强化了影片的反思意味。“手机”代表典型的城市现代文明，其出现和普及在便于人类沟通的同时实质上又阻碍了沟通，成为谎言诞生遮蔽真实的物件。《手机》通过故乡“奶奶”这一人物来喻指隔离城市喧嚣的精神家园，当严守一疲于应对令其窒息的都市生活时，选择了造访故乡以洗涤含尘蒙垢的心灵，建构了“希望在农村”的寓言。然而现代农村手机普遍的存在，无疑又对这一寓言的真实性打上问号。而奶奶的去世，则彻底宣告了“乡村寓言”的终结。该剧一味批判“手机”指代的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人性异化，其实这样的批判是无效的，因为任何人都无法阻止普遍意义上社会的进步，或许强化主体的反思意识更为紧要。
综观都市言情剧发展的四个时期，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言情剧的发展是在曲折和摸索中一路走过来的。对情感生活的反映从“欲说还羞”走向了直面现实情感问题；主题观念的阐述由迷茫与困惑走向了探寻与重构；价值取向由一元独大的道德观向多元道德观过渡；故事题材由单一、雷同化向多样化、纵深处迈进；选题立意从依情构事和随意渲染向立足现实、着眼时代靠拢；性爱表现从人的自然存在向社会存在转变；家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由质疑走向了尊重。所有这些都应该是都市言情剧近30年的成长过程中所取得的骄人成绩。
二、都市言情剧的主要特征
倘若说上文谈到的都市言情剧发展的四个时期是对其发展脉络所做的一次纵向梳理，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亲情、爱情、婚外情三种情感形态，并结合各自的代表性作品来做一次横向的归纳，这样或许对都市言情剧的审美形态与审美价值有一个更加全面和完整的认识。
（一）亲情的呼唤
正如谈到人的觉醒就绕不过现代文学史上的《阿Q正传》那样，提到亲情的抒写绝不能绕过《渴望》。《渴望》是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尽管存在诸多待商榷之处，但无法动摇它在中国电视史上的标杆意义和独特地位。《渴望》是电视剧中亲情抒写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家”既是中国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细胞单位，又是中华民族价值皈依和精神寄托的归属地，而亲情恰恰是维系“家国”文化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之一。亲情是《渴望》这部电视剧的一个圆心，几乎所有故事的叙述和矛盾冲突都围绕这个圆心而展开。刘母坚决阻止刘慧芳和王沪生结合并大闹王家是血脉亲情的深刻体现；刘慧芳不顾众人的阻拦义无反顾地收养了弃儿小芳可以说是“舐犊情深”的天性使然；王亚茹和罗冈的婚姻危机是孩子这根亲情链条断裂的结果；王亚茹看不惯刘慧芳抚养弃儿以致挑拨王、刘夫妻关系破裂的举动是亲情失衡的生动体现；宋大成数十年如一日无私地给刘家奉献自己的汗水是爱情融化为亲情的必然行动；刘慧芳和徐月娟之间、王亚茹和田丽之间浓浓的姐妹情也是亲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可见，亲情是《渴望》展开叙事、连贯情节、塑造人物的一个核心元素。此外，这部电视剧“呼唤真善美的道德回归”的创作初衷以及重申家庭核心意义的审美价值都与亲情这两个字分不开。剧中人物性格的变化、主要人物的行动依据、故事情节的基本走向，遵循的既不是生活逻辑，也不是婚恋逻辑，而是寄托着道德理想的亲情。
事实上，面对“文革”十年带来的支离破碎的亲情关系，面对商品经济对亲情的冲击，当时民众心里最匮乏的、最渴望的其实就是充满温馨和暖意的亲情，所以，观众欣赏的过程也是寻找亲情抚慰和亲情表达的过程。因为亲情是一切情爱的母体，也是一切情爱的最终归宿，亲情在建构道德体系和人伦关系中的重要意义获得了集中阐释。然而，亲情的抒写后来成了批评家们对《渴望》诟病的靶子，该剧无度的亲情抒写一定程度上损伤了它应有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
