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在非洲都在进行什么样的媒介和电信基建项目？中国曾经宣称坚持过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精神遗产是否会在中国与非洲以及全球南方和东方国家的经济文化往来中产生影响？如Suzanne和Ribet(2009)所综述的那样，中非媒体关系问题已在英语学术界引起了关注。另外，有人曾用“中美国”这样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和美国在政治经济上的相互融合。现在，又有人提出了“中印国”的概念。2010年在新加坡召开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ICA）年会上还有一个这个主题的预备会议。但是，这样的概念有什么实质性的含义？更重要的是，后新自由主义时代国家和地区媒介政治经济对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和中国与非西方国家的传播政治有什么影响？比如，中国官方媒体曾谴责印度媒体煽动反对中国的情绪，这一说法是否有根据？如果是，印度竞争充分并高度商业化的媒体体制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最后，对于“东—南”和“南—南”间的传播与文化流动的研究不应该局限于国与国之间。民间的交往同样重要。就像中国已经在世界一样，世界也已经在中国。这其中的跨文化传播问题大有文章可做，而且这其中错综复杂的阶级、国族和种族文化与传播政治尤其有研究和实践启发意义。例如，几年前，上海闵行区一个叫西庭网球俱乐部和公寓（Shanghai Racquet Club&；Apartments）的跨国社区里的阶级歧视规则，是由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下长大的Jeremy Goldkorn先生首先在博客上曝光的。在Goldkorn的眼里，这个社区里让家政服务女工坐后排而且要给房主让座的班车制度与美国著名的种族歧视巴士——“罗莎巴士”有着相似之处（China Daily，2006年5月28日）。
在这个事例中，美国和南非反种族歧视的本地知识被用于中国反阶级歧视的实践，而在中国的“外国人”成了推进中国社会平等的能动主体。另据正在北京皮村做传播行动研究的卜卫教授介绍，2009年10月举办的新工人文化艺术节中，来自美国的中国传媒大学的访问学生Adan Avalos拍摄并播放了有关中国流动儿童的短片《我的小升初》。
很多中国的媒体人员和研究者都没有注意到流动儿童因为户口的限制面临着转学/升学和与家人朋友分离的痛苦。但Adan Avalos注意到了，并制作了短片，原因如他所说：“我是墨西哥裔，我小时候就是美国的流动儿童”（卜卫，上课讲义，2010年7月14日）。相对于没有流动体验的本国媒体人员和研究者，这位墨西哥裔的美籍学生更能在阶层上与中国的流动儿童建立起认同感。这种超越国族和种族身份的“跨地域团结”（translocal solidarity）为我们构建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和单一种族和国族身份认同政治的新国际主义或批判世界主义提供了鲜活的“生活世界”(lifeworld)例证。还有，今天，在广州，有一个知名的十平方公里之大的“非洲城”，或名“巧克力城”。
面对一些当地华人对他们的偏见和广州市政多项境外人口管理措施，非洲商人们顽强地生存着，促进着中非商业和民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海外华人社会深受西方社会“排华”政策和白人种族主义之苦，他们有深厚的抗争西方种族主义的知识积累。这些知识和经验能为我们今天面对这些非洲和来自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有色民族昭示些什么？
■超越城乡割裂，走向“新乡土主义”？
就中国大陆传播研究而言，鉴于中国东南部经济市场化程度高，西北部与世界市场经济整合程度低的现实，“向东看，往南走”，在地理上意味着向西看，往北走，将研究的视线从沿海与都市转向内地与乡村；而在社会学意义上，这意味着深入基层，进而“上山下乡”，把研究对象从都市中产阶级转移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和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方法论上，这意味着，有必要从“结构的历史”和“技术的历史”回到“人的历史”中，从无休止的制度设计的争论回到动态的历史逻辑中，关注民众在历史中的命运变迁，关注他们对结构和历史的影响（王维佳，赵月枝，2010：23）。
与“中产阶级”的形成相对应，庞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社会成果，传播学者有责任和义务对中国工人阶级给予更多的关注(Zhao and Duffy，2007；Schiller，2008；Qiu，2009，2010；Zhao，2010c)。2010年春夏间中外媒体聚焦的深圳富士康工人接连跳楼事件可以被看做是弱者以个体的身份对其生存状况的无言抗争和对生命尊严底线的捍卫。在解释与应对这一问题时，不同的知识体系体现了不同的分析立场。当然，这些不同的分析立场也隐含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如卜卫教授（上课讲义，2010年7月14日）所分析，在大众媒体报道中，心理学家将此看做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所谓的“抗挫折能力太弱”；企业家将此看做一场公关危机；政府将此看做一个社会稳定问题；管理学家将此看做工厂管理制度有待改善的问题；劳工非政府组织则将此看做劳工权利以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工人的剥夺的结果。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唯独缺少工人的声音。
这不是一个中国的“底层”会不会发声的问题，而是一个这些声音有没有被听见的问题。在由北京新工人艺术团于2010年5月28日举办的“悼念富士康工友”民谣义演上倾听了工人们自己的声音以后，卜卫教授意识到，这些新工人文化活跃分子甚至不需要就这个事件创作新歌，因为，“在以往的歌曲中，他们已经唱出了富士康那些年轻生命的故事，只要你去仔细倾听”。她接下去写道：要求“生命尊严”，却要以生命为代价，社会才能关注他们，这何等惨烈！不仅是跳下去的工友，还包括“讨薪跳楼秀”、工伤的“开胸验肺”等，都是以生命或年轻的身体做代价……不少媒体报道以“十连跳”、“十三跳”为标题，在这里生命不仅被看做一个个冰冷的数字，而且还将人的生命戏剧化成耸人听闻的“新闻”……应该反省的，不是青年工人的抗挫能力，而是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给青年工人制造的“挫折”——让他们的工资不足以养家，让他们无法在城市安身，让他们成为挣钱的机器，而没有让年轻工人看到希望；应该反省的，不是一个工厂的管理制度，而是以牺牲移民劳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及其制度性的冷漠和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沉默。（卜卫，2010c）而一年前发生在中国老工业区东北的令人触目惊心的“通钢”（通化钢铁公司）事件，则印证了对大陆城市工人阶级主体性和主体意识从传播与文化研究角度进行分析的紧迫性。2009年7月24日，在吉林通化钢铁公司总经理陈国军宣布由吉林省国资委支持和许可的通钢私有化方案后，数千通钢工人聚集反抗私有化以至最后将陈殴打致死。我们没有必要为暴力和残杀开脱。