（二）爱情的迷狂
由王朔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过把瘾》是都市言情剧中抒写爱情的一部经典之作。该剧展示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都市青年遭遇爱情时的困窘与迷茫，渴望寻找爱情和寻找的不可得构成了该剧反复传达的一个主题，可以说作品比较成功地刻画了都市中世俗爱情的众生相。如主人公方言和杜梅都向往爱情，然而爱情真正到来时一种恐惧和莫名的焦虑无端地在他们脑海中盘旋起伏。当结婚手续办理完毕后，神采飞扬的方言突然陷入了深深的不安和怀疑之中，他问道“就这些了？”此时的方言心里产生了失重感，肉体的距离也许近了，但情感审美的距离似乎远了。所以方言一时难以接受，自然在他眼里结婚证是自己爱情理想的承载者，更是浪漫生活的终结者。相比方言和杜梅的爱情故事，剧中的主要配角潘佑军、贾玲各自的爱情经历更具梦幻色彩。潘佑军在剧中至少两次踏入爱河，但每次都以没有结局的悲剧和伤感而告终，寻找与寻找的不可得似乎成了他婚姻的宿命。电视剧一开篇潘佑军口若悬河地向方言讲述自己和妻子石静之间压抑、憋闷、一潭死水般的婚后生活，紧接着石静忍受不了潘佑军的冷漠和孤独，以坠楼的方式结束了噩梦般的婚姻。时隔不久，潘佑军向方言宣布自己和一位在外企工作名叫陈雅红（玛莎）的女性结婚了，随即杜梅拉着方言去潘家接受爱的教育，没想到两人已经分道扬镳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费尽心机最后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或许可以概括潘佑军的全部情感生活，这恐怕也是20世纪90年代充满浮躁和动荡的都市爱情的一种真实写照。配角贾玲是杜梅的好友，也是方言的暗恋者，更是一个寻找爱情的孤旅者。贾玲喜欢方言，但是从没有轻易表露，而是将爱情化作友情和亲情竭力撮合方、杜之间的人生大事，贾玲一直在“无婚姻的爱情”或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中默默生活着、煎熬着。不仅如此，探讨爱情与婚姻的联系与区别、爱情生活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也是《过把瘾》阐述的重点。“性是肉体生活，遵循快乐原则。爱情是精神生活，遵循理想原则。婚姻是社会生活，遵循现实原则”，可见爱情是理想的天使，婚姻是现实的精灵，两者之间的摩擦与生俱来，正是因为两者的摩擦才给无聊的日常生活平添了无限生机，也给艺术家创作言情题材作品留下了广阔的遐想空间。
（三）婚外情的困惑
电视剧《牵手》是抒写婚外情的开山之作。婚外情是有关性或个性解放与传统伦理道德争夺地盘的问题，它作为婚姻中的一种犯规动作在东西方世界历来是遭到批判和谴责的，所以有关婚外情内容的抒写在多数艺术作品中都比较谨慎，好的范本并不多见，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触及到伦理道德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经部位。然而，《牵手》在讲述婚外情的故事中却独辟蹊径，它没有把叙事的重点放在婚外情的欲望展示上，而是将家庭伦理的传统审美价值置于故事的中心，引领民众去反思生活、相信生活、创造生活。某种意义上说，男主人公钟锐的出轨是妻子夏晓雪自我迷失的结果，这种悲剧也是爱情的理想在婚后的现实中挫败的结果，婚外情的出现责任不全在丈夫，妻子也应该反思自己的生活态度和生活哲学。
反思生活的危机不是为了抛弃生活，而是相信和创造生活，所以钟锐和夏晓雪分居后，在远距离的审视和各自变换角色的生活体验中，明白了原来婚姻中的每一个角色都不容易，任何的自我迷失都会造成家庭的震荡和不安，结尾处两人在宽容和谅解中重新踏上了创造新生活的旅途。严格地讲，是婚外情这段非常态生活教他们学会了如何生活，将婚外情作为生活启示录的审美视角值得肯定。《牵手》在塑造第三者形象时，最引人注目的创作理念是不轻易肯定和抬高婚外恋，也不随便否定和谴责婚外恋。第三者王纯是胸怀理想、初出校门的女大学生，她被钟锐的创业精神所感染，在钟锐事业和家庭的困顿期，王纯的真诚与善解人意感化了钟锐，于是一段不该萌芽的恋情意外开始了。王纯因理想而坠入爱河，也为这种不合时宜的理想深深自责，同时设身处地地为钟锐的爱人反思：“作为一个妻子，她究竟失败在哪里？”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地生活，王纯最后从理想与情感中主动解脱出来，去追逐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编导者没有把这个第三者形象做简单化和欲望化处理，王纯的情感源自个体的生活处境、理想困境和命运环境；王纯的反思是个体生命在道德氛围受阻后真感情与真性情的表达。
此外，《手机》中严守一的情人伍月也没有被类型化处理为男性欲望客体，她不仅是心疼母亲的孝顺女儿，与情人严守一的关系也只是单纯的精神依恋，且并不愿破坏对方家庭。从这个角色身上我们并没有感受到对传统意义上“小三”的厌恶感，甚至由衷地为她的隐忍和真性情产生敬意。这种“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自责和反思不失女性和母性的隐忍与宽容。这样的人物形象塑造显得既立体丰满，又真实可信。对于婚外情和第三者现象，我们应抱着审慎的态度，简单地否定与消除婚外情几乎不太可能，因为“婚姻是一种社会组织，在本性上是要求稳定的，可是，作为它的自然基础的性爱却天然地倾向于变异，这种内在的矛盾是任何社会策略都消除不了的”，在我们看来，应该对精神的婚外恋与社会的婚外恋区别对待，精神的婚外恋旨在追求个体情感理想的完善和自足，充其量是心里想想、嘴上说说而已，通常不会给家庭婚姻造成实质性的危害后果。而社会的婚外恋旨在改写或变更既有的家庭婚姻秩序，是付诸行动的实践，是对伦理道德和法制社会实实在在的挑衅。所以，应该具体地对待生活中的婚外情问题。
第二节都市言情剧审美价值的缺失
一、社会审美价值的遮蔽
社会审美价值的遮蔽主要是探讨都市言情剧在反映和聚焦生活时，是否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比较精准的把握和深入的透视，是否对社会现状与主流情绪做了真切的反映，是否对时代演进趋势和社会历史发展方向进行了比较妥帖的展望。
（一）漠视社会历史的真实性
多数都市言情剧通常将社会历史和时代主潮弱化为背景装饰，甚至视而不见。譬如，如何反思“文革”灾难的深层原因？如何面对传统和对其进行当代性的转换？如何看待商品经济对人的异化？如何观照小人物在社会转型期的处境等焦点问题在言情剧中并没有得到真实的反映，而是一味地放大和拔高情感的麻醉和抚慰功能，一味地回避现实的生存焦虑和种种不安，在情感与欲望炫目的外表下勾勒着市民社会的“理想图景”和个体生命自我逃避的“温馨港湾”。这种言情剧创作模式客观上扮演了麻醉者和“帮闲者”的角色，给都市民众正确认识现实、合理谋划生活带来了许多隐蔽的但又十分可怕的影响，无形中遮蔽或淹没了社会历史中无法回避的真实矛盾。
真实的主题是艺术作品的生命，好的主题应该能够推陈出新，能够在同类题材中有新的发现和开拓，而不是因循守旧、老调重弹。有论者认为《渴望》在主题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容置疑，但依我们看来还有诸多待商榷之处。比如《渴望》在对待“文革”与传统时态度就十分暧昧，该剧在主题构思中采取了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取巧策略：通过一段现代情感对田园情感的回望来抚慰灾难的创伤；借助一种模糊的不加审视的道德回归去慰藉民众的信仰危机；透过悲情叙事和苦难演绎的光洁表象进行着谄媚传统和迎合主流的虚假表达，将破碎的精神世界在相互的怜悯与哭诉中获得暂时的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